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两个人正在为克服阻碍、恢复秩序而努力着。曾经在哈佛大学进行研究生学业的胡兰生（音译）医生任汉口医疗队的队长。他诚实、坦诚、一丝不苟，五十岁出头，曾经效力于冯玉祥的国民军。但是相对年轻的卢志德（音译）医生的推动力更加强劲，卢医生也是哈佛大学的毕业生，后来又就读于宾夕法尼亚州的来卡尔美国军事医学学校。
卢医生负责撤离和疏散时的医疗工作。他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建立战地包扎所和野战医院上，提出了各种方案来尽可能快地从前线将伤员运送到医院。
多年来，罗伯特·林医生与胡、卢两位医生同在北平的洛克菲勒基金会医院译者注：今协和医院。工作，合作得十分密切。林曾就读于爱丁堡大学，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是英国部队的军医。现在他又多年积累下的经验带到了中国红十字会的医疗救济委员会。委员会和战地部队以及在交通线上的部队医疗队保持着紧密的合作。这位不知疲倦的组织者在1938年9月时就组织了医疗队、护理队、预防队和放射队，往返于各个战场。除此之外他还设立了几所专门为扩大医疗队伍和提供替补医生的培训学校，这也具有着重大的意义。
冯玉祥将军现在住在武昌的市郊。3月时，我曾经在与孔祥熙博士共进午餐时见过他。不过，我还是想能够有机会可以好好认识一下这位毕生中充满了各种传奇和矛盾的人。一天，我请胡医生，也就是冯将军的老相识，为我安排一场与冯将军的会面。冯将军告诉我说，他会在第二天清晨六点的时候见我。
汉口到武昌的首班摆渡是在早上五点四十分开。我赶上了，然后快步前进，在约定的时间到了冯将军的住处。
他的家里摆设简单到了极点。他用军人独有的敏捷迅速地走进了我等候他的房间——他身材高大威猛，身穿一身干净朴素的中山装，脸上还带着逗乐的微笑，大概是因为我比约定的时间提前到来吧。没有翻译在场，因为我们都以为对方会带着翻译，幸好冯将军能够勉强听懂我的中文。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中，我们聊到了关于战争的各个方面，遇到我听不懂的地方他就会给我提示一个字或是一个词。
虽然冯将军的身高足有六英尺，体重也有着二百二十五磅，但却依然保持着良好的身材和健康状况。他倡导节俭的生活，在中国军事的编年史上，他因在内战期间多次易帜而占有大量的篇幅。1930年至1931年期间，他曾尝试过推翻蒋介石统治，结局惨淡，失败后隐居到了孔子家乡，在泰山的一座庙里阅读古书直到1937年。冯将军的身上有两点是一直不变的，那就是他对百姓的热爱，和对日军侵犯中国主权的厌恶，而后者从1931年日军侵略满洲里时就开始了。
早在1920年年初时，冯将军的国民军驻扎在张家口—北平地区，那期间他皈依了基督教，也因此得到了“基督将军”的称号。蒋委员长为了防止冯将军的再次倒戈相向，选择对他表现出的忠诚持保留意见。但是他一直按照基督的教义生活，在公开的演讲中还进行了传道。
一个可靠来源提供了关于冯将军的一个小插曲。蒋委员长建立过一个制度，要求每星期一上午政府的领导人都要聚集在一起开会，再三强调他们要为这个民族的目标——也就是国父孙中山阐明的三民主义献身。蒋委员长本人或是他的一个高级将领都会发表一篇简短的演说。
某个周一的上午轮到冯将军发表演说，当他说到统一的问题时沿用了《圣经·新约》中哥林多前书及后书的第十二章中关于统一的片段，尤其是强调了下面的一段：
“我们俊美的肢体，自然用不着装饰；但神配搭这身子，把加倍的体面给那有缺欠的肢体，免得身上分门别类，总要肢体彼此相顾。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
会议结束后，来自广西的一位领导人李济深将军问他道：“我不知道《圣经》里会有这样的话。从哪儿能得到一本复印本？”
“交给我吧，”他回答说，“我给你找一本来。”
随后，他从美国圣经会在当地的分会得到了一本《圣经》的复印本送给李将军，封面上还用烫金字写了他的名字。
冯将军虽不再用以往军事指战员的身份进行活动，但是他的名字在百姓心中还有着一定的分量。而作为军事委员会的副主席，他提出的意见给政府创造了很大的价值。
