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当前中国社会的时代特征
一、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发展出现三大转变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和完善，表现为综合国力与人民生活水平整体上有了极大的提高。但是，在整体形势趋好的情况下也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新情况。
1.资源配置方式从扩散向重新聚集转变20世纪80年代初，国家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社会财富主要掌握在政府手中，政府按照社会成员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实行再分配。这种制度造成了社会财富和资源极度“匮乏”。在这种情况下，从社会边缘开始、以市场为基本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具有强大的财富增长和资源扩散效应。在这个过程中，首先是社会中的弱势和边缘群体在改革中受益，社会中最贫困阶层的收入和生活得到了改善。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政府同时提高了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农民的收人大幅度增加了。城市中职工的收入因工资和奖金的增加也提高了，甚至有时工人工资奖金的增长快于企业收入增长，出现所谓“超分配”现象。一些当时处于失业状态的人们，例如部分无法进入企事业单位的回城知识青年以及刑满释放人员，在改革政策的鼓励下开始了个体经营，结果这部分本来处于社会底层的人们成了最早的致富者。当时，除了极少数成功的个体户之外，社会中并不存在特别富裕的阶层。在80年代里，绝大多数社会成员都是改革的受益者。
在20世纪80年代，社会的边缘地带出现了兴旺气象和发展生机。“联产承包责任制”使人民公社时期缺少劳动积极性的社员成了自主经营的农民，加之新政策鼓励农民实行多种经营，农村经济出现了明显的增长。虽然仍然受到城乡“二元结构”的束缚，农村中的富余劳动力和其他资源无法流人城市中，而只能以乡镇企业的形式在农村内部积聚发展，但也因此促进了乡镇企业的迅速扩张，其增长速度远远超过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乡镇企业的发展不仅解决了部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而且也大大增加了农民的收入。在乡镇企业的推动下，小城镇也迅速发展起来。另外，随着“放权让利”式的改革推进，基层政府和企业获得了更多的自主权和可供支配的资源。在经济和社会流动中，基层政府和企业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过去那种消极的执行者的角色，而成为一种积极的主体。基层政府和企业掌握的资源在增加，也为基层经济和社会生活带来了活力。
20世纪80年代末期和90年代初期以来，中国出现了与80年代财富及资源扩散走向相反的趋势，财富及资源有重新走向聚集的现象。这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如引入市场机制提供的机会，使得收入和财富越来越往少数人手中集中；通过税收、储蓄以及其他途径，大量来自农村的资源源源不断地流入城市社会；1994年的税制改革使政府的税收迅速增加，而政府则将这些收入集中投向城市，特别是大城市和特大城市；证券市场的发展、企业的重组和兼并，也把越来越多的资金、技术。设备集中到数量越来越少的企业之中。另外还有行业垄断、官倒、贪污受贿、少数人大规模瓜分国有资产，也使得收入和财富往少数人手中积聚。这一切都从根本上改变着中国的资源配置格局。这种状况的结果是一些人迅速暴富，而改革初期得到一些利益的边缘和弱势群体却日益成为改革代价的承担者，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不同的社会阶层财富差距、发展差距日益拉大。
2.社会阶层结构从简单化向复杂化转变1978年以来，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结构性的改变。原来的“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显著的分化，一些新的社会阶层逐渐形成。各阶层之间的社会、经济、生活方式以及利益认同差异日益明晰化，以职业为基础的新的社会阶层分化机制逐渐取代过去的以政治身份、户口身份和行政身份为依据的分化机制。这些迹象表明，社会经济变迁已经导致了一种新的社会阶层结构的出现。并且这种结构正在趋于稳定。与1978年以前的阶层结构相比，这一新的社会结构在基本成分、结构形态、等级秩序、关系类型和分化机制等方面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出现了多元化的趋势。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改革开放向纵深方向发展，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又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阶层主体的变化，表现为产生了一些新的社会阶层。原有的一些社会阶层规模增长，一些社会阶层地位上升而另一些社会阶层地位则相对下降；二是社会阶层关系的变化，表现为阶层之间社会流动率降低，阶层结构之间的张力有所增加。
（1）阶层结构出现定型化趋势，阶层边界逐渐明晰。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出现了剧烈的变动，人们的社会地位在此过程中升降沉浮。但是，很多人的社会地位并不稳定，社会变化快、流动率高。经过30多年的发展，社会阶层之间的界限开始形成，以高档住宅区和企业家俱乐部为标志的富人活动领域形成，富人与穷人的区隔明显，不同阶层的消费分层明显，社会交往上相近阶层的交流较多，社会阶层内部的认同开始形成，特别是处于社会两端的人们的社会阶层意识明显。
