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了，第二阶段的概念是建立在中国的经济实力提高、能长期坚持持久战的基础上的。日军为了维持军队的正常运转付出的代价极高，包括食品在内的全部补给全部直接由日本本土空运过来。日军士兵不爱吃中国的小米、白菜、豆腐和黄豆之类的食物，更喜欢吃自己的大米、鱼和牛肉。除此之外，日军是按照西方的传统方法建立和接受训练的，要求配备重型武器，要求大炮和飞机协同作战，行军时携带的重型武器不但拖慢了速度，保养费用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而日本人死板守旧不懂变通的性格给本就艰难的战争难上加难。
而中国军队一方面有着本土作战的优势，能够以更低廉的价格得到食物补给，另一方面他们习惯于携带轻便的武器快速转移，。军民关系和谐，让他们在游击战中占据了主动性。中国人民已经习惯了徘徊在最低生活水平的边缘，在保卫国家的精神的激励下，他们纷纷准备做出自己最大的牺牲。虽然缺少生产战时物资的重工业基础，但幸好还有丰富的原材料。中国拥有的更为重要的东西就是来自世界各地爱好自由的民族的支持——这是发动侵略战争的日本所没有的。
当然了，游击战不是决定性的，所以还有第三阶段，也就是反攻阶段。当日军在本土资源枯竭，战线过长双重压力下不得不撤回沿海地区时，中国发动反击的时刻就到了。反攻要求有力量强大、训练有素的部队实施打击，蒋委员长已经计划在西部和西南的几个省排兵布阵，就如他在通往缅甸、印度和苏联各个交通线上建立了据点一样。
这些计划的成功与否取决于中国的长期团结。虽然国民党军队中一些自顾自的军官和八路军的下级干部间发生过摩擦，我依然坚信蒋委员长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之间是相互信任的。他们双方心中装的都是国家利益，都意识到了人民在战争中的价值。他们的目标是成立代议制政府，然而这个目标的实现不能急于一时，中产阶级官员脑子里的老旧思想只能一步步地改变。民族面临的处境越危急，他们的抵触情绪就会越小。
关于蒋委员长的性格还有另外一面值得探讨。人们一度对他是否是个虔诚的基督徒产生了一些猜测。有一种观点认为，他皈依基督教是试图获得外国传教士支持的狡猾之举；还有一种观点认为这是妇唱夫随，一切都源于他虔诚的教徒妻子。但这两种观点都跟蒋委员长至真至诚的名声相违背。
众所周知的是，当蒋委员长第一次求婚时，他现任妻子的母亲宋夫人把信奉基督教作为了第一要求，他欣然同意。但是有传闻称，他当时只表示愿意加深对基督教的了解，但不能只为取悦他的心上人就一口答应信奉一个他还不甚了解的宗教。这并不像一个处于热恋状态的男人的回答。
不过，我坚信蒋委员长信奉基督教是发自内心的。1936年12月当他被扣押在西安，随身携带的唯一一本书就是圣经。我在后来同他们夫妻二人共进过午餐时，他在餐前祷告后那静默的一分钟中表现出的平和是无法伪装的。
可能是耶稣从事了一生的改革事业引起了蒋委员长的兴趣，如果是这样的话，他现在就已经抓住了基督精神的基本要点。在一次公开的演说中他曾经说过的一段意义深远的话：“长久以来，我一直不停地探寻耶稣的改革精神的源头。我想这精神来源于耶稣的爱。他的这种爱，驱赶了人们污秽的思想，瓦解了不平等的制度，让所有人都享有上帝赋予他们的自由和平等的权利。”
我并不是要将蒋委员长信仰的基督教同他在内战期间迫害共产党人的行动统一起来，我只是想指出，对于基督教学说的含义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不能妄下定义。在美国和其他的国家，有一些自诩为基督教徒的人做事丝毫不考虑博爱和怜悯这两个最主要的基督教义。还有一些自诩为基督徒的人似乎相信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是经过耶稣基督傅过油的译者注：基督教七大圣事之一。，他们坚决地反对一切持不同意见的人。也许蒋委员长在心里认为共产主义的非基督倾向是邪恶的。我认识一些美国传教士，他们曾激烈地公开指责共产党，不过正是他们指责的这些人在一丝不苟地践行着基督教的教义，比那些号称是基督徒的人更加坚定和持久。有时候既定的印象不一定是正确的。不过，西安事变给蒋介石带来了另一个重大变化——自那以后，他更加和蔼，也更加注重人道主义了。
有时人们也会好奇蒋委员长是否会以和平方式做出让步。他的过往经历和公开的言论都表明了，对于有损中国主权或领土完整的行为绝不手软。
1937年12月16日，蒋委员长通过无线电台向全国发声：“我的职责和所处的位置让我无法逃避肩上的责任。只要我还存活于世，我就将不遗余力地为中国贡献我自己的一切，直到中国战胜一切苦难，人民安居乐业。只有获得这场胜利，我才能无愧于党国、无愧于政府、无愧于人民。”此后他又不停地重复这次发言的立场。
在汉口的八路军办事处，我看到了正在负责国共两党政府间联络工作、同时兼任着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主任的周恩来。叶剑英、博古和王明也同在那里。
