还有一个父亲要求将亲生儿子断足流放到蜀郡边远地，叫他终生不得离开流放地。刘宋法律，“母告子不孝，欲杀者皆许之。”唐时李杰为河南令，有寡妇告子不孝，其子虽然并无不孝行为，但云：“得罪于母，死所甘分。”李问寡妇是否后悔，寡妇日：“子无赖，不顺母，宁后悔乎？”父要子死，子不死为不孝，不孝还是必须死。这样，伦理上的“父要子死，子不得不死”就得到了法律上的保障。这就是封建法律所维护的父权。清代父母还有呈送发遣之权，即要求官府将其不孝子女发配之云贵或两广。这一类的犯人为常赦所不原，但若父母呈请，则可望得到释放，“凡触犯祖父母、父母发谴之犯，遇赦，查询伊祖父母、父母愿令回家，如恩赦准其免罪者，即准释放”，以顺衰老之情。从清代遗留的案牍中，可以看到父母呈送触犯之案多系情节较轻者，大抵是因不服管束、酗酒滋事、出言顶撞或偶缺供养、窃父母钱财一类小事。父母借助法律的力量，可以剥夺或给予子孙身体的自由。于此可见，个人是完全属于家族、属于父母的。
除了法律条款的明文规定外，引经决狱、原心援情定罪量刑的法律操作活动，也无不以孝道为准绳，即所谓为孝屈法。《旧唐书》
说：“《王制》称五刑之理，必原父子之亲以劝之，慎测深浅之量以别之。”如唐长庆二年，对为救父而杀人的康买得一案，即原于孝道而从轻发落：“康买得尚在童年，能知子道，虽杀人当死，而为父可哀。从沉命之科，恐失原情之意，宜付法司，减死罪一等。”《明史？
刑法志》也说，立法断案要“原父子之情，立君臣之义以权之者也。”
对一些出于孝道却触犯法律的案例，司法官员在决狱时，往往曲法全孝，或以疑狱上报，最终多得到宽宥赦免。接下来就要讲到的为父复仇问题中，更突出地表现了法律对孝道的屈就。
（第三节传统法律对“不孝”的惩罚
与“孝为百善先”的伦理观念相对应，有“罪莫大于不孝”的法律意识。因而，惩罚“不孝”，就成为保护孝道的一项重要的法律内容。
资料显示，在中国这个古老的宗法制农业文明国度里，以“不孝”为罪，并对不孝行为实施法律上的制裁，是很早的事情。迄今为止，商朝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有成熟文字可考的朝代。《吕氏春秋？孝行览》引《商书》说：“刑三百，罪莫大于不孝。”如果此说可引以为据的话，则说明商朝已经定“不孝”为罪，只不过这时“孝”的对象不是祖父母、父母，而是已死的祖先神而已。从神治时代的殷人对于鬼神的毕恭毕敬、诚惶诚恐推测，殷人对亵渎祖先神的不孝行为施以最严酷的惩罚，是完全合乎逻辑的。西周时期，“尊尊”、“亲亲”既是周礼的基本原则，也是立法的指导思想，所以“孝”自然也就既是伦理道德规范，又是法律规范。而且，由于西周主要依靠以孝为基础的宗法道德来维护其世袭统治，所以“不孝不友”被看作“元恶大怼”，罪大恶极，要“刑兹无赦”，如《周礼》列“不孝”为“乡八刑”之第一刑，从而开创了以刑罚手段来维护宗法伦理的先例。
先秦儒家继承了西周宗法道德以孝为本的基本精神，一方面把“孝”提升为众德之本、百行之先，另一方面，视“不孝”为大逆不道，宣称“五刑之属三千，罪莫大于不孝。”法家也主张以威严、暴力等高压政策来“禁暴止乱”，包括以法律手段惩戒不孝，维护社会等级秩序。秦建立后，沿着严刑峻法的方向将法家学说推向极端，秦始皇独操权柄，对不忠不孝者自然不会心慈手软。《睡虎地秦简？法律答问》中就有不孝罪处死的规定，殴祖父母、曾祖父母，“黥为城旦舂”，即受黥刑并到筑城的地方舂米五年。当然，秦律处死或重惩不孝，只是为了威吓儿子服从父亲，以利于安分守己地耕战纳租。由两汉至于清代，历代封建王朝都竞相标榜以孝治天下，并从立法和司法实践上致力于礼法结合，所以“不孝”就被正式定为罪名列入律书。汉代萧何所作《九章律》祥细内容已不可考，但汉律中有不孝罪却证据确凿。汉武帝时，太子爽等人“坐告王父，不孝，皆弃市”即为其例；考古发现证实了文献记载的准确性。
