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社会流动的含义、类型及条件
社会是分层次的，这种分层的结构就是社会结构的阶层化现象。社会分层状态又是不断变化的。实际上，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化过程就是社会分层的变迁过程，而社会分层状态的变迁又表现为社会流动。社会分层研究是要横向地分析和勾画社会结构分化的状态、形式与性质，以及社会各阶层之间的互动关系和秩序，这是一种静态的描述。社会流动研究则要考察社会层次结构分化的时空范围、方向、速度及其机制，这是一种动态的把握。不过，无论是在理论思辨上还是在实证考察中，这两种研究是相互补充的，社会阶层化或者叫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这种互补性正表明了二者之间的最基本的内在联系：一方面，有了社会分层现象，才有社会流动的需要和可能；另一方面，社会流动一旦在分层的基础上产生，就会对社会分层产生反作用，促进社会结构的进一步分化与①本节有关社会流动的基本理论参考和引用了郑杭生主编：《社会学概论新修（修订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23～328页内容。
一、社会流动的含义所谓社会流动，是指人们在社会关系空间从一个地位向另一个地位移动的过程。由于社会关系空间与地理空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一般把人们在地理空间中的流动也归人社会流动的范畴。但是，这种地理空间流动只有在引起人们社会地位的变化时，才真正具有社会流动的意义，从个体的角度看，个-在社会中占据着多重社会地位，这些地位组成他的社会地位结构，因此，广义的社会流动就是个人社会地位结构的改变。个人的多重社会地位并不是同等重要的，其中有的地位最为重要，叫做首要地位。在现代社会中，一般认为，职业地位无论对于社会还是对于个人来说都具有非常大的意义。就个人而言，职业地位是个人地位结构中起主要作用的地位，因此狭义的社会流动常常指人的职业地位的改变。
尽管社会流动是个人行为，但它不仅对个人有意义，而且对整体社会结构也产生影响。即使互换对流性的社会流动没有改变整体社会的地位结构配置状况，但其速度、比率也还是会影响社会结构的性质以及社会运行的状态。
二、社会流动的类型
社会流动是多种形式交织的复杂的社会行动。为了分析方便，人们对社会流动进行分类，而且根据划分角度的不同，可以有不同的分类。最常见的社会流动分类有水平流动与垂直流动、代内流动与代际流动以及结构性流动与非结构性流动。
（一）水平流动与垂直流动这是根据流动的方向划分的社会流动类型，反映了个人在某个社会阶层内部或各阶层之间的流动。具体地说，水平流动是人们在同一个社会阶层内部的位置转移，即从一个社会位置移到另一个同等地位的社会位置的过程。水平流动一般发生在地区之间和单位之间，有时也表现为产业或行业之间的流动，如人们的职业结构的变化，从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等。
水平流动往往也会给个人的社会地位带来某种差异，但一般而言，水平流动很少会使个人的社会地位产生实质性的改变。
垂直流动是指人们在同一分层结构体系中的不同阶层之间的流动，是从一个社会位置移动到另一个地位高低不同的社会位置的过程。垂直流动的方向和速度较多地引起社会学家的研究兴趣，因为无论是个人的社会表现还是整个社会的结构性质，都会受到垂直流动的影响。
垂直流动又可分为向上流动与向下流动两种。向上流动指流人层次高于流出层次的社会流动，而向下流动则指流人层次低于流出层次的社会流动。因此，向上流动表明个人或群体的社会地位的相对提高。这是人们最为关心的流动形式。向上流动的机会受高层位置的数量与追求这种位置的人数之比的影响。也就是说，影响和制约向上流动的，既有社会方面的因素，也有个人方面的因素。社会方面的因素包括科技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结构分化水平、工业化水平、教育水平和结构、人口构成等。一般认为，工业化是促进社会流动的最直接因素。
向上流动一般具有积极的社会作用，既有助于个人提高社会地位，又有助于社会结构的进步。
向下流动有三种类型或三种原因。第一种是非个人原因的结构性向下流动，例如，经济危机或社会动荡引起社会结构向不良方向分化，导致一部分人失业或转向社会地位较低的行业或职业；第二种是正常的社会退位，如退休等；第三种是惩罚性的向下流动，如个人被罢官、免职、开除公职等。
在研究一个社会的分层结构的性质时，首先要确定该社会有没有垂直流动。一般认为，如果一个社会没有或很少有垂直流动，那么该社会就是一个分层体系封闭的社会，如印度的种姓制度社会。中国封建社会的分层体系是半封闭式的，在和平年代，除了参加科举考试外，人们基本上没有其他的向上流动途径。与封闭式分层体系相反的社会，就是分层开放的社会。
