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的脚步踏进入了这一年的最后一个季度。我也亲历了两个前线阵地的军事行动和游击战。这两种战争形式中，后者在抑制日军获取最后胜利的果实，以及将战争拖延直到中国有足够力量应付日军上似乎更加适合中国的需求。不过，类似的抵御想要成功仍取决于强有力的人民运动，尤其是在那些已经被日军渗透了的地区。当我跟八路军在一起时曾经视察过这样的地区中的一小部分。我现在考虑去视察日军后方地区也就是内蒙的绥远到山东海岸一带的可能性。这显示出来的将不仅仅是人民运动的潜力，因为两党在北方都有军队，给我提供了一个观察国民党和共产党统一战线的发展程度的机会。
我盘算着，这趟旅程大致上相当于从爱荷华州的杜比克市出发（陕西省，西安市），向北前往明尼苏达州的德鲁斯市（绥远边界上的陕西省榆林市），然后向东北行约一百五十英里，再向东南前行，最后穿过底特律市和休伦港回到密歇根州的兰辛（郑州），全程大概是一千五百英里。
跟往常一样，我没有向任何人透露我的计划。秘密只有在不告知任何人的时候才能称其为秘密。然而，直到抵达郑州之前我都没有做出明确的决定，是否会回到徐州前线也未可知。日本人正调集了大量的军力准备重新占领西南地区。
彼得·弗莱明从伦敦来此为《泰晤士报》的系列报道搜集资料。他想要去徐州前线一探究竟，于是我们决定同行，至少同路到郑州。
弗莱明刚刚三十岁出头就已经因几本关于巴西、中国和中亚地区的游记而名声大噪。他很安静，也不傲慢，是个旅行的好伴侣。从汉口开来的火车原本只要十四个小时，却因频繁的空袭延时了两天。每当有警报时，火车车头便与车厢分离向前开个几百码，乘客们也都分散躲进了田野或是去山谷的涵洞里寻找遮蔽物。正当我们的火车好不容易到达郑州时，又赶上了这个城市遭受一场前所未有的空袭。我们把行李扔进一辆黄包车后直奔浸信会医院，黄包车在后面一路狂奔追随着我们。
这个城市的十几个记者都在寻找能够去往徐州的交通工具，有些人已经在这儿停留了一个星期。但是中国军队正在向东面增援，没时间管我们这些普通的旅客。
从程潜将军那儿我们得知，日军正在徐州一百英里以北的滋阳集结军队，在那里他们更方便攻击徐州的东西两面。
我们的军事联络官约瑟夫·史迪威到来时，我正在思考是否应该先去徐州的问题，他说他也要去那里。我的路线即刻明确了。两个美国观察员没有必要都去徐州前线，彼得·弗莱明可以陪同史迪威上校一起，而我将单独出发向西去看看能够为前往绥远的计划做点什么。那天夜里我登上了西去三百英里外的西安的火车，就是在那里，我开始了与八路军一起的冬季旅行，这趟旅行也最终在那里结束。
我听说从西安向北二百五十英里就能到达共产党所在地延安，再向北二百英里到陕西—绥远边界后有一条可以通卡车的马路。我打算先去延安呆几天，跟毛泽东和其他共产党领导人聊一聊，然后再前往榆林，希望在那能够找到一支可以护送我去绥远马占山司令指挥部的警卫队。届时，我就要自己碰运气了，看看能否有好心的游击队领导人可以带我通过华北至山东省。这一趟大约有一千五百英里，如果足够幸运的话，我可以在五个月之内走完。
到了西安后，我又一次拜访了陕西省政府主席蒋鼎文将军。榆林和绥远的军队直接隶属于中央政府，主席能够代表蒋委员长。他友好地接待了我。
“你看了不少我们打的仗了吧，参赞。”他欢迎我道。
“是的，将军。”我回答说，“我希望能够看到更多。”
我简短地向他描述了一下我的计划，说：“占领区内的军民合作留给了我很深的印象，在我看来，这对于你们的反击抵御来说是很重要的组成部分，因此我想去考察一下合作的范围大概有多大。再说，国际上对占领区内统治权的所属问题知之甚少。日军宣称他们还享有最高统治权，但据我所知，我非常怀疑这一点。如果我能亲自考察整个地区，我就能够说句公道话。”
“但是，参赞，”他有点抱怨地说，“这样的旅程极度的危险，你为什么要冒那样的险呢？”
我顿时语塞了。此前我从未想过到底是什么力量一直激励着我进行远征，我只是单纯地想参与进这场战争中而已。而现在我终于意识到了在完成我的职责之余，还有更深层次的欲望驱动着我。
“将军，”我由衷地回答他说，“我来自一个视人民自由和平等为不可剥夺的权利的国家。为了保证这些权利的行使，我们的人民也经受过很多苦难。在中国的这些日子里，我发现中国人民同样热爱自由和平等。并且据我所见，这些人已经准备好牺牲自己的享乐、家园甚至是生命来保障他们的后代可以享受自由和平等。作为国家来说，美国不能在这场冲突中倾向任何一边。但是作为个人我能够见证，即使在最偏僻的地方，你们的人民也在为反抗侵略者做着不懈的努力。我将会就此向全世界公布我的报告。我敢说，任何一个我的同胞都愿意为此而冒险。”
我并不想表现得太戏剧化或是感情用事，但是在我的观念里，自由和平等是人权当中最重要的两点。我现在意识到，我的潜意识早已开始与日本侵略者藐视人权的暴行进行抗争。但是与日本侵略者截然不同的是，我在中国人身上看到了当初我们的祖先在莱克星敦、特灵顿、福吉峡谷战役中表现出来的同样的精神。