（2）向上流动率降低，阶层复制现象增多。社会阶层定型既是跨阶层的社会流动率降低的表现，也是其结果。社会流动可以区分为复制式社会流动和替代式社会流动，只有从替代式社会流动中，才可能产生新的社会分层结构。所谓复制式社会流动，是指子辈与父辈的社会阶层位置相比，特别是职业地位相比，具有同构性和继承性，即人们常说的子承父业。例如，父母是农民，子女还是农民，就是代际间的复制式社会流动，子女复制了父母的社会阶层地位。所谓替代式社会流动，是指子女的社会阶层地位不同于父母的社会阶层地位，父母的阶层被子女的社会阶层所替代，主要表现为向上的跨阶层之间的社会流动。在一个传统的封闭社会中，阶层的复制现象大量存在；而在现代的开放社会中，替代式的社会流动较多，使人们充满希望，社会充满向上的活力。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变迁处于大开放、大流动的过程中，农民可以进入乡镇企业就业，可进入城镇务工经商，可以从事个体经营。普通工人农民的子女可以通过考上大学，不再从事父辈的职业。20多年后，80年代初期外出务工经商的农民工进人中老年，其中很多人的子女初高中毕业后，也背上父母的行囊加入外出打工的队伍，成为新生代农民工，农民工群体日益壮大。
（3）出现失利阶层和失意阶层，一些社会阶层和社会群体的社会地位下降。历史地看，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绝大多数社会阶层成员的整体经济地位都有了较大改善。但是，在总体经济状况不断趋好的情况下，一些社会阶层的经济利益却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害，出现失利和失意现象。由于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大量农民土地被征占，全国失地农民约有4000万～5000万人，其中相当一部分成为“种田无地、就业无岗、打工无技、低保无份”的“四无人员”。在国有和集体企业改革过程中，全国几千万工人下岗，尽管各级政府花了很大气力实行再就业工程，后来相当一部分下岗工人又重新找到了就业岗位，但是在这些过程中，不少人的经济状况受到了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在阶层地位整体位次上移的情况下，一些社会阶层成员的社会地位却出现了下降。在城市化和城市建设过程中，一些农民和居民的房屋拆迁没有得到很好的补偿和安置，利益也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害。相当一部分失业人员、失地人员、失房人员的经济利益没有能够得到很好的保障，社会阶层地位有所下降。失利很容易导致人们心理失衡，出现失意，对生活和社会产生不满。
3.社会问题从生存性向公平性转变资源配置重新走向聚积，其带来的结果是社会阶层发生了新的变化，在此过程中，公正问题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长期困扰中国人民的吃饭问题基本解决。绝大多数人口的生活水平比1978年以前有了很大的提高。通过“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农村贫困人口由1993年8000万人下降到2007年1479万人左右。但是在这一过程中，尽管绝大多数人的收入和生活水平从绝对量上来看是在增长，但是相当一部分人的相对收入、生活水平和社会地位却在下降，表现为收入差距过大。不仅如此，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不同社会阶层和社会群体之间的发展差距、财富差距有继续扩大的趋势。贪污腐败现象严重，司法不公、执法不公现象时有发生。城市下岗失业人员增多，出现了3000万人左右的贫困人口。“看病难、看病贵”、“住房难、住房贵”问题较为突出。人们的不满情绪有所增加，公正问题日益突显出来。一部分人甚至出现了怀IH-隋绪。
2001年夏天，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课题组在河南、山东、黑龙江、上海、内蒙、贵州、北京、江苏、浙江、江西、四川、河北12省、市、自治区抽样调查了城乡6000多个居民，回收有效问卷6193份。对于当前的中国社会中哪三种人最容易获得高收入的问题，回答从第一位到第三位的排序分别是当官的人、有资产的人和有文化学历的人。对于应该是哪三种人获得高收入的问题，回答从第一位到第三位的排序分别是有文化学历的人、有技术专长的人和吃苦耐劳的人。从中可以看出，人们并不认可现在的高收入获得者。对于当前中国最不公平的现象有哪三项的问题，绝大多数人认为是因权力造成的不公平。这些调查结果都有力地说明了当前公平、公正问题已经在人们的心中占据相当的地位。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一些农民在调查中就说：“我们不反对‘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关键看他们是怎么富起来的。”
这里需要说明一点的是，改革开放已经走过30多年的风雨历程，现在分析时代背景不能再简单地拿现在与30多年前相比。我们需要在把这30多年作为一个分析对象，分析其中的变化阶段。这样看问题可能就更清楚一些。老百姓思考问题的参照体系实际上已经不再是30多年前的生存状态了。他们可能更多地拿10年甚至5年前作为对比。
二、现代化过程是一个孕育高风险的发展过程
我们现在正生活在一个高风险的时代，蕴藏着很多不稳定的因素。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P.亨廷顿在《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深入研究了现代化过程中的社会稳定问题。亨廷顿指出，“现代性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过程却滋生着动乱。”
“如果贫穷国家出现动乱，那并非因它们贫穷，而是因为它们想致富。”“导致暴力冲突的原因还是在于现代化，而不在于落后。”“社会动员和政治动荡之间的关系是直接的。城市化、识字率、教育和接触传播媒介的水平的提高，都在提高人们的愿望和期待，而如果这些愿望和期待不能得以满足，就会刺激个人和集团投身于政治。在缺少强有力和灵活的政治制度的情况下，这种参与的增加便意味着动乱和暴力。”“大体看来，失业的、离异的或因其他缘故而牢骚满腹的人受教育的水平越高，不安定因素走向极端的可能性就越大。”“文盲参政比识字者参政给民主政治制度造成的危险很可能要小。”
经济学家艾丰曾经讲过这样一句话，就社会稳定而言，贫穷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人们想致富，但是又没有致富的渠道。
