池峰城将军已经将三十一师的指挥部转移到了城里，我们在那儿碰到他正在与三十兵团的指挥官田镇南谈话。
池将军如此年轻着实让我吃惊，我本以为在前线冲锋陷阵的会是一个稍年长的指挥官，没想到竟是位个子不高、宽肩膀、头发整洁地梳到脑后的三十四岁军官。他穿着棕褐色的粗布裤子，脚踝处系着松松垮垮的皮带，上身穿着一件颜色相同的短款西式风衣，追随着老式的步兵装扮风潮。
池将军是个充满朝气的人，他用简短的几句话将过去几天的战役一笔带过。他描述的主要情节跟在司令部时孙将军给我们讲的差不多。
他解释道：“城东的军官打电话告诉我日军开始发动毒气攻势了。我问他情况如何。他说毒气使他们的眼睛发涩，鼻孔有烧灼感。我说：‘戴上你们的防毒面具，不管发生什么都别摘下来——这只是催泪弹。’然后我下令让另一支后备团发动猛攻。我们使用了手榴弹和大刀。鏖战正酣，我们正打得起劲时日军开始退缩了。到今天早上四点，只有城南一座房子里还有零星敌军在负隅顽抗。我们冲他们大喊，劝他们投降，但是他们仍然继续射击。于是我们放了一把火。这就是我们这次缴获的战利品。”他指着一堆步枪、手榴弹、机关枪、行军日志，作战指南和三根装着催泪弹的金属管。
池将军叙述整件事的时候田镇南将军一言不发。田将军是位有点老派的年老军官，但是性情温和。他建议我们去看看前线的情况。
我们先去了日军曾占领长达一周之久的城市东部。爬过了沙袋堆砌的壁垒，小心地钻过铁丝网后我们来到了一座充满了死亡气息的城市。日军没有足够的时间埋葬这些被他们杀害的百姓，四处焦黑的痕迹直接表明了直到最后一分钟时间他们还在试图将所有的尸体焚烧殆尽。一个中国老农民四仰八叉地躺在路中央，失去了生气的手里还抓着一双鹅脚。在他的尸体前面还有一具妇女的尸体，在她撕裂开的腹部上，一个还未出世的小婴儿的尸体半露在外。这是多么可怖的场面！
继续向北走就出了城，在这儿我们看到了四辆被遗弃的坦克，坦克周围躺着几具已经肿胀腐烂的坦克兵尸体。这是一辆中型坦克，每一辆上都携带着一门五十四毫米口径的大炮和两挺六点五毫米的机关枪。
池将军向我描述了他们打坦克时用的套路。
“敌人企图用二十辆坦克向我们的城北进攻，于是我们在墙上安装了反坦克大炮，并且派士兵隐蔽在地面的洼处单独作战。每个士兵配备了八枚手榴弹，每四枚一扎。每当有坦克靠近他们时，士兵们就将手里成捆的手榴弹扔向坦克。我们用这种方法炸毁了二十辆坦克中的十三辆，剩下的七辆被迫撤离了。被我们炸毁的坦克中，有九辆被日军在晚上用拖车牵引走了，还剩下四辆留在这儿。”
我们之前听说日军在城北两英里外的邵庄有个被中国军队摧毁了的炮兵基地，开火时还造成了三百匹马的误伤死亡。池将军在那天下午派了一支五十人的警卫队护送我们去了那里。
这趟路程中没有意外发生。北边远处传来的隆隆炮声暗示了敌军就在附近。邵庄只是个小农庄规模的村子。在屋前按照惯例摆放着相同间隔的炮车车轮。炮车周围的地面上密密麻麻地布满了弹坑。十几辆用来运输弹药的卡车和拖车翻倒在屋子的一侧。房子的墙壁都被炸成了废墟，废墟里躺着二十五或三十五匹死马；其他地方也零星躺着几具。不用说，一看就是中国军队用一百一十五毫米口径的大炮精准射击的结果。