（二）代内流动与代际流动这是根据不同的参照基点而对流动进行的划分。代内流动是指个人一生中的社会地位升降变化。一般以职业作为社会地位的基本特征，以个人最初的职业为参照基点，以最后的职业为终点，比较这两个时点上的职业的地位差异，进而考察个人的社会地位变动之所以发生或不发生的原因以及个人地位变动的规律。
代际流动是指发生在两代或两代以上的人之间的社会地位变化。一般也以职业等作为地位特征。比较父母与子女在同一年龄时的职业或其他地位（大多数研究都集中于比较父亲与其子女在同一年龄时的职业或其他地位、J，从而确定，与第一代人（父母）相比，第二代人（子女）的社会地位有无提高，并努力从中找出变动的原因与规律。这种研究特别重视父母的教育程度和职业对子女社会地位的影响。
（三）结构性流动与非结构性流动（自由流动）结构性流动是指由于社会结构的某些层面发生变化而引起的流动。例如，产业结构、所有制结构、城乡结构、职业结构、教育结构乃至人口结构的变动所引起的人们在不同产业间、所有制单位间、职业间的社会流动，都是结构性社会流动。这种流动一般都具有规模大、速度快、变动急剧的特点，因而最能够给社会分层体系注入活力，促进社会分层结构的合理化。在结构性的社会流动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科技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结构的变动所创造的大批新职业和新职位。
结构性流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提高人们的社会地位。一种方式是提供改变职业和职位的相对流动机会，提高人们的相对社会地位；另一种是在即便没有相对流动机会的情况下，通过提高全民的教育水平和收入水平，改善整个社会的工作条件等，使整个社会结构不断进步，从而提高人们的绝对社会地位。
非结构性流动（又叫自由流动）是由于个人原因而造成的地位变化。从一个社会的自由流动状况，可以了解到该社会的各层次之间是否开放与开放程度的大小，以及人们在选择、获取社会地位方面有没有平等的竞争机会。
（四）社会流动的条件这里所说的“条件”，实际是指影响和制约社会流动的主要因素。任何一种社会流动。都是在具体的社会经济政治条件与个人条件的相互作用中实现的，因而要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大致可以把各种影响因素分成两大类：一类是社会因素；另一类是个人因素。对于这两类因素所造成的不同流动类型的原因，前面实际上有所涉及。
1.社会因素
（1）社会各层次之间的开放程度。如果一个社会通行等级制原则，把社会成员绝对地固定在某一个社会位置上，地位等级之间界限森严，在这个社会中就会形成封闭的、固定的分层结构。在这种结构中，人员的流动只限于同一等级内，等级间几乎不存在交互流动的可能性。印度的种姓等级制就是封闭而固定的社会分层结果的典型，中国古代的世袭制也与此相类似。一般而言，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开放程度高，社会流动易于发生。
（2）社会继替规则。所谓社会继替规则，是指在分层体系结构不变的条件下，社会位置的出缺与填补的原则和规范。在分层社会中，个人要获取或改变一定的社会地位，就必须到既定的分层体系结构中去寻找相应的位置，而他能找到什么样的位置和怎样得到这个位置，则取决于社会的继替规则。社会继替规则包括获取一般社会地位、职业地位和职位等方面的规则。
获取一般社会地位的规则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世袭规则；另一种是自致规则。世袭规则规定社会地位的获得依据是与生俱来的先赋条件，如出身门第、身份等级、亲属关系、种族归属、宗教信仰、继承权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其他生活条件。这种规则显然把流动的权利限定在世袭的等级集团内部。自致规则则承认个人的后天努力，个人可以依靠自身的条件和努力争取某种社会地位，并且依据自身条件的变化变动到相应的社会位置上去。显然，自致规则把流动的机会扩展到社会分层体系的诸多方面，涵盖所有具备流动条件的个人。
职业继替是社会继替的最主要形式和内容。继替的规则除了反映一般社会地位的继替规则的内容外，主要包括就业制度和就业政策。就业制度和就业政策直接规定着社会成员获取和改变职业的方式与可能性。
与职业继替规则相连的是职位继替。分层体系中的每一个社会职位，都规定着获得该职位所应具备的角色条件，如年龄规定、性别规定、教育程度以及工作经历和技能规定等，个人只有在符合这些规定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向该职位流动，否则流动就会中止或失败。这就是职位继替规则。