《江陵张家山汉简（奏谳书）》中载有关于处置“不孝”的律文：“孝人不孝，次不孝之律。不孝者弃市。弃市之次黥为城旦舂。”这显然是对秦律的继承。由此看来，《礼记》所言“五刑之属三千，罪莫大于不孝”当为时人及后人的普遍观念。魏晋以“不孝”罪名处死或贬谪者更是比比皆是。《魏书》载，高祖十一年诏日：“三千之罪，莫大于不孝。而律不逊父母，罪止髡刑，于理未衷”，遂加重了对“不孝”罪的处罚。南朝刘宋律规定：“伤殴父母，枭首；骂詈，弃市；谋杀夫之父母，亦弃市。”北齐律首创“重罪十条”，纳“不孝”罪于其中第八，成为“十恶”之罪的雏形，也是后世法典的重要内容。北周、陈律中也都有“不孝”之罪。隋<开皇律》正式确定了“十恶”之罪名，“不孝”列第七。此后“不孝”就成为“十恶不赦”的重罪，标明于卷首的名例中，“五刑之中，十恶尤切，亏损名教，毁裂冠冕，特标篇首，以为明诫。”
唐、宋、元、明、清各代都沿用“十恶”罪名。《唐律》中，“不孝”
仍被列入“十恶”罪之第七。《唐律疏议》明确地规定了“不孝”的内容及相应的刑罚，即下列几项：
1．“告言、诅詈祖父母、父母。”
子之事亲，有隐无犯。若父母有违失，理当谏诤，无使其陷于罪恶。所以，《唐律》规定，除祖父母、父母犯有谋反、大逆、谋叛等罪可例外开禁之外，至若其它罪责，子女若忘情弃礼而告祖父母、父母者，处绞刑。元英宗时，斡鲁思攻讦其父母，驸马许纳的儿子速怯告揭发其父亲谋反、母亲跟人私奔，英宗日：“人子事亲，有隐无犯。今有过不谏，复讦于官，岂人子之所忍为？”遂下令斩首处死。明清律对子孙控告尊长的所谓“干名犯义”罪的处罚较前代稍轻，诬告论死，得实则杖一百，徒三年。值得注意的是，法律还规定，虽然控告尊长、干名犯义的子孙要受刑，但被告的尊长则同于自首而免罪。这就使子孙可以为免陷亲于刑戮，不惜以身触犯告言父祖之律，换句话说，这就给子孙以死救亲尽孝提供了机会。法律为保护孝道，真可谓殚精竭虑、面面俱到了。子孙詈骂祖父母、父母者，也要处以绞刑。明、清律甚至把“骂詈”专列一门，不仅骂祖父母、父母者绞，连妻妾骂夫之祖父母、父母者也“并绞”。
2．“诸祖父母、父母在，而子孙别籍、异财者，徒三年。”
《礼记》上屡屡提到“父母在，不有私财”，禁止子孙拥有私有财产，可以说是儒家礼治的一贯要求。《唐律疏议》认为，子孙本应出告返面，就养无方。若有异财、别籍，则“于情无至孝之心，名义以此俱沦，情节于兹并弃”，所以罪恶难容。宋代有时处罚更重，可以论死。明律在这一条上稍微宽松些，经祖父母、父母告诉始受理，且只是杖一百，清律杖八十。同居卑幼若无家长应允，擅自使用家庭财产，要按所动用的财物的价值当笞杖之刑。为保护家长财产，《大清律例》还特别规定：“有服卑幼图财谋杀尊长、尊属，各按服制依律分别凌迟、斩决，均枭首示众。”
3．“若供养有阙。”
赡养父母乃是孝道的基本要求，如果家道“堪供而故有阙”，能赡养父母却不尽为子之道，只要“祖父母、父母告，乃坐”。
4，“居父母丧，身自嫁、娶，若作乐，释服从吉。”
“作乐”指自己或遣人击钟鼓、弹丝竹之类；“释服从吉”指丧制未终，就换衰裳为吉服。依据唐律，居父母丧的二十七月内，身自嫁、娶者，徒三年。释服从吉、忘哀作乐，徒三年，即使遇乐而听者，也要杖一百。居父母丧生子，即在居丧的二十七月内妊娠生子者，以及兄弟别籍异财者，徒一年。