中国正在快速进行城镇化、现代化建设，人们的社会流动加快，这既是好事，但是也潜伏着不稳定的因素。对此学者们见仁见智，有的大声疾呼，认为当前中国社会形势极其严峻，再次进入社会不稳定时期。清华大学孙立平教授认为，当前的社会矛盾确实是严重的，但发生大规模社会动荡的可能性并不大。现实的社会抗拒形式，可能不是民众造反，而是破坏社会治安：如盗窃、抢劫、杀人等，同时还会见到一些新的形式，如春节期间的“扎针”、“爆炸”等。总之，中国社会总体上是稳定的，发生大规模社会动荡的可能性不大，但是也潜伏着很大的社会危机。
（第二节改革过程中存在的利益矛盾
改革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手段和动力，只有通过改革，才能发展，才能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任务。然而，改革是各种利益关系调整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各种利益矛盾会凸显出来。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改革过程中的各种利益矛盾，保持社会稳定，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前提和条件。
现实生活中无时无处不存在着矛盾，矛盾具有普遍存在的规律。在利益结构进行调整的今天，无论在经济领域、政治领域还是文化思想领域，无论是在农村还是城市，无论是发达地区还是落后地区都存在着大量的矛盾。不同地区之间、不同经济成分之间、不同群体之间、不同层级之间、不同领域之间都存在着矛盾。在所有的矛盾中，收入差距问题、就业问题以及干群关系问题成为影响全局的重大矛盾：
收入问题和就业问题是民生问题。这两个问题是密切相连的，因为就业无门、就业不充分或者就业岗位不好会引起收入差距。而这些问题往往会影响到干部与群众的关系，使人们把心中的不满指向干部。三者之间具有内在的联系，其实质是利益矛盾。
一、收入差距较大
收入差距已经成为人们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这里涉及主客观两个方面：一是现在的收入差距到底有多大？二是老百姓对差距的承受能力以及他们的评价如何？
1.客观差距经济学和社会学通常用基尼系数来测量社会收入分配不均的程度。对于中国居民不同群体之间收入差距到底有多大，实际并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政府机关、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以及世界银行等一些单位的专家学者对此都有研究，但是各种相关研究的结论差异都很大，提出的估计一般在0.39～0.55之间，但是绝大多数学者则认为0.45是当前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基尼系数比较合理的估计值。根据国家统汁局的测算。l990年中国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为o.343，1995年为0.389，2C，00年为0.417。根据世界银行的测算，1994～1995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415①。李强根据实证调查研究，计算出1994年中国城乡居民家庭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数为0.434，1996年为0.4577。②中国居民收入差距体现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农村居民内部以及城镇居民内部，其中地区收入差距和城乡收入差距是收入分配差距的主要矛盾。近年来，中国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收入差距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十分悬殊，而且呈现逐年扩大的趋势。2002年为3.1：1，2007年为3.33：1。若考虑到城乡福利补贴等差异，差距进一步扩大到5：1，甚至6：1。根据国际经验，人均收人为800～1000美元时，城乡居民收入平均差距为1.7：1。
2.主观差距客观收入差距只是从一个方面揭示了问题的数量和性质。
国际上通行的关于基尼系数与社会稳定关系的理论只是历史经验的概括，不同国家中社会公众对于收入差距的容忍度到底有多大，还取决于该国的社会文化等多方面的因素。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之下，相同的客观收入差距人们的感受可能差距较大。有的时候客观收入差距可能被放大，也有的时候可能被缩小。因此，人们对于收入的差距的主观感觉就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
根据1997年10月中华全国总工会在全国做的一次5万多份有效问卷的调查，中国职工中有90.4%的人认为目前收入分配差距较大或很大，认为差距适中的仅占7%。①前文所述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课题组2001年的调查中问了两个问题，一是在您看来，您所在的市／县里，人们之间的收入差距如何？73.9%的人明确表示差距太大了，只有22.3%的人表示差距适合或太小。二是您认为一个社会是否应该存在收入差距？9.6%的人认为完全应该，65.7%的人认为应该，两项之和为75.3%。而认为不太应该的为16.6%，完全不应该的为4.4%，两者乏和为21%。可见绝大多数人是认可而且容忍收入差距的。第二个问题的调查结果并没有出现我们一般所认为的那种情况，即中国人长期以来不患寡而患不均、平均主义思想严重。调查数据至少说明目前大多数中国老百姓还是认可收入差距的，但是他们为什么又认为自己所在地区收入差距太大呢？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入思考。
老百姓能够容忍一定程度的收入差距，这也符合市场经济发展的规律。但是问题在于，第一，收入差距要控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不能过大；第二，收入差距的产生要合法。也就是说，高收入是凭诚实劳动、合法经营、为社会做出贡献得来的回报，而不是通过以权谋私、坑蒙拐骗、走私贩私等非法手段得来的。
通俗地说，不是由于富了不该富的人、穷了不该穷的人而造成收入差距。