（3）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流动的最重要的原因。生产力的发展必然创造出新的职业和职位，从而增加社会流动的机会，改变人们的社会位置。当然，生产力的发展在地区之间、组织之间会出现不平衡，这种不平衡又必然会诱使人们向经济和社会都更先进的地区和部门流动。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力的发展必定会同时对一个原有的职业一职位继替规则以及人们的价值观念等产生强有力的冲击，从而改变这些规则和观念，形成新的规则和观念。
（4）社会制度与社会政策。影响职业继替的社会制度和政策主要有就业制度和政策等。实际上，现实的社会流动是制度规范的产物，诸多社会制度和政策都影响和制约着流动的万向、数量和速度。在中国，影响人们社会流动的最主要的社会制度和政策有户籍制度、人事管理制度、劳动用工制度、招生招工制度、离退休制度、住房制度以及教育制度。
（5）文化价值观念。在影响社会流动的诸多社会因素中，文化价值观念具有特殊意义。上述各种因素都具有一个共同的作用，即影响和制约社会流动机会的大小。然而，流动机会只是实现流动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有了流动的机会后，还需要社会成员有内在的流动欲望、素质能力和行动，流动才能实现。例如，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一些非常贫困且当地土地和就业机会都十分缺乏的农村地区，农民流动的情况很不一样。有的省区（如四川、贵州、河南、安徽等）的农民大量外出到城市或其他地方去务工经商，寻找新的职业和就业机会，而有的省区（例如青海、云南、山西等）的农民则很少外出打工。
这种现象与关于人口流动的“推拉理论”并不一致。在进行比较研究后人们发现，在影响农民流动的因素中，不仅有经济因素和社会因素，还有文化价值观念方面的因素。文化价值观念的作用，就在于影响和制约人们的流动欲望及其对流动所抱的基本态度。具有这种作用的文化价值观念，主要有社会流动观、社会职业观和社会竞争观。
社会流动观是人们对改变生活的地域环境和社会地位的基本态度，受人们的社会生活环境、生活方式和传统观念影响，决定人们的流动欲望和流动需要。社会职业观包括人们对职业的社会评价，即职业声望和社会流行的就业风尚。职业的社会声望除了受职业自身的条件，如职业环境、职业功能、职业待遇、职业的社会资源等因素影响外，还受社会舆论对职业取向的引导影响，它们共同决定着职业吸引力的大小和人们的择业倾向。就业风尚则反映社会某一时间共同的择业倾向，也影响着社会流动的方向。社会竞争观则是人们对社会流动的方式或途径的基本看法。合理的社会流动向人们提供流动的均等机会，但均等机会又需要通过平等竞争的途径来实现。因此，有没有社会竞争的意识，同样决定着社会流动实现的可能和实现的程度。
2.个人因素影响
社会流动的因素不仅有社会因素，还有个人因素。个人因素包括先赋性因素和自致性因素两个方面。先赋性因素是指不需要通过任何个人努力而先天具有或自然得到的社会特性，包括籍贯、出身、亲属关系、性别、户籍、种族、民族、体质、外貌、年龄等。自致性因素是通过后天努力得到的，它包括知识、技能、成就等。这些个人因素在具有不同历史条件和不同文化背景的社会里，在不同的社会因素特别是结构性因素的作用下，具有不同的社会意义，因而对个人的社会流动也具有不同的影响和制约力。个人因素最终要通过社会因素起作用，对社会流动产生影响。
（第二节社会流动的合理性与理想类型
一、合理的社会流动的标准社会流动有合理与不合理之分。合理的社会流动可以缓解由于分层可能带来的社会矛盾，保持社会稳定，促进社会竞争，推动社会发展。不合理的社会流动则有可能引起社会矛盾、冲突，阻碍社会发展。那么，什么样的社会流动是合理的呢？
社会流动的合理性涉及社会流动的量和质两个方面。
从量的方面来看，合理的社会流动是充分而适当的社会流动。充分是指，一个有活力的社会应该具有大量的社会流动，这样才能使社会位置不断出现空缺，使处于不同社会位置的人有机会改变自己的社会处境，让社会成员感到有希望，使社会充满活力。适当是指，社会流动要与社会地位的空缺数相适应，而不是简单地要求社会流动越多越好。
社会流动的质的合理性是判定社会流动是否合理的关键。
第一，社会流动的质指向社会流动的根据，即一个社会成员是凭借什么开始社会流动的。换句话说，填补社会空位的人是根据什么原则和标准产生的。社会地位的空缺只是为社会流动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到底哪些社会成员能够占据这样的位置，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规则，一般包括先赋性与自致性两种。合理的质首先应该体现自致性规则，即社会位置对人的选择依据个人自身的品质、知识、技能、兴趣及成就，而不是依据个人与生俱来、不需要通过努力就获得的东西，例如家庭出身、家族关系、种族及宗教信仰等。第二，社会流动要体现社会平等，主要是机会平等，即任何社会位置都要向所有符合条件的人开放，而不是只向其中一部分人开放。第三，社会流动还要体现保护弱者的原则，保持社会流动的连续性，社会结构不至于出现断裂。政府和社会有义务保护一部分因为各种原因处于弱势地位的社会成员恢复、寻求社会流动的能力，否则社会就会陷入“弱肉强食”的状态。
