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我们必须遵守纪律，保持信义、诚实和廉耻；
4.我们吃、住、行要简单、规矩、朴素和整洁；
5.我们要有意识地面对困难，为勤俭节约而努力；
6.我们要有作为市民的适当的知识和正直诚实的道德；
7.我们的行动要勇往直前，迅速果断；
8.我们必须信守我们的诺言，即使在未许诺的情况下也要有所作为。
1934-1937年，这项运动的影响横扫了全国范围，运动中倡导的《八条》和爱国主义在人民的脑中产生了神奇的化学作用，产生了为同日本较量（大家都心知肚明，这种较量早晚都会到来）而做的道德和精神上的双重准备。然而在实行过程中，官员们太过强调举止和外表而忽略了其他内在修养的建设，导致了这个运动没有抓住人们的心。同时，八项原则中要求普通大众要为国家赴汤蹈火，但对于官员和富裕阶层却没有提出相应的要求。
当时，一位著名的外国官员对于很多中国官员当时的态度做了评论与归纳：“这些人决心斗争——直到劳苦大众流尽最后一滴血。”也许这个评论有些极端，但是他的话指出了一种把牺牲和不平等的职责强加给老百姓、利益分配不均等的社会现象。这类人的子女会逃避斗争的磨难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战争初期，中国百分之九十的工业分布在沿海地区。淞沪战役中，日军的轰炸使广东以及其他城市的工业产业消失殆尽。1937年至1938年的冬天，包括作家埃德加·斯诺、上海工部局工业监察科首席观察员路易·艾利在内的一批中外人士见面讨论了当前的这一局势。商讨出来的结果认为，中国应该在合作的基础上尽快建立游击工业模式。这种工业应该摒弃集中的原则，转而设厂于广大的内陆地区，同时可以减少被空袭的危险。工厂应尽量靠近资源产地，钢铁工业在矿山附近，纺织工业在棉、毛产区等。尽可能地雇佣数以千万计的难民为主要劳动力。
新的英国大使阿奇博尔德·克拉克·克尔先生已经抵达了上海。不同于呆板枯燥、循规蹈矩的英国大使，而是敢于打破常规、精力旺盛的人。他听到了这个主意后，立即看到了这个想法背后的发展潜力。据说他立即就去禀告了蒋委员长，委员长立刻给他拨款五百万美元。
3月时，我在汉口见过了阿奇博尔德先生，虽然从来没有讨论过工业合作的问题，但是我能够想象得出来他是能为这项计划赞助的人，因为他的强壮、活力，不竭的好奇心和无穷的精力，而且还是位抽烟斗的英国绅士。我第一次短暂地拜访他时，他说他有一封给我的引荐信时让我大吃一惊，他说完后立刻将手伸进了公文包里，掏出了一封来自埃德加·斯诺的信。如此的谦逊和不讲排场立即让我敬佩万分。
不过，真正为工业合作社起到了推动作用的是路易·艾利。他曾经在上海工部局一个铁打的岗位上工作了十一年。不过，他有着很强的社会意识，也看到了建立一个可以为战场上的军队提供支援、填补中国内地经济空白的工业组织的必要性。于是他离开了他的职务，申请投身于中国政府的工作。他的申请立即被政府接受了。
这段时间以来，路易一直往返于汉口，我也慢慢地了解他了。路易今年四十多岁，出生在新西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服役于澳新军团，几番前往第一线战斗，受重伤后在医院修养数月后从部队退役。他看起来并不高，身强体壮，淡黄色的头发，脸色不错。他的精力非凡，谦逊程度也出乎意料。
他不仅仅在努力的创办合作社，而且还推动汉口现有的工业向内陆地区迁移，在这个过程中他遇到的困难是多种多样的。工业企业家看起来大概分成了三类。有一些很聪明也很有合作精神，能够意识到早日将厂房迁移到重庆、成都或西边其它适合的城市的优势。还有一些虽然愿意搬迁，由于对航运和手工搬运机器的难度和所需的时间不甚了解，他们选择在汉口生产到最后一分钟，很明显，他们打算迅速地拆卸完机器后立刻转移到新的地方继续生产，不愿多耽误时间。第三类工业企业家数量不多，这类人心中没有家国天下，只有自己，由日本人或中国人管理对他们来说没有分别。他们蓄意的拖延时间，千方百计地阻挠迁移的执行。不过，最后还是耐心和坚持赢得了胜利。政府也开始考虑在考虑在云贵地区和云南建立工业基地的可行性。