对于收入差距，经济学界经常用倒“U”型理论来进行解释。
倒“U”型理论也叫库兹涅茨曲线，最早由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库兹涅茨提出的，用来解释收入分配的不均衡随人均GI）P变化的规律。库兹涅茨发现，收入分配不均衡性在经济发展的早期比较低，但是随着人均GDP的上升而增加，一直增长到当人均GDP达到一定临界值时达到顶点，然后转而下降。倒U型曲线与其说是一种理论，不如说是一种经验性的描述。其实：收入分配不均衡性的下降不是自然发生的，它是与市场相配套的体制完善的结果。比较重要的配套体制有：建立社会保障体制，对穷困者、低收入者予以救济；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对高收入者收取高额累进税以及廉政和反贪对策等等。现在有一种错误的认识，似乎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收入差距就会自动出现拐点，呈现出下降的趋势。这种错误看法忽视了政府这只“有形之手”在市场转型过程中的作用。中国20世纪中期以前的各种长期预测大都认为，贫富差距扩大的变动曲线在中国达到人均GDP1000美元的时候，会出现符合发展规律的拐点。
现在中国的人均GDP超过r1000美元，2009年我国人均GDP已达到3700美元，但贫富差距却还在继续扩大。
二、就业形势严峻
1.劳动力供需矛盾突出目前，中国劳动力供给与经济发展所能提供的就业岗位之间矛盾非常突出，表现为劳动力无限供给与职位的有限需求之间的矛盾。
由于中国在失业率统计方面尚未与国际接轨，因此关于目前中国城镇失业问题的严重程度，不易得出直观判断。中国公布的唯一失业率数字为登记失业率。自2000年以来，中国城镇登记失业率连续3年攀升，并在2002年底达到4%，此后一直保持在4.2%左右，但与一些发达国家相比，这一数字显然不代表很高的失业水平。例如，在2000年，德国失业率为8.4%，法国失业率达到10%，意大利失业率更高达11.3%。必须指出，中国城镇登记失业率和上述国家的失业率不具有可比性。世界各国公布的失业率通常都是通过劳动力抽样调查得到的调查失业率，其失业的定义严格遵循国际通行的失业标准。而中国的城镇登记失业率主要是通过劳动部门所进行的失业登记得到的，其对失业的定义也没有遵循国际上通行的失业标准。因此，登记失业率很难反映真实的失业状况。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所一位专家根据2000年的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的研究，得出城镇失业率为8.27%，其中城市为9.43%，镇为6.24%。如果计箅失业率考虑到劳动参与率，中国城镇中有相当一部分下岗工人由于找工作屡遭失败，最后丧失信心，被迫退出劳动力市场。这部分“遭受挫折的劳动者”往往不被统计在失业人员之内。2000年以来，中国城镇的真实失业水平可能在8%～17%之间。因为1998～2000年，中国城镇劳动参与率从73%下降到68%，这意味着有近2000万左右的人退出了劳动力市场。2007年下半年以来，由于受到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就业形势非常严峻。
大学毕业生就业困难，很多在职职工面临被裁员和减薪的压力。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2008年5～9月份的全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城镇调查失业率达到9.6%。
中国农村就业压力也非常之大。中国农村现有劳动力4.8亿人，乡镇企业和进城打工转移了约1.8亿人。据测算。中国现有的农业资源可以容纳2亿劳动力就，还有大约1亿多农村劳动力要找】In路，这还不算每年要新增的800万人。①20（18年初，全国有2000多万农民丁再就业困难。
由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产业结构调整带来的就业弹性系数降低，资本和技术对劳动的替代，劳动力供给的持续增长等，都使就业机会变得空前紧张起来。20世纪80年代，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可以增加就业岗位240万个，而到了90年代则下降为70万个。一些资源进入枯竭和衰退期的老工业基地城市，就业问题非常紧张。
2.劳动关系不够和谐国有和集体企业改革过程中，存在操作不规范、程序不到位、职工正当合理利益诉求得不到满足等问题，职工上访、群体性聚集冲击党政机关、围堵交通要道等事件屡有发生。国有和集体企业在劳动用工、工资福利、社会保障待遇方面产生的劳动纠纷时有发生。非公有制企业内部的劳资双方矛盾日益突出，包括三资企业、个体私营企业在内的非公有制经济中劳资矛盾主要表现为：
（1）不签订劳动合同、合同不规范、合同执行不力许多企业不愿意与工人签订劳动合同，也有不少工人不懂得通过签订劳动合同来保护自己的利益，结果是不少企业与工人之间没有签订劳动合同。即使签订了劳动合同，很多劳动合同也不规范，名为劳动合同，实为厂规。只有单方面对工人的要求和约束，没有对厂方的要求和约束，不涉及工人的待遇和福利，并存在一些违反国家法规的内容。劳动合同文本大多由厂方保存，工人手里没有。许多劳动合同缺乏法律效力。许多企业向工人收取一定押金，或收押身份证等证件，随意解雇工人，随意单方面解除劳动合同，并且不给予工人经济补偿，甚至侵吞职工工资和押金。根据国家发改委课题组在浙江省的调查报告①，在浙江省11个市的各类企业劳动合同签订率的比较中，都是私营企业的劳动合同签订率最低，而且合同的质量问题突出。
（2）侵犯职工的人身权利和人格尊严一些企业主认为企业是他的，一切必须听从他的指挥，任意侵犯工人人身权利和人格尊严，对工人动辄训斥、责难，甚至拳脚相加。一些企业非法雇佣童工，并对其进行身心摧残与虐待。还有的企业主调戏侮辱女工。一些企业在上班时一些工人正常的大小便都不被允许。一些企业还限制工人的人身自由，不让他们随便出门，上班时把工厂大门用铁锁锁起来，就像看管犯人一样对待工人，把工厂变成一座监狱。
（3）工资较低，克扣、拖欠工资现象严重非公有制企业工人工资普遍较低，近10年来工资增长几乎处于停滞状态。2003年8月以前，浙江省最低工资标准是440元／月。全省不少非公有制企业，往往以最低工资标准作为参考来确定职工的劳动报酬。在广东，农民工打工收入水平近20年没有实质性增长，近5年呈现绝对下降。全国24个城市企业的新员工工资平均为每月660元。①私营个体企业克扣职工工资的现象普遍存在，在一些地区问题还相当严重。这些企业经常利用“厂规厂纪”等理由克扣工人工资，企业停产和解除劳动合同，不发给职工停工工资和补偿金。