二、现代社会理想的社会流动机制从社会流动的角度看，现代社会应该是阶层结构开放的社会，即不同社会阶层的成员可以自由流动，较低阶层的成员可以向上流动，上升到较高阶层；较高阶层的成员也有可能向下流动，下降到较低社会阶层。这种社会流动是以社会职位的空缺为导向、以成就规则为根据、以机会平等为前提的。为了保证阶层结构的开放性，社会流动应该建立在市场机制基础之上。职业和现代学校教育是实现社会流动的最主要的阶梯。
而所有引起、促进或阻碍社会流动的条件和环境就是社会流动的机制。社会流动机制并不是完全自发形成的，它需要政府进行适当的规划和引导，政府通过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以及政策使有能力的人能够获得好的职业地位，同时保护弱者的生存和发展权利。
从理论上看，现代社会与社会流动关系最为密切的制度有三个，它们是就业制度、收入分配制度以及教育制度。就业和收入分配制度与人们的社会地位和社会流动的联系是直接的，而教育制度与人们的社会地位和社会流动的联系则是间接的，更多的是在背后起作用。
就业制度与职业地位的获得关系最为直接。在现代社会，就业制度的核心是要以个人能力为用人的标准，也就是要以自致性规则为基础，它不能因为个人家庭出身、年龄、性别、民族、宗教信仰等而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适用条件，否则就不公平。
通俗地说，职业岗位在寻找适合的人选来占领它的时候，首先应该考虑的是“你能做什么”，而不是“你是谁”。
收入分配制度涉及两个层次，即一次分配和二次分配的问题。一次分配应该通过市场来实现，即能力强、贡献大的人收入高，能力弱、贡献小的人收入低，发挥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
的作用。二次分配应由政府这只“有形的手”操纵完成，它主要通过税收的形式聚积财富，然后通过社会福利、社会保障以及其他公共产品的形式重新分配收入。效率与公平是一对矛盾，这对矛盾需要通过市场和政府“两只手”来解决。市场是讲效率的，它对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有重要推动作用，但是它难以顾及公平问题，这是其缺陷，需要由政府来弥补。政府在实现公平方面起着重要作用。一个健康的、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应该是兼顾效率和公平的，这也是现代社会的必然要求。
教育制度中最重要的是教育的大门要向全体公民开放，基础教育是一种公共产品，应该由政府来提供，政府要设法保证向全体公民尽可能提供等质等量的义务教育，让所有公民都能平等地享受同样的教育服务。中高等教育是一种半公共产品，政府也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其中最重要的是要把高等教育的大门敞开，面向大众，实现平民教育、平等教育，让每个有能力的人都有机会享受高等教育，而不是把高等教育变成精英教育。
（第三节中国社会流动机制的变迁及其存在的问题
一、中国社会流动机制的变迁较之30年前，中国当前的社会流动大大增强了，社会流动的机制也发生了较大变化。一方面是个人社会流动增强；另一方面是群体或阶层的流动变化。在计划经济时期，人们的社会流动主要是通过国家政策性安排实现的，例如国家政策间接分配给工人阶级孩子的资源（如教育机会、入党）导致了社会流动类型的变迁。这种安排是与个人的家庭出身、城乡户口、单位制、所有制等先赋性或类似于先赋性的制度安排紧密相连的。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新的就业机会不断增多，为人们社会流动创造了机会。20世纪80～90年代，中国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为祖祖辈辈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带来转变职业、增加收入、提高地位的机遇。90年代以后，中国逐步引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上市场力量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社会流动机制逐渐趋向市场化。过去人们就业习惯于国家安排，现在则主要通过市场自主择业，就业“不找市长，找市场”。大批农民进入城镇、工厂务工经商，个体私营企业主阶层出现并且不断壮大，成为中国新时期社会阶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个人社会流动中自致性因素逐渐增多，而先赋性因素逐渐减少。这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也是中国30多年经济稳定发展的动力源泉。
