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唐时期国内民族关系增强，对外关系因采取开放政策日趋密切，国际交往频繁。曾被史家称道的“贞观之治”到“永徽之治”长达30年之久。孙思邈就是在此黄金时代，于公元627年奉唐太宗之诏第一次居住长安（627—631）。太宗“嗟其容色甚少，故知有道者诚可尊重，羡门、广成岂虚言哉。将授以爵位，固辞不受”。“显庆四年，高宗召见，拜谏议大夫，又固辞不受”。第二次居长安（659—674）长达16年之久。虽不为官，却是皇帝贵宾。孙思邈可以读到比其他人都多的医学书籍。特别是自汉哀帝元年，大月氏国（今伊犁河上游）国王派伊存来长安输入佛学，口授佛经于博士弟子景卢以后，从此佛学不断进入中华大地。南北朝陈武帝永定元年（558），攘那拢陀罗与那耶舍合译的《五明论》传入中国，其中“医方明”就是古印度的吠陀医学。从此丰富的吠陀医学就伴随着佛教也传入我国，但其影响范围很小，仅局限于长安一带。当然孙思邈在“青衿之岁，高尚兹典”，“一事长于己者，不远千里，伏膺取决”，“志学之岁，驰百金而徇经方”的情怀下，能不对“医方明”不读吗？何况孙思邈同释道宣“结林下之交。每一往来，议论终夕”。同宣律师过往甚密，并书《华严经》750部。就连唐太宗欲读佛经时，都请教孙思邈。可见其对佛教典籍的精通。
佛教有“净心”、“净口”、“净名”、“无垢”的净身。孙思邈所以将其运用到医学中去，先使病人机体内外荡涤得一干二净，运用汗泄、吐掉、排泻、放血四法。病人身净后，用药治疗才能佳效。所以在《千金要方·脾脏下·热痢》中，引进了“下之”、“急下之”、“更下之”等九个排泻法。其理论为“欲疗诸病，当先以荡涤五脏六腑”。“开通诸脉，治道阴阳，润泽枯朽”。吠陀医学有“地水火风，和合成人”的“四大”学说，这同我们的阴阳五行学说，是完全不同的两个理论。但孙思邈巧妙吸收引进，将“四大”用五行来接轨：火隐射心、水隐射肾、风隐射肝、地隐射脾，很好地洋为中用了。“四百四病”又是吠陀医学的特色，即认为人体有101种病，“四大”有四个101种，合起来为404种病。这个学说孙氏引用较多，如《要方·序例·诊候》“四气合德，四种安和”；《要方·养性·道林养性》“将知四百四病”；《要方·养性·调气》“计成四百四病……冷热风气，计成四百四病，病有四种，一冷痹、二气疾、三邪风、四热毒”；《翼方·万病·耆婆治恶病》“疾风有四百四种”等等这种理论。显然他接受了天竺医学理论“四大不调”，“百一病生”。对中医来说根本无法融合，但他使用了这样的接轨方法，即“百病不离五脏，五脏各有八十一种疾”之法将二者融合，的确以八十一乘以五脏的“5”，得数为405，虽多了一个“1”，中国数学向有“缺则积而闰之，余则舍而去之”，那么恰巧为404。
孙思邈对天竺五舍城名耆婆（耆域）在“两方”中屡次提到，更欣赏“天下物类，皆是灵药，万物之中无一物而非药者”。将其郑重地引用著作中，藉以启发寻找新药。他在“本草”中就新增了不少新药物品种。在“万病”中载记了“耆婆治恶病”医论7首，引用药方万病丸、大白膏、大黑膏等方10多首。又载“阿伽陀圆万病”方、“阿伽陀药王诸种病及将息服法”等。同时，孙思邈还全盘引入天竺国婆罗门法的按摩18势操作的全部过程。而且孙思邈还大量涉猎了外国医学精方，如波斯的“牛乳汁虚方”，大秦（罗马）“悖教汤”，匈奴的“露宿丸”，西州的续命汤、蛮夷酒，西戎的底野迦等。
孙思邈这种积极吸取国外医药科学的思想是前无古人的，其精神是难能可贵的。难怪清代徐大椿惊呼“仲景之学，至唐而一变”，就连清宫廷超级大臣、洋务派头头李鸿章（1823—1901）在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美华书馆发行第三版《万国药方·序》中：“汤液酒醴，更极精翔……思邈千金之体，以便循省。倘学者合中西之说而会通，以道于至精至微之境于医学，岂曰小补。则君嚆矢之功，其寿人寿世，讵可重欤。光绪十六年（1890）九月，合肥李鸿章序。”洋务派的头脑是崇洋的，为什么他在中国历代以来名医灿若群星，却独独点名孙思邈，他比我们更清楚孙思邈《千金方》的体裁内容，并欣赏推崇为“嚆矢之功”，其“功”在哪里呢？当然是中外医学的结合会通了。连医药学方面的局外人都视孙思邈为“则君嚆矢之功，其寿人寿世，讵可重欤”！孙思邈开创中外医学结合的新纪元，不仅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而且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