在非公有制企业中，特别是个体私营企业中，拖欠职工工资现象十分普遍。正是由于这一问题十分严重，2003年温家宝总理为重庆云阳农民熊德明的丈夫讨回拖欠的建筑工钱才成为该年度最有影响力的新闻之一，也因此拉开了为农民工清欠工资的序幕。据国家建设部的资料，到2004年底，全国共偿付拖欠农民工工资331亿元。但是，如何构筑一个长效机制保证企业主不再拖欠工人工资，而不是靠行政命令、运动的方式来保障工人能够按时足额地拿到自己的劳动报酬，却是一个有待研究和解决的大问题。
（4）劳动时间长、劳动强度大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规定每天8小时、每周40小时的工作制度。全国职工队伍状况抽样调查表明，私营企业认真执行法定工时的仅为15.8%，其员工的实际工时平均每周为50.05小时，外商投资企业员工的工时也大大超过法定工作时间。还有不少私营企业强令职工加班加点或从事超强度体力劳动，职工每天劳动时间平均有12个小时以上。另外，劳动时间长、劳动强度大的现象在白领身上也较为普遍地存在。
（5）劳动安全卫生条件差，生命和健康受到严重威胁许多企业不执行国家劳动安全卫生规程和标准，不对工人进行安全卫生教育，不提供必要的安全卫生防护设施和防护用品，伤亡事故时有发生，职业病危害较大。一些私营企业为了提高产量和效率，竟然私自拆除机器设备上的安全装置。由于每周工作近百个小时，每天工作10多个小时，工人极度疲劳，稍不留神就会发生工伤事故。除了工伤、死亡事故以外，职业危害严重。例如，尘肺病、急性和慢性职业中毒、作业场所噪声伤害等，直接严重威胁着劳动者的生命安全和健康。
（6）不依法给职工购买社会保险，不提供必要的福利待遇尽管各地明确要求非公有制企业，特别是个体私营企业职工必须参加养老和医疗保险，但是，真正按照要求给职工购买商业保险的并不多。很多非公制企业不仅不为职工购买社会保险，甚至连必要的福利待遇也不提供，比如工作服、防护镜、防暑降温药品与食品等。一些企业违法招用童工，对女工和未成年人没有依法给予特殊保护。
由于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和正当利益得不到保护和实现，近年来，劳动纠纷事件居高不下，特别是2008年由于实施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经济发达地区的劳动争议和纠纷大幅度上升。以深圳为例，2008年上半年受理的仲裁案件达到了23785件，同比增长了243%，下半年势头有增无减，前三季度全市受理案件38807件，涉案人数达到14多万人，而2007年全市仅有13388件，涉案人数仅57512人。①三、干群关系不够密切干群关系包括四个不同的类别和层次：一是农村基层乡镇干部与农民的关系；二是城市市政管理者与普通市民（包括农民工）的关系；三是国有企事业管理者与普通工人、员工的关系；四是中高层党政领导干部与普通群众的关系。①前面三种干群关系是直接与普通工人、农民以及其他普通社会成员打交道的干部与群众之间的关系，是最直接的、最基层的干群关系，面广量大，它们是干群关系的主体。人们通常所说的干群关系，主要是指这三种关系，它们的性质和状况直接反映和决定着整个干群关系的水平。第四种干群关系是指与中高层干部的关系，普通群众很少或根本就没有机会与他们直接接触和交往。对于前三种干群关系，人们的感觉和认识来源于他们的生活经验，特别是与自己利益相关事件的活动体验。而对于第四种类型的干群关系，则要复杂一些。人们对此的感觉和认识，有的来自前三种的直接体验，从而推断对这种层次干部的认识和评价；有的根据间接的新闻报道和相关消息，很少有直接的经验和感受。
当前中国干群关系总体上看是好的，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倡导科学发展观，努力构建和谐社会，注意解决群众生产生活问题，大力推进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减免农业税，高度重视安全生产，保障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加大反腐败工作力度，完善信访工作机制，努力化解社会矛盾，树立了亲民爱民的好形象。因此，党群干群关系不断改善。
干群关系在总体改善的前提下，仍然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在一些领域和地区干群矛盾还比较突出，有时矛盾还相当尖锐，呈现如下一些特点：
1.干群关系越往基层情况越不容乐观从信访工作来看，近年来越级上访事件越来越多。群众信访上升幅度呈“倒金字塔”型。越级上访表明，群众更相信上级党政领导。贪污腐败的大案要案只是使干部的整体形象不好，直接影响干群关系的还是在基层、与普通群众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一些事件。一些地方的农民说，中央政策是好的，到下面就走样了。甚至有人调侃说：“上面政策很好，下面政策好狠。”
2.部分国有企业干群矛盾较为突出、尖锐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入，原有干群关系均衡状态被打破，国有企业干群关系出现较多问题，部分地区和企业矛盾还相当尖锐，管理者与职工之间的冲突时有发生。这些年经过各级政府的努力，国有企业改革中大部分矛盾得到了有效化解，但是也有一些矛盾潜伏沉淀了下来。
3.干群矛盾的政治性因素有所增加干群矛盾的本质是利益矛盾，但是近年来有由经济利益诉求向政治权利诉求转化的趋势。虽然当前绝大多数干群矛盾是由于经济利益得不到满足而引发的，其实质在于经济利益矛盾，但是如果处理不好，矛盾激化，则有可能由经济性问题向政治性问题转变。近几年一些地方发生的大规模群体性事件，最初是因为农民对征地补偿标准不满意，或者职工对企业改制过程中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不满，到后来却出现了打出反腐败、反贪官的旗号，要求民主参与、保障政治权益，提出政治诉求、政治维权的结果。
4.干群矛盾的聚合性风险增大一些地区和行业长期积累的矛盾和问题不能及时解决，潜伏着较大的社会风险，群众对社会的不满意和对政府的不信任情绪，往往会由于一个非常偶然的事件而引发，使之爆发出来，迅速演化成一场集体行动。
5.少数干部参与或利用干群矛盾不同的干部阶层之间利益也是有冲突的，一部分干部往往利用或参与普通群众与其他干部的矛盾，来实现自己的利益。
干部群体本身是变化的，而且也是有各种不同的利益取向的，因此不同的利益场合，一部分干部也会与普通群众结合起来，与另一部分干部形成冲突和对立。