9月25日，汉口余下的政府机关也逐部门关闭了。军事形势虽然没有发生紧急变化，但是显然这个决策是十分必要的。最终，我从机关办公室的朋友那听说，政府还是决定撤离，撤离时要避免出现上海和徐州曾出现的那番混乱的场面。军队将用四周的时间逐渐从外围撤离。面对着空无一人的城镇，最后的陷落不可避免。人们认为趁着军队完好无损时就撤退是明智的。四个月的拖延为蒋委员长在西部建立根据地和建造交通铁路争取到了足够时间。
撤退前的几个星期里，汉口城一片混沌，又给这场战争带给人民的牺牲和苦难增添了一桩铁证。心中还留存一丝希望的难民在这里短暂地停留，期待这噩梦初醒的到来。接着又失望地收拾行装又一次上路，向内陆地带转移，准备在新的地方开始新的生活。医院里剩余的伤员也都上了渡船和火车。准备逃亡的企业家和商店老板们趁着最后的一点时间把能带走的都带走。所有的交通工具都被征用了，无奈需求量太大，还是不够用。
这几周里，部队以武汉为据点，朝着南北不同的方向出发。六十个师的兵力都被派往东边的南京和上海地区执行捣毁日军交通线的任务，其他师则向着西边的丘陵地带进发，前往那里阻止敌人从此处深入内陆。
10月25日，汉口全部撤退完毕，日军在当天就入了城。广州沦陷的噩耗也在四天前传来。
几个月前，人们就预料到了敌人将会入侵广州，所以汉口为何没有采取更加有效的防御措施进行自我保护至今还是个谜团。广州遭受的破坏在中国的城市中首屈一指，数千人丧生，高达几百万元的财产毁于一旦。很明显，军事指战员余汉谋将军太过相信情报，以为日军会因害怕与占领香港的英国人起冲突而放弃攻占广州。慕尼黑会议上的绥靖政策在远东地区引起了巨大的负面效应，会后，日军立刻在大鹏湾登陆，推进了一百英里都没有遇到有威胁的抵抗，就这样到了广州。
关于余汉谋叛国的消息并没有得到证实。如果有确凿的证据或是跟进的报道，他的命运将同山东一战惨败后的韩复榘一样接受军事法庭的审判，罪名一旦成立，等待着他的非枪决莫属。不过似乎余汉谋的过失在于玩忽职守。敌人大举来犯时，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只有两种选择：奋力抵抗，但可能造成军队和守城同归于尽；仓皇撤军，放弃守城，而他选择了后者。为了免于受到叛国罪的指证，在撤退时，他严格地按照蒋介石之前规定的线路进行撤退。
战争的第一阶段就此结束，中国进入了旨在拖垮敌人的游击战阶段。经过十八个月的浴血抗战，中国没有就此衰落下去而是变得更加强壮了，她已经能够适应和抵御住来自敌人的攻击。最艰难的阶段已经过去。他们以顽强的决心包扎好伤口咬紧牙关。虽然战斗失败了，但是最终的胜利会属于他们。四千万难民和两万五千名大学生跟他们的老师不远万里来到了内地并不是一无所获，中国铺设的上千英里与外界联系的公路也不是白费力气。他们所做的这一切，都使他们更加的勇敢，更加的智慧。
更重要的是，不同政治信仰和社会阶层的人们逐渐明白了如何团结一致，为共同的目标一起共事。他们在一起相处得越久，就越了解彼此的特点、思想和目标。他们在不知不觉中已经懂得了他们共同的政治目标是什么，那就是民主。
在汉口被攻陷前，我乘坐飞机到达了五百英里以西的四川重庆，在飞机上我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
我研究远东的政治局势已经有十二年了，其中有八年的时间是在中国，期间也常去日本。我的眼见让我更加确信，控制日本海军的军阀集团对权力有着无穷无尽的贪欲，如果不加制止，这个国家接下来将挑衅美国。而在中国随军观察的十八个月里我也更加相信，如果美国和西方的民主国家停止对日本的军需物资的提供，中国完全有能力抵御日本的侵略。
政府官员无法公开发表自己的见解，尤其是涉及国际事物就更不行了。我们政府的驻外外交和军事人员对于外国官员的所想所思甚是了解。
因为公开讲明了我在中国北方亲眼见证的中国人防御日军的作战特点，我已经突破了外交原则的底线，可是这个故事才讲到不到二分之。但是如果我不改变个人的身份，我就无法再将故事继续讲下去。于是我提交了辞呈，辞去了海军陆战队和海军军官的职务。压在我身上的紧迫的使命感没有留给我选择的余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