黄昏逐渐降临时我们启程往回走。真是异常忙碌的一天。对于埃文斯、费诺、卡帕和爱泼斯坦来说今天的收获颇丰，因为他们拍摄到了独一无二的新闻照片。而对于中国人来说，今天是充满胜利喜悦的一天，所有人的精神都因这次胜利而为之一振。队列排头开始有人唱起歌来。突然间歌声被打断了。一连串的子弹向士兵们射过来，警卫队立刻就近躲避到路左侧的沟里。
我当时位于队伍的中间部分，看到了一个奇怪的生物痛苦地挣扎着从一个掩体向四十米外的路右侧移动。我也向路对面的沟里移去。
情况看起来是这样的：一个士兵发现了掩体里有一条毯子，企图用步枪的枪管把它挑上来时，一连串的子弹从毯子下面射出来，原来是一个脚部受伤的日本士兵正藏在这条军绿色的毯子底下掩护自己。
整件事带着悲剧的意味，这个士兵不肯投降，不时地从毯子下举起胳膊，用他的步枪向警卫队乱射一气。警卫队也开火了，但是目标太不明确，只能趁着他举起手的时候才能瞄准。最终，一个士兵匍匐着爬到了他的侧面然后向他扔了一枚手榴弹。手榴弹在离我们更近一些的地方爆炸了，这引得同志们骂骂咧咧。但是第二枚手榴弹扔到了掩体边，结束了这场实力悬殊的较量。
这场较量对于旁观者来说可能显得不怎么公平，不过那个只有莽夫之勇的日本兵不肯投降，还藏在毯子底下，没人知道他会在何时向何地射击。这样的悲剧在本就卑鄙无耻的战争中还在一直延续。
回到台儿庄后，指挥官们对于我们前往视察了一片还没彻底结束战斗的地区感到十分后怕，掉队的日本兵随时都有可能出现在他们刚打下来的领土上，不过，前往前线的观察员们是从不会期待他们前行的路上洒满玫瑰花瓣的。
池将军和田将军陪同我们一起回到了已经迁往离台儿庄更近的指挥部。孙连仲将军此时正在等着我们共进晚餐。
又是一个难以忘怀的夜晚。那是人们记忆中，中国军队首次在与配备了现代化武器的外国侵略者的博弈中取得了胜利，正是在座的这些人指挥了这场胜战，他们的欣喜若狂也是能够理解的。在六个月前，甚至在一个月前，他们的抵抗看起来还是徒劳无功的，但是努力从未停止，不加抵抗就拱手将自己的土地相让不是他们的天性。战胜日本强权的希望依然很渺茫。日军目前虽然在阵地战中一败涂地，但可能明天就重整旗鼓卷土重来。不过这场战争至少证明了日军不是不可战胜的。从此以后，台儿庄战役对于中国人民来说将是希望的象征，是鼓舞他们前进的动力。
孙将军给我们拿来了一些黄酒（就是米酒的一种）。我们举起杯来，为一个全新的、强大的中国而干杯。特迪·塔唱了两首他的新作品，《献身》和《战旗颂》，其他人也跟着一起唱起来，歌声在墙内回荡着，久久未散。
池将军唱了没一会儿，开口问道：“你知道我们的士兵是怎么评价那些武器的威力的吗？”
我以前听说过部队的士兵们嘲笑空袭用的炸弹，但是我想听听他的回答。
他说：“他们说日军的炸弹没火炮大，火炮不如机关枪的威力大，但是，他们坚持认为我们的手榴弹比日军的机关枪威力大，而我们的大刀是最有效的。”
这个如此简单的分析结论让我们感到十分好笑，但是战士们的观点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们赢得过一次徒手肉搏战的胜利。
我问孙将军，日军为何会逃掉。
“我们占领了台儿庄周围的所有村子，”他回答道，“但是村与村之间的交界地带没有守住。”
我推测他可能听从了一条古老的中国格言后才没有将敌人包围得太紧，以防他们无路可退时会绝地反击。
还有一个现象一直困扰着我。中国军队防线的主要阵地都建在大运河北岸，这同将屏障设立于防御部队前方的传统做法相背而驰。我向孙将军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他的眼睛闪现出了亮光。