有意思的是，中国30多年社会流动机制由国家政策性安排向市场化方向变迁是以一种国家政策性的安排代替另一种政策性安排而开始的。进一步说，社会流动机制的变迁是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以具体的政策改革展开的。邓小平同志的改革开放理论是中国社会阶层变迁的前提，他的经济建设理论推动了中国社会阶层变迁过程的开展，他关于大力发展科学技术的理论从一个重要方面促成了中国阶层结构变迁机制的转换，他的政治法律理论对中国社会阶层变迁的方向具有重要的调节作用，而他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阐述，则无疑为中国社会阶层的变迁提供了社会主义的评价标准。
二、中国社会流动机制存在的问题用合理的社会流动的标准来衡量，尤其与发达国家的社会流动相比，中国社会流动存在诸多问题。
1.职业地位与社会地位存在较大差距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人们的社会地位往往可以通过其职业反映出来。虽然中国在向市场化转型的过程中，职业地位与人们社会地位的关联度越来越大，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两者之间的关联度仍然较低，社会地位还取决于诸如个人所拥有的政治权力、组织资源等其他因素。职业地位很难作为测量人们社会地位的唯一指标。职业地位与社会地位不一致的表现之一是职业分类与收入分层不一致，由于地区、行业、所有制、单位等方面的不同，从事同样职业的个人之间收入存在较大差距。相同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也是造成职业地位与社会地位不一致的原因。
2.户籍身份仍然对人们获得职业地位具有重大影响户籍制度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一个身份体系，这个制度起源于20世纪50年代末。它把中国公民区分为城市居民和农民两大类，这两类人之间具有差别的国民待遇。虽然自80年代以来，这一制度受到越来越大的冲击，但是至今为止，农村户口仍然是农村居民获得非农职业的一个严重障碍。尽管有将近1.4亿农民进城从事非农生产，但是他们大多数人仍然只能从事一些脏、累、险、差、苦等城市里的“剩余工作”。仅仅因为他们没有城市口，很多人不能与有城市户口的居民平等地竞争同样的工作岗位。户籍身份成为影响人们社会流动的一个重要因素。
户口的影响还不限于农村户口与城市户口之区别，在不同的城市之间，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大城市与中小城市、发达城市与欠发达城市之间的户口具有的市场价值也是不同的。例如，北京、上海、深圳等经济发达的大城市，其户口往往成为吸引人才的“资本”。很多人辛苦努力追求的首先不是职业，而是一个城市户口--个发达的大城市的户口。一些在北京就读的外地大学生，毕业时择业首先考虑的是用人单位能否为其解决北京户口，至于从事什么工作则在其次。
3.组织资源仍然直接影响人们的社会地位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计划经济也被称作再分配经济，它是权力经济。各级行政和经济组织都被赋予一定的行政级别，不同的行政级别意味着控制的资源不等，意味着在获取资源时的不同谈判能力。进入一定的组织就预示着你可以拥有一定的资源控制和调配能力，尽管这些资源在名义上并不属于你所有，但是它却由你分享或支配。因此，个人的社会地位与其所在的组织机构有密切关系。中国城市的“单位制”就是如此。组织资源的获得并非完全按照能力原则，在相当大程度上它奉行的是政治忠诚原则。除教育文凭之外，政治凭证对进人中国的行政管理位置具有决定意义。
1978年以来，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行政级别的概念有所淡化、单位制有较大突破。但即使是改革30多年后的今天，单位制对经济不平等和社会地位流动的影响力仍显而易见。至今，单位仍具有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的内涵，个人所属的单位层级，比起个人本身的职业，反而更能代表个人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在市场化过程中，有一些掌握较为丰富组织资源的人利用其优势，把它转化为社会关系优势，在社会流动中处于优势位置，可以较便利地进入经济报酬较高的其他领域和行业，或者直接把公共组织资源用于谋取个人私利，提高其社会经济地位。