蒋将军异常的沉默。等我回过神来时，竟看到了泪水从他小麦色的面庞上流下来。他擦干了泪水，用沙哑的声音说道：“参赞，我没想到一个美国人能这么深刻地理解我们反抗的目的。我将全力配合你的所有要求。”
他就是传闻中那个对共产党实行残暴的棍棒统治的人。但是他也是人，并且很显然他对祖国之爱并不比那些没有实行专制统治的人少。他是另一种环境和训练下的产物，思维方式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就发生改变。自从这次谈话之后，我对于蒋鼎文是个顽固分子的传言不敢苟同。
在八路军的办事处我见到了神情威严、一头白发的林伯渠，当时他任中国共产党所在地、陕北特别行政区的主席。
林伯渠是中国共产党伟大的先辈，1922年时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的白发从高高的额头向后梳着，灰色的胡须使他显得颇具贵族气质，还有那副挂在耳朵上的不太合适的眼镜也给他增添了些仁慈的气质。他是一位校长的儿子，从小接受的是传统的教育。担任国民党高官时，曾在1927年检举揭发了蒋介石在南京成立右翼政府的秘行，后来他逃亡苏联并且在那里学习了四年。回国后，他在江西担任中华苏维埃政府的财政部长。目前他担任特别行政区的主席一职，同时也是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的负责人。
林同志对我的计划表示出了极大的热情，并且为我向毛泽东和延安的其他领导人写了介绍信。
之前在这里时，我曾试图促成林伯渠和来自瑞士的马西教授的合作，他当时在西安领导着国际联盟反传染病小组。马西教授带了一个医疗小组跟林伯渠一起来到这里，在听说八路军的军队急需照顾伤员后，他立刻热切地表达了能够在这里建立一所医院的愿望，但因必要药品和仪器却十分匮乏而搁浅。我在此时问起了有关他们的消息。
“我们把他们送去了延安，”林同志回答说，“国际联盟想管的事儿太多了。”
我决定到了延安后去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林伯渠说明天将会有辆运送药品物资的卡车去延安，不介意的话我可以随车出发。
晚上，蒋将军准备了丰盛的晚餐为我送行，他的大部分下属也参加了。按照中国的惯例，我坐在了招待我的主人对面。将军简短地说了几句后很正式地将介绍信一封封地递给我。这几封信分别是要交给榆林的邓宝珊和高双成，绥远的马占山、傅作义、何柱国、门炳岳将军的。他还要派卡车把我送到北边，我告诉他，八路军已经为我作了安排。
带着蒋将军的祝福，我回到了宾馆，为我接下来的艰苦旅程做着准备。
“不下雨的话，你两天就能到了。”国际联盟反传染病委员会的艾瑞克·兰多尔大夫一边最后检查着装上车的药品，一边对我说，“不过要是下雨的话就说不准了。”
这是辆美国产的卡车，顶蓬的两侧各印着一个大大的红十字。我这趟路程的同伴有一位来自加拿大的护士简·伊万小姐，还有三个前往延安希望能够被当地学校录取的学生（一男二女），以及一个负责这辆卡车的来自上海的童子军。这个童子军的名字叫郭志德（音译），他长得非常俊朗，穿戴着一身标准的童子军制服，包括刀子和哨子，浑身上下都充满着朝气和活力，不管遇到什么困难，他的脸上总是堆着笑容。
除了郭同志以外，我们都爬进卡车的车身，尽可能让自己在这堆药品和行李中舒服点。而郭同志一个人跟司机坐在驾驶室里。
简·伊万在山东的一个天主教教会做过五年的护士，中文说得很流利。她在几个月前同诺尔曼·白求恩大夫一起回到了中国，在八路军做一名志愿医护工作者。三天前，也就是在我刚刚离开临汾时就被派往了那里。结果没想到日军在第二天就发动了袭击，于是她只好跟着大部队一起向西横渡黄河逃命，她的经历说起来也够惊险刺激的。日军每天都会轮流用飞机投放炸弹，不停地用机关枪扫射。有一次，一枚炸弹在离她很近的地方爆炸了，她的半个身子都被掩埋在了黄土下。但是这些可怖的经历没有削弱她的激情，相反她还带着补给回到了延安。在路上的那三天里，她总是容光焕发，从不抱怨车窗外扬起的灰尘或是座位不够舒适。
我们从一座铁路桥上跨过了渭河，向着陕北连绵的丘陵驶去。这儿的黄土很容易风化成粉，再加上过往车辆的碾压，车轮的转动扬起漫天灰尘，我们仿佛在洗黄土淋浴一样。不过，只要我们正向着北方前进，其他的什么都不重要。
傍晚时分我们到达了同官县，在一个铁匠家找到了栖身之所。屋子只有一间，但是有两张被一条窄过道隔开的炕。简和那两个女孩睡在一张上，郭同志、男学生和我睡在了另一张上。在中国旅行的时候，太拘泥于这些小节是不可取的。
我们在早上五点半时起了床，吃过了一顿豆腐乳和小米粥的早餐后，我们又踏上了那条灰尘满天飞的土路了。我们开始了爬坡，没一会儿我们眼前的路两旁就出现了向外延伸的贫瘠的黄土峭壁。这种黄土的特点之一就是会垂直断裂。时间和各种因素对山峰长久的侵袭，使得这些峭壁看上去很有年代感。偶尔看到的种满谷子的梯田使得这片没有生气的土地不那么荒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