6.群众保护自己利益的自觉性和能力有所提高在信息比较畅通和发达的今天，在中央的亲民政策影响下，群众保护自己权益的意识和能力有所提高。当一部分群众利益受到干部侵害的时候，一些在外打过工、当过兵或者退休返乡的干部教师等地方能人，往往会主动或者被推选出来与当地干部交涉。如果基层干部不能答应他们的利益要求，他们常常以上访的形式对当地干部施加压力。
（第三节群体性事件的类型及其特点
利益矛盾往往通过群体性事件表现出来。群体性事件是指由于人们的利益或相关诉求不能够得到有效满足而引发的部分群众参与，有一定组织和目的，采取围堵党政机关、静坐请愿、阻塞交通、集会、聚众闹事、群体上访等行为，并对政府管理和社会秩序造成影响，甚至使社会在一定范围内陷入一定程度对峙状态的事件。群体性事件属于通常意义上的人民内部矛盾，是在民法的范围内可以解决的事件，它不同于政治动乱、敌对状态等需要通过战争、暴力手段来解决的事件。近年来，中国群体性突发事件频频发生，规模不断扩大，表现形式趋于激烈，造成的后果和影响也越来越严重，在一定程度上千扰了正常的工作、生活和社会秩序，在部分地区造成了社会的不稳定。
主动预防、及时化解和妥善处理各种群体性突发事件，缓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已经成为政府在内的各级公共管理机构需要着力解决的一个重点、难点和热点问题。
一、新时期群体性事件的表现形式
根据中国行政管理学会课题组的研究，中国目前群体性事件大致可以分为如下几种类型：①（1）有关城市问题的群体性突发事件，主要是指城市中因企业改制、职工下岗、拖欠工资和养老金、再就业、大中专毕业生安置和分配、地方性乱摊派、乱收费、干部违纪、供水供暖、供电供气、城市拆迁安置、城市管理、社会治安等问题而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其中企业改制，职工下岗、拖欠工资和养老金、城市拆迁安置等问题是引发城市群体性突发事件的主要原因。据有关部门统计，各地群众集体上访批次和人数中，多以城市群体性突发事件为主体，约占总数90%以上。
（2）有关农村问题的群体性突发事件，主要是指农村由于土地纠纷、农民负担过重以及村级换届选举的原因引发的冲突，其中，经济利益矛盾是农村各类矛盾中的主导矛盾。
（3）涉及民族问题的群体性突发事件，主要是指中国各民族相互交往过程中因利益关系、生活习俗等方面原因引起的误会、摩擦和冲突，并由此引发的涉及民族问题的群体性事件。
（4）涉及宗教问题的群体性突发事件，主要是因宗教信仰、宗教管理等问题发生的矛盾冲突。
（5）涉及金融问题的群体性突发事件，主要是因非法集资和金融风波严重危害到部分群众利益而引发的群体性事件。
二、新时期群体性事件的特点
1.数量不断增加近年来，在改革发展过程中，一些深层次矛盾日益凸现出来，表现为征地、拆迁、劳资、企业改制、军转干部、涉法涉诉、民族宗教、环境保护、库区移民、乡村治理与城市执政等矛盾时有发生，一些矛盾得不到及时有效的解决，使得群众上访事件不断上升，群体性事件不断增多。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大幅度上升，1993年发生群体性事件8700多起，近几年每年达到4万～5万起，涉及几百万人，而且逐年增长。
2007年达到9万多起，参与的人数越来越多，规模上万人的群体性事件已经屡见不鲜。2008年，发生了贵州瓮安事件、甘肃陇南事件等，攻击的对象已由过去的乡镇政府发展为县、市党政机关。
2.问题更加复杂这种复杂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矛盾涉及的主体更加多元化，涉及的层面更加多样化。改革是各种利益关系调整的过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一些传统的社会阶层和群体在不断地分化，出现了一些新的社会阶层。不同阶层的利益要求不同。一些阶层的利益要求在改革发展中可能实现和满足得好一些，一些阶层则可能差一些，这就会形成矛盾和冲突。近年的一些群体性事件和上访事件，包括工人、农民、教师、学生、干部、离退休人员、个体户、无业游民，甚至一种群体性事件就有多种不同社会身份的人员参加。
二是矛盾形成的原因更加复杂。这既有非现实的原因，例如过去政策造成的伤害、前后政策不统一；也有现实的原因，例如部分军转干部生活困难、改制企业职工和失地农民生活无着；既有体制的原因，也有干部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的原因；既有大多数群众的合理要求，也有少数人的无理取闹；既有利益要求的合理性，也有利益表达的违法性。
3.对抗性增强从总体上看，人民内部矛盾大多表现为群众的不满或者牢骚，即使以群体性事件的形式表现出来的矛盾，也大多采取静坐、上访、请愿、集会、游行、示威等相对和平的方式。但是近几年来，一些地方群体性事件的对抗性增加：一是暴力性、破坏性群体性事件急剧增多；二是群体性事件的表现方式呈现暴力性、破坏性倾向，某些群体性械斗甚至开枪开炮，造成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过去，群体性事件一般都是自发的、无组织的，现在有相当数量的群体性事件是有组织的，出现跨地区、跨行业的联络。
4.聚合性风险加大一些地区和行业长期积累的矛盾和问题不能及时解决，潜伏着较大的社会风险，群众对社会的不满意和对政府的不信任情绪，往往会由于一个非常偶然的事件而引发，使之爆发出来，迅速演化成一场集体行动。例如，2004年10月，重庆万州事件。仅仅因为一个冒称公务员的市场管理人员在与挑夫争执中说了一句“我是公务员，打你花钱可以摆平”，引起公愤，很快聚集上万人，冲击政府。群体性事件中存在着大量的“无直接利益冲突矛盾”，很多与事件当事人没有任何关系的群众也参与到群体性事件中来，借机发泄平常积压的不满情绪，其中不少人往往成为事件的重要推波助澜者。
5.解决难度加大人民内部矛盾的上述几个特点，决定了其解决的难度越来越大。如果处置不当，局部问题就可能转化为全局问题，非对抗性矛盾就可能转化为对抗性矛盾。由于手机、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等多种原因，一些群体性事件在发展演变过程中往往“国内问题国际化”，使得解决问题的难度加大。同时，人们维权意识的增强，利益主体的多元化，使过去行之有效的处理问题的方式越来越不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
（第四节群体性事件的防范和处置
总结近年来，各级政府和各地在处置群体性事件中的成败得失和经验教训，在具体工作中，要做到“十要十不要”。