汉口沦陷后的几个月过得飞快，艾利经常骑自行车、乘船或是骑马在中国到处游走，说服人们建立工业合作社。现在，大概有一千五百个这样的企业已经开展了生产，范围涉及纺织品、纸张、肥皂、蜡烛、玻璃、陶瓷、酒精、皮制品、火柴、手电筒电池和其他百十来种生活必须品。
每个合作社的成员按照他为社里生产所做的技术贡献比例分红，年终时根据他们的股本获得利息。每个成员至少要购买三支股，最多不能超过二十股，可以采用分期付款的形式。但是不管成员们持多少股，在行使投票权时都只能投一票。创办合作社的资金可以从政府拨款的流动基金、或是国内外的自愿捐赠里借用。企业在开工后用他们的利润还清贷款。在这种模式的带动下，合作社生产的产品现在已经进入了各个市场。
合作的思想给中国农民带来了启发。这个模式在中国有着广阔的前景。随着合作规模的壮大，人们的购买力已经提高，改善工人们的生活水平也只是时间问题。可以预见的是，在工业合作社的推动下，这将会成为使中国达到或是超过清朝大臣李鸿章所设想的繁荣的一种手段。据当年一份流行的报道里提到的，李鸿章曾经对一位英国政治家说：“想象一下，如果四万万中国人民把他们的衬衫尾部增加五英寸，这对纺织业意味着什么？”
中国政府里还有一些外国人在工作，虽然他们的目的并不像艾利那样单纯。1938年7月初，德国的军事顾问团被招回国，只有四名德国人留了下来。
其中最著名的是曾有过辉煌的战绩的沃索尔·F·N·斯坦内斯上尉。他是希特勒随从中非常出彩的一位，但是后来因为与希特勒起了争执而被关进了监狱，在妻子的苦苦哀求下才得以释放。他带着全家来到了中国，做了蒋委员长的私人卫队队长。他中等的身材，金发，在四十岁上下，敏锐但是缺乏耐心。他不仅仅是卫队长，出于对他专业的军事知识和旺盛精力的爱惜，蒋委员长还会委托他完成一些高难的特殊任务，比如在河道布置地雷、设置障碍物和改进情报工作的方法。
贝尔恩斯普郎博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一位退伍老兵，曾经做过骑兵军官，后来还当过飞行员。1933年时，他成为了给希特勒投下反对票的百分之二十五中的一分子，不久后就离开了德国。在战争爆发后，他成了公共安全专家。他在中国多年来担任的都是公共安全顾问。他的身材高挑，体格健美，友好热情的性格被他冷淡的外表掩盖了，在冯福尔肯豪森将军和德国顾问团撤退之后，他将注意力更多地转向了军事方面，成为了斯坦内斯的爱将之一。
另外一位进行着伟大工作的德国人是费兰克·霍碧奇，跟斯坦内斯和贝尔恩斯郎相比起来他要年轻许多。他是防御工事的工程师。瘦且肌肉发达，喜欢讽刺别人。尽管如此，他工作起来兢兢业业，一直在中国的各处战线奔波游走。
德国顾问撤走后，苏联的技术军事专家接手了。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炮兵、工程、交通运输方面的专家，均曾就任于训导中心或是亲历过战争前线。但是冯福尔肯豪森将军作为顾问还是无可取代的。
曾经在南京有一面之交的澳大利亚人W·H·唐纳德担任着蒋氏夫妇的首席外国顾问，负责着他们在国际事务和国际公共关系中的各种工作。唐纳德向来直言不讳，但也从不擅作主张。因为他没有个人的私心，也因为他的谨慎和通过了考验的忠诚，蒋介石和他的夫人都很尊重他的意见。
军队的医疗服务在那时还没达到军队其他方面的平均水平。在中国，军队的医院仿佛就是后妈的孩子，永远处于一种缺药少医的状态，改善伤员的待遇也永远被放在改善作战部队装备之后。在上海战役期间，前所未有的数量的伤员从前线撤下，一时间战地医院人满为患。在耶鲁大学校友F·C·严医生的指导下，中国红十字会成立了二十家医院进行伤员的善后工作。
在部队工作的医护人员没有军事地位是医疗队的弱点。医护人员在指战员面前完全没有话语权，当伤员们渐渐恢复健康，就又归前线的指挥官所有了。也因此，专业能力强的医生不愿来军队医院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