4.不同群体获得教育资源的能力差异越来越大20世纪90年代以来，教育对于收入水平的提高作用越来越明显，受教育程度高的人处于较高的经济和社会地位。尽管80～90年代中国存在体力劳动力者的收入高于脑力劳动者收入的“脑体倒挂”现象，但是，从90年代以后，脑力劳动力者也逐步享受到了市场经济所带来的利益，从而使中国脑力劳动力者与体力劳动者的收入结构发生重大变化。也正是如此，专业技术人员阶层享有较高的社会阶层位置。教育对于职业获得和社会地位的重要性增强是成就性原则的体现，是社会发展进步的标志。
但是，在这一成就性原则的背后却潜伏着较强的先赋性或类似于先赋性的制度安排。这就是近年来社会各界关注的教育公平问题。中国地区之间，特别是城乡之间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尤其因为户籍制度造成的制度分割以及分级办学的管理模式，教育资源的分布不平衡，这一情况不仅存在于义务教育阶段，而且在高中甚至大学教育阶段都非常明显。教育资源的差距直接导致农村与城市教育水平的差距。中国1960年以前，大学生的出身。城乡比例是3:7.那时全国城乡总人口的比例是2：8；现在城乡总人口的比例是3:7，但大学生的出身，城乡比例是7:3。即使在城市内部由于户口的原因，进入城市的农民工子女也不能平等地分享城市的教育资源。教育的不公平将会阻碍出身下层的青年一代的向上社会流动。
5.下岗职工再就业过程中存在“人力资本失灵”的现象人力资本理论认为，在市场经济中，一个人的人力资本存量越多越高，他的工作收入就越多越高。人力资本包括个人的受教育水平、技能、经验以及身体状况等。一般学者用教育程度来测量人力资本与收入的关系。教育与收入在中国市场化过程中呈正相关，而且这种相关性越来越强，这一点已经在上文提到。但是，通过调查，发现下岗职工再就业中的收入主要决定于其劳动时间。下，岗职工的人力资本处于“失灵”状态。这一现象说明，人力资本对于收入与社会地位提高的贡献效应是总体性、长期性和趋势性的，在这一过程中，一部分人的人力资本对收入失去显著贡献效应。
6.经济发展可提供的职业岗位不能满足劳动人口增多的需要由于城市化和产业及职业结构升级而出现的大量可获得的社会位置空缺，生育率下降，尤其是不同阶层的生育率差距扩大造成的较高社会位置空缺较多，都会促进社会流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基本保持7%以上的高速增长，城市化水平从1978年的18%提到2007年的45%，从而为中国劳动人口的就业做出了巨大贡献。经济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升级，虽然可以带来新的职业岗位，但是却出现了技术和资本对劳动力的排斥。根据国家统计局预算，在80年代，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可增加240万个就业岗位，到90年代，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只能增加70万个就业岗位。人口与就业的矛盾无论在近期还是今后一个较长时期内都将会严重影响人们的社会流动。
7.职位的垄断与劳动力市场的分割阻碍了人们的社会流动职位垄断具体表现为行业垄断、部门分割、地区保护等。
一方面，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所能提供的职位与庞大的人口需求不相适应；另一方面，有一些较高的职位却被垄断，影响人们的向上流动。这里的垄断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指一个职位被某一个人超期占据，没有正常的交流、退休等方式退出；二是指一个人因处于一定较高社会位置而便利地占据其他不同领域的较高社会位置，一人占据双重或多重职位，侵占、阻塞了其他社会成员的流动渠道。20世纪80年代以前，中国党政机关没有建立正常的离退休制度，实际存在领导干部终身制。随着中国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力度的加大，正常的离退休制度已经基本建立起来，但是，也有少数特权人物置身于这一制度之外，而且干部只能上不能下的现象仍然十分严重。一些政治、经济社会位置较高的人在不同领域交叉兼职的现象较为普遍，例如，一些党政干部在诸如各种学会等民间社团以及事业单位兼任领导职务，党政干部在人大、政协等部门交叉任职，一些企业家在一些政治组织中兼职。多种重要社会职位集于一人之身使本来拥挤的社会流动渠道变得更加不畅。政治资源、经济资源、文化资源趋于垄断，这与社会功能分化的现代化潮流不一致，而且政治精英、文化精英、经济精英在这种情况下容易结盟，形成利益共同体，社会难以形成制衡的力量。