5．“闻祖父母、父母丧，匿不举哀，及诈称祖父母、父母死。”
由于父母之丧“创剧尤切”，所以“闻丧不举”之罪流二千里。
若诈言余丧不解官居丧，则徒两年半；妄称祖父母、父母死，徒三年。若祖父母、父母犯死罪，被囚禁，而子孙及妻妾作乐者，以其不孝、不义罪而徒一年半。
6．殴毙祖父母、父母，杀无赦。
“十恶”中的第四条“恶逆”，是情节最为严重的不孝行为，即殴打及谋杀祖父母、父母，“父母之恩，昊天罔极。……五服至亲，自相屠戮，穷恶尽逆，绝弃人理”。甚至连“诅欲令父母死及疾苦者”，也“以谋杀论”，为“恶逆”罪。犯此罪，除元律规定殴伤者处死刑外，各代都是不论故杀误杀，不论有伤无伤、伤势轻重，只要有“殴”、“杀”的行为，一律斩而不赦。如清律规定，“凡子孙殴祖父母、父母案件，审无别情，无论伤之轻重，即行奏请斩决。”若殴父母致死，元、明、清律加至凌迟处死。唐宋明清律，过失杀父母者，流三千里；过失伤者徒三年。乾隆时定例，过失杀父母者立绞；殴死父母者，即使已经畏罪毙命，也要以尸示众。同时，明律规定，若子孙威逼祖父母、父母致死，则依殴祖父母、父母罪问斩。清律更具体地规定，若因子孙触忤干犯以致祖父母、父母自尽者，斩决；若因违反教令而使祖父母、父母轻生者，绞候。有这样两个在我们今天看来匪夷所思的案例：
某甲因不听母亲喝阻，其母欲禀官送究。甲苦苦哀求，其母不允。赴县呈控后，其母又追悔莫及，投井自尽。甲因此而被判绞监候。
刘某平日极为孝顺。其母索要非分之财，刘某力谏不果，遂私自凑钱退还，其母得知后羞愤自杀。按律应拟绞。后来实因情有可原，才“照违犯教令致母自尽例量减一等，杖一百，流三千里。”
即使父母并非故意寻死，只是无意跌毙，只要起因于子孙，子孙也仍要负同样的刑事责任。这是所谓“天下无不是的父母”的伦理观念在法律领域的典型体现。
综观历代法律，对不孝罪的处罚，皆采取加重主义的原则，即所谓“‘君亲无将，将而必诛。’谓将有逆心，而害于君父者，则必诛之”。凡有狱讼，必先论其尊卑上下、长幼亲疏之分，而后才听其曲直之辞，对于以下犯上、以卑凌尊者，都严惩不贷。例如依前所讲，骂人在常人不算什么，但骂祖父母、父母，则要处绞；常人过失杀伤罪可以收赎，但子孙过失杀伤祖父母、父母则科以重罪。皇帝在对不孝罪的申报批复中也往往任意加重刑罚。如唐代京官李均、李锷兄弟，二十余年不回故里，母死不报，被宪司上报后，皇帝令处以当时早已经废止的车裂之刑。这正是儒家家族主义、伦理本位原则在法律领域的体现。
最后，特别要强调的是中国古代的家法族规。家庭、家族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基本构成单位，法律赋予族长、家长以治族、治家的特权。《唐律疏议》开篇总论就引古语日：“刑罚不可弛于国，笞捶不得废于家”。家法族规同封建国家的法律本质上是一致的，即所谓：“家之有规犹国之有典也，国有典则赏罚以饬臣民，家有规寓劝惩以训子弟，其事殊，其理一也。”家规族法除了维护家族内部秩序、调整族里关系、履行国家的包括法律义务在内的诸项义务外，还用严厉的惩罚手段从道德思想上控制着家族成员循规蹈矩，不犯上作乱。在维护孝道方面，有时甚至起着国法所不能代替的作用。特别是在政权鞭长莫及的的法律真空地带，如闭塞的边隅山区，家法族规更是惩治非礼、禁恶扬善的主要手段。其中最突出的是对不孝的处罚。例如安徽《刑氏家谱？家规》日：“若有不孝舅姑、不和妯娌，……必惩之。”《江西临川孔氏支谱家规条例>：“诛不孝。不孝之罪：游惰、博奕、好酒、私爱妻子、货财与好勇斗狠、纵欲，皆不孝之大。一经父母喊出、族长察出，重责革并，犯忤逆，处死。”借助法律的强制，家与国进一步沟通，伦理和政治进一步结合，家（族）长既是家族内的立法中，又是裁判者，父权和族权完全成为专制王权的缩影。