1.要维护群众切身利益，不要损害群众切身利益预防、处置群体性事件，关键是要牢固树立、切实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正确政绩观，真正坚持以人为本，妥善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努力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群体性事件的发生。特别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千方百计地为人民群众排忧解难，尤其要千方百计地帮助下岗职工、失地农民、库区移民、农民工、城镇和农村贫困人口等解决生产生活中的实际问题，真正把预防和处置群体性事件的过程变成为群众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要完善决策机制、风险评估机制，真正做到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确保决策符合人民的意愿和利益，防止因主观决策、错了还不纠正，损害群众利益。
具体来说，重大政策措施的制订和出台，要找准最大多数人的共同利益和不同方面群众具体利益的结合点，正确反映和兼顾各种利益需求，切实做到“六个兼顾”，即：兼顾国家、集体与个人的利益；兼顾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兼顾发展能力强的群体与发展能力弱的群体的利益；兼顾改革中得益较多的群体与得益较少的群体的利益；兼顾先富群体与后富群体的利益；兼顾不同行业群体之间的利益。做到“五个不能实施”，即：不能使绝大多数群体受益，得不到绝大多数群众理解和支持的，不能实施；违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搞低水平重复建设的，不能实施；脱离实际，贪大求洋，劳民伤财的，不能实施；保护部门利益，与民争利的，不能实施；配套措施跟不上，有可能引发社会震动的，不能实施。
2.要依法行政，不要违法行政各级政府及其工作人员要围绕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切实增强法制观念，大力推进依法行政，严格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履行职责，做到依法、公正、公开、透明决策、办事、管理，使政府决策和决策的实施不断走向规范化、制度化、程序化。政法机关要坚持严格、公正、文明执法，坚决防止侵害公民基本权利的行为发生。要进一步规范执法行为，抓住影响执法公正的突出问题进行专项治理，切实解决执法队伍素质不高、执法方式简单粗暴的问题，防止因有法不依、执法不严、执法不公甚至滥用职权、徇私枉法引发群体性事件。特别是不能把群众不适当或偏激的评论简单地冠以“诽谤”、“侮辱”的罪名，不能用强制手段打压舆论监督，不能对“得罪”领导的当事人随意采取强制措施，更不能以言代法、以权压法。
3.要抓早抓小抓苗头，不要把小问题拖成大问题、让小事件酿成大事件各级领导干部要针对当前群体性事件多发的实际情况，按照早发现、早报告、早控制、早解决的要求，大力加强情报信息工作，特别要建立信息网络和信息报告制度，建立县、乡、村三级矛盾纠纷调处网络，真正建立起群体性事件的预警机制，确保对群体性事件的苗头、事端发现得了、控制得住、化解得好。
要认真组织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工作，努力把可能引发群体性事件的重点地区、重点领域、重点行业、重点人群、重点问题搞清楚。真正对不稳定因素，尤其是可能引发群体性事件的苗头、事端做到底数清、情况明。对排查出来的不稳定因素，要坚持党委、政府统一领导，按照属地管理、分级负责和“谁主管、准负责”、“谁经营、谁负责”的原则，建立“五个一”工作机制，即：一个问题、一名领导、一套班子、一个方案、一抓到底。严格落实责任，强化督促检查，切实做到“三个不放过”，即：责任不落实不放过，工作不到位不放过，隐患不排除不放过。对于重大的不稳定因素，要通过领导包案、工作组督办等形式，限期解决问题、切实消除隐患。
4.要主动出面做工作，不要被逼出来做工作实践表明，群体性事件发生后，最好的办法就是有关地方、部门的主要领导同志亲自出面，与群众对话，认真听取群众的意见，耐心细致地做好群众工作。相反，一些群体性事件的扩大升级，往往是因为有关地方、部门的主要领导同志没有亲临一线做工作，以致激怒了群众。只要各级领导同志把群众要见领导当成送上门来的思想工作，敢于面对群众，善于说服群众，带着感情和责任主动去做疏导工作，就能较好地化解矛盾、平息事件。领导干部要切记“六个不能”，即：不能摆架子不见群众，不能和群众斗气，不能派无法答复和解决问题的人去应付群众，不能派没有经验的干部去处置，不能等到事件闹得不可收拾时才硬着头皮去见群众，不能带着民警“壮胆”去见群众。哪一级发生的事件，哪一级主要领导同志要迅速到位，靠前指挥，不能搞分层次出动、久拖不决，以致把问题拖大。在群体性事件现场做群众工作时，也要做到“三个不要”，即：导致群众情绪激化的话不要说，不符合政策、法律的不要轻易表态，通过努力不能兑现的“空头支票不要开”，特别要防止为急于脱身、息事宁人而不负责地乱表态，结果造成事情越闹越大。
5.要讲究政策策略，不要简单草率行事处置群体性事件是一项十分复杂而又十分敏感的工作，政治性、政策性都很强，要牢记：亏了群众的不能不给，不给就要出乱子；是干部的问题不能迁就，一迁就就会惹麻烦；该纠正的错误不能顾面子而坚持不改，顾面子就会更没面子。在群体性事件现场处置过程中，必须贯彻慎用警力、慎用武器警械、慎用强制措施的原则，依法处置、文明处置，防止矛盾激化，防止发生群众伤亡事件。一般不得采取强制措施、使用警械武器；一线民警决不能携带、使用杀伤性武器，决不能对群众手枪。当然，对于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伴有严重暴力行为，如不及时果断处置将造成更为严重后果的群体性事件，必须高举维护群众利益、维护法制尊严、维护社会稳定的旗帜，把握先机，依法果断处置，防止事态扩大。还要高度重视和认真做好善后工作。