与职位垄断相似的另一个现象是劳动力市场的分割。由于户籍制度、农村土地制度以及城市政府的歧视性就业政策，中国的劳动力市场是分割的，不仅城乡之间是分割的，城市与城市之间、农村和农村之间也是分割的。虽然进城农民工市场在一定程度上是统一的，但其与城市劳动力市场也是分割的。
市场分割不仅造成劳动力市场缺乏流动性，而且提高了流动成本，在劳动力市场缺乏流动性或者流动成本很高的情况下，劳动者倾向于在区域内寻找工作，使人们难以找到与自己能力相匹配的职业和社会地位。
8.缺少或不健全的相关制度安排限制了人们的社会流动一方面制度安排不合理限制了人们正常的社会流动；另一方面社会制度不健全也会推动不合理的社会流动。在市场经济社会中，人们主要通过市场竞争获得职业地位和社会地位，但是在市场之外，还需要政府发挥作用，建立一些必要的配套制度，提供公共服务和社会公平，以利于人们顺利、安全、稳定、公平地流动。社会保障制度、住房制度、收入分配制度、劳动力市场的建立都具有这种公共服务和实现公平的功能。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十分不健全，尚没有建立全国统一的保障机制，劳动力市场发育不完善，不仅存在分割现象，而且政府在就业信息发布、就业培训、就业指导等方面作为不多，收入秩序混乱，政府调节不力。社会流动过程中，政府的“有形之手”不该出手时乱出手，该出手时不出手。由于一些扭曲的制度安排，农民工、私营企业主等职业群体受到的政策保护不力，他们的职业地位不稳定，而且职业地位与社会地位差距较大。不健全的制度安排造成的结果之一是该流动的没有流动，即使流动了也没有获得相应的社会地位。
另一方面，一些人通过非法手段实现大跨度的社会流动。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上一部分人通过非法交易，牟取政治或经济地位。一些人通过买官卖官、走私贩私、贪污受贿、制假贩假、坑蒙拐骗等非法手段占据高位，获得暴利，从而实现大跨度的社会流动，侵占了别人的社会地位，破坏了正常的社会流动机制。近几年来，全国有1.7万名不合格公务员被辞退，纠正违规提拔干部5991人。2008年1～5月，全国检察机关共立案侦查各类职务犯罪案件16725件，涉案20294人，同比分别上升8.3%和9.6%，其中大案、要案同比分别上升14.5%和9.2%。
2003～2008年上半年，全国法院判处的罪犯中，原县、处级以上公务人员4525人，比上一个5年上升77.52%；5年来全国法院从严惩处贪污贿赂、渎职等职务犯罪，判处罪犯12万余人，比上一个5年上升12.15%，其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罪犯8056人，比上一个5年上升1.87倍。①这些问题有些是有法不依、执法不严造成的，有些是无法可依、制度不健全造成的，而且以后者居多。不健全的制度安排造成的结果之二是不该流动的流动了，而且往往是超大距离的流动。
9.社会资本影响着人们的社会流动西方社会学家如布尔迪厄、科尔曼等都对社会资本有过深入的研究，他们都认为社会资本存在于社会关系结构之中，可以为个人提供便利、带来利益。因此，可以认为个人所拥有的社会关系就是一种社会资本。社会关系通常包括血缘、地缘、姻缘、业缘等关系，具体而言，则有家庭、家族、亲戚、朋友、战友、同事、同学、同乡、熟人等。特定的个人是被这些关系所包围的。在中国，这些关系一般是按照“伦理本位”的亲疏远近原则构成一种“差序格局”。因此从理论上讲，一个人所拥有的社会资本量既取决于他拥有的社会关系数量的多少，也取决于每一个人关系对象的社会地位（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的高低，还取决于特定关系对象社会地位与其的关系远近程度。在中国，一个人所拥有的社会资本量可以用以下公式表示：
S=∑R/.Wit-IS代表社会资本量，Ri指每一个社会关系对象在社会中的地位值，WL指与Ri相应的对特定个人的重要性或者关系远近的程度。一个人的社会资本越多，他的社会活动空间越大，社会流动的可能性也越大。
格兰诺维特把人们之间的关系划分为强关系和弱关系，这种划分是基于互动频率、感情强度、亲密程度和互惠交换四个方面的尺度。他把朋友关系看作强关系，把一般的相识看作弱关系。格兰诺维特对美国社会的劳动力流动问题进行研究，发现当个人运用他们的私人网络找工作时。他们更经常或更有效地通过弱关系而非强关系得到与之相配的工作。边燕杰对华人社会的研究则发现，华人社会里个人寻找现阶段中国社会群体成员地位获得有独特的作用。
虽然在美国等发达国家，家庭特别是父亲的教育、职业对子女的职业也有相当影响，但是，如果从一个人的社会关系的整体来看，这种影响显然不如华人社会强烈。家庭对子女就业的影响在中国转型社会中表现得相当明显。与社会上层群体相比，社会中下层群体一般所拥有的社会资本量较小，他们及其子女在职业等社会流动中处于弱势地位。相比之下，一般群众家庭子女的工作整体上就没有这么稳定、收入没有这么高。可见，以家庭关系为代表的社会资本对中国人的社会流动非常重要。