“几个世纪以前，”他说，“中国有一位著名的军事家名叫孙子，他曾经有个很著名的理论，叫‘置之死地而后生。’”我们都因这个巧妙的回答而笑出声来，因为现在中国军队面临的并不是在运河南岸建立强大的防御基地的压力，在运河北岸发起进攻消灭敌人才是当务之急。
几天后，我离开了这些令人愉悦的朋友启程回汉口。日军毫无疑问将会发动强大的反攻一洗前耻，但是他们仍需时间调兵遣将。中国军队看起来对扩大战果不怎么感兴趣，可能是因为这次的胜利多多少少让他们有点昏了头脑，又或是怕会陷入日军的圈套。不管怎么样，在下次日军的反攻行动前，还是有几天太平日子的。
在汉口时，我与来自德国的军事顾问冯·福肯豪森先生聊起了这次战役。之前几次造访城内时我曾与他聊过，他对于军事的专业判断让我十分钦佩。我曾因这个军事顾问团的成员都是来自于亲日国家、他们是否会效忠中国的问题上产生过怀疑，但当我认识到了冯·福肯豪森先生内在的高贵品质之后，我的怀疑消失了。我当时认为，并且现在依然这样认为，他为中国的事业做出了充满信念和有价值的贡献。
福肯豪森先生因为中国军队没有继续扩大优势而百爪挠心。
“我告诉蒋委员长，”他激动地说，“前进，进攻，赶紧扩大我们的优势。但是他们什么都没做。要不了多久日军就会在徐州集结八个、十个师的力量，到那时就来不及了。如果他们现在消灭掉这支溃不成军的部队，消息传到日本后就会动摇本国国民的侵略信心。”他失望地把手举过了头顶。
这就是中国，是中国的战争。中国会按照自己的方式斗争。谁能说在西方人看来是错误的东西一定会危及中国的命运呢？台儿庄的胜利，一是因为日本人的傲慢和无能，二是因为中国人的勇气和智慧。日军在未来的战争中将会变得更加谨慎，中国的军队也还没有足够强大到可以抵御日军顽强攻势的程度。中国的力量深藏在时间以及广阔的地域和丰富的资源中，如果能够巧妙运用这些资源就能够把控住战争的节奏，减少建立在经济基础的硬件条件上的较量。所以说，一次胜利在心理上极大鼓舞了士兵们的士气。但是蒋委员长并不把这次胜利看成是中国军事力量崛起的标志。最终达成一致的政策很可能是采取拖延战术，在对手占领的过长战线上将他们消耗殆尽，同时良好地保存中国军队的军事实力。
也许台儿庄一战的最大意义在于和谐融洽的军民关系。孙连仲将军在他的军队里进行了严格的伦理道德上的思想灌输，他的士兵因此都在为同一个理想而斗争——拯救中国。他们意识到广大的群众百姓都是他们的盟友，因此要尊重爱护他们。百姓们也以继续在战区耕田劳作、军民合作为回应。
这次胜利的荣誉首要归功于指战员孙连仲将军以及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东线的军队对战争的胜利起到了同等重要的作用。张自忠将军的部队部署在临沂北部，阻止了日军一〇五师的行动，汤恩伯将军的部队也在临沂和台儿庄之间为左方的孙将军和右方的张将军提供援助。
汤恩伯将军是另一个置身于政治事务之外的领导。他在冲突爆发之初指挥了北平西北方向的南口保卫战，在台儿庄一战中，他又一次证明了其重创敌军以及俘虏大量敌军的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