（第四节 为父复仇：情与法的冲突
礼法都是维护封建宗法等级制度的工具，出礼则入刑，即举凡悖礼、违礼的行为，也就是违法的行为。这表达了情与法、刑与礼的统一，也是法律儒学化的旨归。但是，法律和伦理同归而殊途，它们毕竟分属于两个领域，具有不同的形式、标准和特点。法律规范注重人的社会性，旨在调整普遍存在的一般社会关系；伦理规范则适用于特定的伦理关系，并赋予关系人一种超社会的亲情义务。
因而，伦理和法律在实现各自功能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冲突。历代法律，尤其是《唐律》，把以礼人律作为解决亲情与法律冲突的基本途径，并用一系列法律条文规定作为处理孝道与国法矛盾的基本模式。但是，繁缛的律文在多样复杂的现实面前黯然失色，一切努力都不可能从根本上消解矛盾的客观、必然存在。为父（母）亲复仇，就是典型的虽违法却合礼的行为，它集中体现了家族与国家、孝道与国法的对立，是一个令历代统治者都伤脑费神，却始终没能完满解决的棘手问题。
一、血亲复仇的渊源
“复仇是一种野生的裁判。”复仇的观念和习惯，普遍地存在和流行于原始社会和古代社会中，由个人复仇到家与家、族与族之间的复仇，规模大小不一。远古时期，复仇甚至是一种为子者责无旁贷、义不容辞的神圣义务，例如印第安人的复仇观念如同宗教信仰一样牢固而神圣；在古代的斯堪的纳维亚，子不报父仇，是不能享受继承权的。历史上的希腊人、希伯莱人、阿拉伯人、印度人都允许复仇；古代许多国家象罗马、英国、法国、意大利、日本也都曾有过准许复仇的法律。其所以如此，原因在于，在一个缺乏政治力量维持公正的社会中，只能允许私人自行平冤矫枉，“以直报怨”，寻求公正的赔偿。因而复仇本身就带有正义的性质。当国家的权力发达到足以主持公道、限制自救时，禁止复仇的法律才会出现。
中国的情况也不例外。血亲复仇是中国古代社会中一种常见的社会习俗，它以血缘关系为基础，是约定俗成的正当报复行为。
上古时代的文献中依然保留着许可复仇的记载。唐代韩愈说：“伏以子复父仇，见于《春秋》，见于《礼记》，又见于《周官》，又见于诸子史，不可胜数，未有非而罪之者也。”西周宗法制度的确立和完善，不仅使作为氏族社会孑遗的血亲复仇之风延续下来，而且使之得到了伦理道德的合理性说明，得到了国家政权和法律的合法性保护。《周礼》对于报仇有专门的规定，有法定的手续，即只要事先到朝士处登记仇人的姓名，然后再杀之，就可无罪（反复复仇者无效）。西周还设有专司避仇和解的官职。《周礼》云：“父之仇，辟诸海外；兄弟之仇，辟诸千里之外；从父兄弟之仇，不同国；君之仇视父，师长之仇视兄弟，主友之仇视从兄弟。”《周礼>同时还规定“凡杀人而义者，不同国，令勿仇，仇之则死。”复仇的原则一般是：
父不受诛即父罪不当至死而死，为子是可以为父复仇的，如伍子胥躬耕待时，志在雪父兄之仇；父受诛即父若犯死罪，则不准复仇，否则必然招致反复仇杀。法律的许可，更助长了一直延续不绝的复仇风尚，至战国后期，复仇依然蔓延风行于东方诸国。孟子所谓的“杀人之父，人亦杀其父；杀人之兄，人亦杀其兄”就是对当时复仇状况的真实描述。唯有法家强调国家法律高于一切，坚决反对复仇。及至重刑法而轻经义、行专制而蔑人伦的秦一统天下，给奴隶制宗法制以毁灭性的打击，一度使与宗法制相伴的复仇风尚几近灭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