三、关于社会流动机制的思考
在市场转型过程中，随着资源配置方式的转变，中国社会笔者曾于2000年6月在一个省会城市访谈了几位老干部，他们子女几乎都在当地很好的单位就业，其中有一部分子女还担任比较重要的领导职务，也有一些出国或者开办公司，只有一位干部有一个儿媳下岗。这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课题组所做的调查资料中的一部分。
个案1：副省级干部，4个女儿。大女儿，省土地局办公室主任；大女婿，文化局局长。二女儿，省人民银行监管处秘书科长；二女婿，省教委监察处处级干部。三女儿，省工商局人事处副处长；三女婿，省委办公厅处长。四女儿，省委宣传部新闻出版处正科级干部；四女婿，省物资局外贸公司副经理。
个案2：离休正厅级干部，2个孩子。女儿原为部队演员，后转业到外贸公司任副总经理，现在自己开设一家一定规模的广告公司；儿子在出版社，儿媳在邮电局。
个案3：离休正厅级干部，4个孩子。大儿子是省林业厅的一般干部，大儿媳在农业厅水产局。大女儿在团省委任部长，女婿在省出版局工作。二儿子在省外经委工作，任部门负责人，二儿媳在师范附小当教师。三儿子下海，在房地产公司工作。
个案4：正厅级干部，3个孩子。女儿在美国留学。大儿子在房地产公司，大儿媳在证券公司。二儿子在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二儿媳在烟草公司。
个案5：退休省直机关正处长，3个孩子。大儿子在土产公司，大儿媳现在下岗。二女儿全家在美国。小女儿在省建行工作。
个案6：退休省直机关正处级办公室主任，2个孩子。女儿是大学教师，女婿在商业厅任计划处处长。儿子在人事厅，儿媳在中国银行。
流动机制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人们主要通过市场竞争按照自致性原则获得职业地位和社会地位。不过应该看到，社会流动机制的变迁与市场化改革一样仍然处于完善过程之中。
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双重”转变，在社会流动机制方面的表现，一方面是不合理的制度安排仍然存在，另一方面是合理的制度尚未建立；一方面是正规的制度安排，另一方面是非制度化的互动。因此，与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相比，一方面，中国的社会流动机制表现出向市场化迈进的过渡性和阶段性的特征，市场经济国家不完善的流动机制带来的问题在中国现实中都有表现，而且程度更严重，例如家庭的影响、劳动力市场的分割等。另一方面，中国的社会流动机制又表现出很强的“中国特色”：一是具有先赋性作用的制度安排尚未退出，甚至在某些方面出现新的变种，表现出转轨性，例如政治权力及其组织资源的作用、户籍制与所有制的作用；二是社会资本这种非制度化因素影响独特，表现为社会结构性和文化性。
因此，中国社会流动机制的变迁过程十分复杂，合理化之路艰难而曲折，在某些合理化的表象之下潜藏着不合理的因素。这些不合理的因素可能严重阻滞社会的健康流动和社会阶层结构的合理化。从经济增长所能提供的有限职位与因人口规模形成的巨大社会需求之间的缺[i来看，中国当前迫切需要恰当发挥政府（或日政治权力）与市场的力量，调整社会流动机制，调动社会各阶层成员的积极性、发挥其聪明才智，促进社会稳定发展。
既然社会流动与社会结构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社会结构变迁中存在的问题也是社会流动的问题，因此，调整和培育社会结构同样有助于促进健康的社会流动。
思考题
1.什么是社会流动？社会流动有哪几种类型？
2.影响社会流动的因素有哪些？
3.什么是合理的社会流动？
4.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流动机制发生了哪些变化？还存在哪些问题？
参考文献
1.梁漱溟著：《中国文化要义》，学林出版社1987年版。
2.费孝通著：《乡土中国》，三联书店1985年版。
3.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
4.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主编：《清华社会学评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5.李春玲著：《中国城镇社会流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
6.边燕杰主编：《市场转型与社会分层：美国社会学者分析中国》，三联书店2002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