叶剑英在八路军任参谋长一职，不过在这儿他是办公室主任，经常给蒋委员长和他的军事参谋部出谋划策。他中等身高，是个热心肠、暴脾气的壮汉，工作起来不分白天黑夜。不过每当我造访时，他总是挤出点时间跟我聊聊。
博古是共产党的一位政治专家，在统一战线达成前，他担任着陕北苏维埃主席。博古岁数不大，约是三十三岁，高高瘦瘦的，戴着一副厚重的眼镜。除了毛泽东以外，可能没人比他更熟悉共产党的思想了。他的英语说得很流利，从不忙于解释或阐明任何情况。他总是很安静，话也不多。
第四个成员是王明，他大概三十岁上下，个子不高，性情温和，是个理想主义者，外表看起来值得信赖。多年以来，他一直担任共产国际的代表，有着出色的表达能力。
他们在说话从不啰嗦。如果我想要他们解释某种情况，他们或是直接回答我，或是直截了当地告诉我他们不方便评论，从不含糊其辞。
那个时候，他们正迫切地要求蒋委员长将百姓动员起来保卫武汉地区。如果这项政策被接受了，他们将建立在北方已取得成功的游击队，在村里组织自卫队，对人们进行思想教育，这个地区会大大减小落入敌手的可能。也许他们在这个问题上对的，但是不管怎么样，做好被占领后同政府积极合作的准备总是没错的。据说，蒋委员长也倾心这个计划，但是国民党的一些举足轻重的人，如教育部长、右派的陈立夫表示了反对，遂未通过。
有一天，新四军的项英副军长从安徽省南部的游击战区来访。新四军是一支最近才在老红军的基础上组建起来的部队。1934年红军长征刚开始时一直坚守在江西，奉命掩护全部部队撤离。项英集中了所有的队伍继续在闽赣边界同国民党军队抗战，直到抗日战争的爆发。
项英的个子不高，头发剪得整整齐齐，满身的肌肉。他说话时非常激动，总是能直指问题的核心。战场上的长期历练使他反应灵敏。作为实战指挥员，他十分恰当地弥补了叶挺军长的缺陷，叶军长虽然也同样地热忱，但是毕竟岁月不饶人。
新四军现在面临着许多棘手的问题。在日军占领了长江沿岸的各个港口后他们先后辗转到了芜湖、南京以南的地区。当地百姓的情绪十分低落，政府也无暇顾及他们。让他们重新树立起信心、引导他们忍受困难，坚持抗日是个长期的过程，不能强求。另一个问题是补给，国民政府虽然允许他们自己组织武装力量，但是却不愿意按照八路军的标准为他们提供武器和军需品。
从这个角度来看，八路军也明显处于同样不利的位置。从我在北方旅行的这些日子里获取的信息来看，中央政府提供给八路军的物资十分有限。但是国际观察员并不同意这一结论。他们认为八路军岁没有直接接受苏联的援助，但是采用了一种以物换物的政策，苏联提供的装备通过新疆抵达兰州后再运到西安，沿路分发给驻军，八路军所得装备的数量由政府决定。
这两支队伍都按照中央政府颁布的工资表领工资和军费（从战士到军官，领取的工资从每个月从七美元到几百美元不等），但是发到士兵手上时则按照地方的规矩来（战士每月一美元，朱德总司令每月六美元）。剩下的钱用来买食品、药品，维持不受中央政府资助的游击队的日常开销。
时间一天天地过去，武汉的战争进入了白热化的阶段。在夏季，双方军队备受霍乱和疟疾的折磨。中国的部队因此失去了百分之六十的战斗力。随着秋天的到来，疫情逐渐减弱，日军势头再一次强劲起来。成千上万的伤员通过汉口被转送到西边已经进入战备状态的医院。
武汉地区的空袭也增多了，飞机投放炸弹的高度上升到了一万二到一万五千英尺的高空，轰炸的精准度较从前也有了质的飞跃，看来是掌握了新型的炸弹准星技术。在中国军队的小飞行队受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下，除了几架迫击炮，中国对于这些袭击根本束手无策。训练飞行员、空中防御力量的重建迫在眉睫。曾在春夏两季提供了极有价值的援助的苏联飞机，此时也因欧洲的紧张局势而回国援助。
在这种情况下，我有点不太理解汉口上流社会一帮年轻人的态度。他们跳舞、游戏、举办鸡尾酒会和派对，几乎忘记了自己的同胞还在为国家的独立而浴血奋战。对于刚从年轻人以牺牲个人、为国奉献为荣的北方地区回来的我来说，这种差异让人十分震惊。
我跟蒋介石的夫人再一次提起了这件事。“为什么还不发动一场针对中国青年的运动，劝说他们为自己民族的独立做点贡献？”我说，“至少他们应该意识到生活不该过得那么奢侈。”
蒋介石夫人回答我说：“这正是新生活运动应该做的事。”
于是，我又去向新生活运动寻求答案。
新生活运动在1934年时作为国家精神动员计划的一部分开始进行。有些人觉得这是蒋委员长对中国共产党推行的思想教育的呼应。无论如何，新生活运动的本意是减少贪污，促进个人和公共卫生，敦促大家更加注重个人的仪表，给大家提供精神上的动力。
新生活运动的主旨围绕着四个中国古老的美德：礼、义、廉、耻展开。
“礼”强调在人们的日常交往中要举止得体，行为端正；“义”着重于个人的责任感，包括广泛上的服务他人；“廉”要求正直和廉洁；“耻”敦促人们要培养自尊心，当自己做出不合时宜的举动后会为自己感到羞耻。
随着运动的进行，蒋委员长发布了更加详细的八条原则作为指导：
1.把昨天看成死亡，把今天看成新生，让我们抛弃昨天的耻辱，建造一个新的民族；
2.让我们承担起民族的重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