6.要把维权的旗帜主动抓在手中，不要等敌对势力插手利用了再花更大的力气、更大的成本去解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因此，我们一定要主动维权，畅通维权渠道，提高维权效率，特别要健全党和政府主导的维护群众权益机制，健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工作机制，形成科学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诉求表达机制、矛盾调处机制、权益保障机制，真正把维权的旗帜主动抓在自己手中，使西方敌对势力没有机会、没有市场。对群众的诉求，要及时主动地解决，不能不闹就拖着不解决；对群众上访，要严肃认真地化解，不要等到了北京再花更大力气去解决；对伤害群众利益的行为，要及时纠错。不要造成大冲突后再去处理人；对群众利益冲突，要积极协调有关部门化解，不要等到闹大起来再去解决。只有这样，才能减少过激维权，防止敌对势力插手利用。
7.要主动抓好基层组织建设，不要等基层组织问题成堆了再去抓基层组织是党的执政基础。基层组织软弱涣散是发生群体性事件的重要原因。从一些重大群体性事件的发生过程看，事发前的相当长一段时间，老百姓就对当地政府和有关部门积累了不少意见和怨气。但这些地方基层组织视而不见、充耳不闻，既不做化解工作，也不及时向上级反映，有的基层干部甚至直接参与或策划群体性事件。因此，必须下大气力抓好基层组织建设。要以村、社区为重点，切实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充分发挥其核心领导作用。要加强国营、民营企业及新的经济组织和新的社会组织的党建工作，防止出现失控现象。要加强基层政权建设，提高社会管理和服务水平。对把持基层政权、基层组织的宗族势力、非法宗教势力、黑恶势力，要坚决整治，依法打击。要抓好村（居）委会、治保会、调解会等群众自治组织建设，充分发挥其调解矛盾、畅达民意等功能，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促进社会安定团结。
8.要主动引导舆论，不要等炒作起来才被动应对各级党委、政府要把主动引导舆论，特别是网上舆论作为预防和化解群体性事件的重要策略和重要手段，坚持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的方针，加强正面宣传引导，充分发挥舆论宣传在理顺群众情绪、化解社会矛盾、协调利益关系方面的重要作用，形成积极向上、团结和谐的主流舆论，营造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同舟共济、共闯改革难关的舆论氛围。在社会信息化的条件下，对一些地方发生的群体性事件，特别是大规模群体性事件的信息进行封锁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可能的。要按照及时准确、公开透明、有序开放、有效管理的要求，牢牢把握正确导向，重视发挥主流媒体和互联网、手机等新兴媒体的作用，做好重大群体性事件的新闻报道和舆论引导，满足人们的信息需求，回应社会关切，努力抢占先机、赢得话语权、掌握主动权。特别要探索建立群体性事件的舆论分析、通报制度，建立和完善群体性事件的新闻报道快速反应机制。对形成热点的公共事件，应冷静地分析和处置，与媒体建立和谐共鸣的良性互动，审时度势，力争主动，最大限度地满足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的要求。要善于组织力量通过媒体传达政府声音，主动介入，主动化解群体性事件和矛盾，不给舆论炒作的机会。
各级领导干部要努力适应网络化、信息化时代的挑战，认真研究媒体规律特别是互联网规律，正确对待媒体监督和网上舆论，特别是不能埋怨、抵触媒体监督，不能寄希望于压着媒体不报，不能寄希望于通过技术手段删除网上的负面言论。除了少数不实、不宜报道外，对媒体报道应持欢迎态度，将其视为对工作的促进。对正常报道，要自觉接受监督、批评，迅速纠正错误，改进工作；对与事实有出入的报道，要及时沟通，说明情况，阐明真相，疏导解释，正面回应；对恶意炒作，要早说、多说，说清楚、说明白，争取主动；对敌对媒体的污蔑造谣，要据实予以驳斥，不能“失语”。
9.要主动加强对群众的法制宣传教育，不要等到群众闹起来才进行法制宣传教育部分群众维权意识和守法尽责意识不强，一旦产生利益矛盾，往往抱着“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不闹不解决”和“法不责众”的心态，在别有用心的人蛊惑或不法分子的煽动下，动辄越级、聚集上访甚至采取极端行为，这也是群体性事件多发、激化的基本因素。对此，一定要采取卓有成效的形式，大力加强基层普法工作，切实加强对广大群众经常性的法制宣传教育，增强广大群众的法制观念。特别是对于已经发生的群体性事件，不应简单地平息事态了事，应该通过每一次群体性事件的处置，引导教育群众在法制的轨道内表达诉求，建立一种“依法维权、违法必究”的规则与秩序。公安机关在处置群体性事件时，要对其中的重点人员开展谈心交流，以案说法，让他们感受到公安机关是在“为我着想”，促使其转向正常合法渠道解决问题。对于群体性事件中的违法人员和违法行为，不能无原则迁就，必须在加强教育的同时依法处理。
10.要主动教育培训干部，不要等出事才教育培训干部党政领导干部和政法干警缺乏经验、判断失误、处置失当，是导致侵权个案迅速升级为涉政群体性事件的直接原因。面对人民内部矛盾凸显的新形势，有的党政干部和政法干警做群众工作的本领很不适应，应对群体性事件的能力不强，用民主法治的方式解决问题的经验不足，从而引发涉政突发群体性事件。各级党委、政府和政法机关要切实增强民生意识、人权意识、法制意识。各级领导干部都要加强法制培训，深入学习宪法，学习中国现行的保障人民基本权利、加强对行政权和司法权监督制约以及领导干部监督管理等方面的法律法规，熟悉应急处理涉政突发群体性事件的法律规定。要认真总结吸取各地预防处置群体性事件的经验教训，区分不同性质、不同类型、不同规模、不同群体，抓紧制订实用性和操作性强的各类处置预案，对干部进行培训。
思考题
1.中国当前社会矛盾多发的时代背景是什么？
2.中国当前面临的最主要社会矛盾有哪些？
3.中国当前社会矛盾的主要特点是什么？
4.如何防范和化解各种社会矛盾？
5.预防和处置突发群体性事件要掌握哪些要点？
参考文献
1.[美]塞缪尔。P.亨廷顿著，王冠华等译：《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三联书店1989年版。
2.[法]托克维尔著，冯棠译：《旧制度与大革命》，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
3.王煜主编：《社会稳定与社会和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
4.赵鼎新著：《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
5.孙立平著：《断裂-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