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此之外，思想库也会经常举办各种小型的午餐会、讨论会，会议不对公众开放，仅限于被邀请的特定人士，受邀参加这种会议的往往是政商学各界名流。思想库由此可以及时了解到政府的政策走向，从而使其研究同步甚至超前于这种走向，参见布鲁金斯学会战略计划报告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Internal Report．Strategic Plan. 21-24并将自己的政策理念传递给政府相关决策人员。而政府官员也可以及时从思想库汲取研究成果，从而启发自己的思路，开阔自己的视野。这一类会议的议题一般是比较敏感的，如2007年，布鲁金斯学会召开的与西藏问题学者的内部研讨会和与前香港特首董建华的午餐会都属于这一类会议。
会议这种舆论传播方式对于舆论氛围的塑造十分有效，通常在一些突发事件发生后，各大思想库都会就相似的问题召开会议、发表观点，进而在全社会形成强烈的舆论氛围。比如，911事件后至次年9月份一年间，很多思想库组织各种会议探讨美国面临的反恐问题。美国企业研究所在国防问题方面举行了十几次活动；布鲁金斯学会在有关防恐战争问题方面投入了很大精力；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学者们讨论中东地区的民主推进和美国与俄罗斯的核竞争关系；总部位于纽约的对外关系委员会举办了多次会议，讨论伊拉克的不稳定局势和核恐怖活动；西海岸的智库也广泛对这些问题展开研究和讨论，如胡佛研究所在2002年5月举办了一次为期两天的会议，讨论如何用科技力量反恐怖活动。这些不同思想库围绕相似问题在一段时间内举行较为密集的会议，一方面为社会各界提供了交流空间和平台，另一方面吸引了大量媒体对会议议题的报道，从而在全社会形成一种舆论氛围。
美国思想库举行会议的地点和方式并非一成不变，出于目标受众和舆论传播效果的考虑，美国思想库在会议地点和形式选择上颇费心思。
比如，自2006年10月开始，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陆续主办了“重新定义中国政策”的系列辩论会(Reframing China Policy：Debate)，讨论中国重大及引起争议的问题，以及这些问题对于美国政策造成的影响。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举行的这一系列会议与传统上智库采用的会议形式有很大不同，主要体现在以下三点：地点在国会听证大厅而不是在智库；会议采用学者辩论的形式而不是观点陈述；会议受众限定于政府官员和精英阶层。卡内基的辩论会通过发邀请函的方式来确定观众，每次参加辩论会的观众大约有60～70人，其中30%～40%都是国会议员和他们的助手（如行政助理、办公厅主任和法律顾问等）；20%左右的观众来自行政当110 l旋转门美国思想库研究局，如国务院、国防部、商务部、财政部等；其他观众则主要来自商界和学术界。对于组织这一系列会议的目的，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研究员裴敏欣博士坦言：“有关中国的学术活动在美国很多，但是内容并不生动，而辩论会的形式比较生动，能够把不同意见都体现出来。另外，因为国会在国际问题上有很大的发言权，增加他们对中国问题的了解很有必要。但是国会议员和其助理平时都很忙，没有时间老往智库跑，所以卡内基把辩论会开到国会山是送货上门。”作为一种传播策略，思想库举办各种类型的会议不但可以吸引媒体和公众的关注度，有利于就某一问题形成舆论氛围，而且还可以通过会议现场公众与官员、学者的互动使得思想库发挥一种“公共空间”的作用，不同的舆论在此汇集、沟通。
而内部会议的召开则有利于思想库与政府官员之间和舆论精英之间就政策问题沟通信息、达成一致。
进行学术交流与培训美国思想库在组织传播中采取的另一个策略就是针对政策制定者举办的各种短期培训项目，以及在各国学者之间举办的交流项目。通过这种培训、交流项目，一方面可以使得思想库的学者们有机会与政策制定者直接交流思想，也可以使得各国学者之间就政策问题交流信息，构建一个国际影响力的舆论传播网络，另一方面就是对项目参与者的直接影响。
早在1978年，外交政策研究所就成立了一个华盛顿项目，目的是就国内、国际问题对领导人进行培训。该组织创建华盛顿项目是为了提供一个论坛，以供学者与决策者交流意见。数十名美国政府官员和学者参与了此项目，许多人都担任或曾经担任过国家安全相关的职位，如第二次限制战略武器条约谈判代表和前军备控制和裁军署主任保罗·沃恩克，前国防部助理部长和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莫① 引自笔者2008年3月6日在华盛顿对裴敏欣的访谈。
顿·霍尔珀林，以及克林顿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安东尼·莱克等。为了方便思想库的学者和华盛顿决策者在关键的国内和外交政策问题上进行交流，自1980年，胡佛研究所设立了为期两天的、由高级研究员理查德·伯雷斯负责的华盛顿研讨会( Washington Seminars)。每次会议首先邀请12～15名政府官员参加在斯坦福大学的培训，每次会议都有一个详细的主题，讨论会直接涉及某一项具体的政策条款或者立法。已参加过这些研讨会的包括众议院的民主党及共和党成员，来自众议院和参议院各委员会，如外交关系委员会、拨款委员会、预算委员会、军事委员会、财政委员会、外交事务委员会、筹款委员会、情报委员会的人员，以及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办公室的围会工作人员和众议院议长等。根据胡佛研究所1990年2月发布的备忘录，“当讨论会刚开始时，一个很明显的重要事实是：华盛顿的许多参与者彼此从未见过或只是略有了解。这些项目对学者和政策制定者之间的对话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对于立法和行政部门的政策制定与实施具有重要意义……这对于有效的发展和实施立法及行政部门的政策方案是非常重要的(Donald Abelson，1996)68.”
对于这种传播渠道所带来的影响力的认识，使得传统基金会在1995年创办了一个专门针对新一届国会议员的培训项目，第一届就有56名国会议员出席。之后，众议院提出了15条改革法案，其中13条都是由传统基金会提出的。在新一届国会执政的100天内，传统基金会的学者们在国会听证会作证的次数超过100次。关于国际学者之间的交流项目，布鲁金斯学会东北亚中心的访问学者项目非常值得一提。东北亚研究中心是布鲁金斯外交政策项目下属的一个研究中心，现任负责人是著名“中国通”卜睿哲(Richard Bush)。这个访问学者项目创建于1998年，自1998～2009年，每年从中国大陆、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日本、韩国、蒙古邀请一位访问学者到布鲁金斯进行访问研究，为他们提供为期8个月的，每个人大约4万美金的研究经费，（参见The Institute For Policy Studies. http： //www. ips-dc. org/② 资料参见传统基金会网站Heritage history. www. heritage. org.）并且安排他们参加各种会议活动，与政府官员直接交谈，访问纽约、西雅图等城市，以加强他们对美国政治的了解。自2009年8月开始，这个访问学者项目每年分为两期，每期四个月。被邀请的访问学者不限于学术领域，也可以是政府官员、媒体从业者和企业界人士。这个项目不但为东北亚地区的学者提供了一个了解、参与美国政治的机会，也同时在东北亚各国的精英群体中建立了一个布鲁金斯学会的政策影响网络。通过影响这些来自世界各国的舆论精英，美国思想库实现了影响力的全球传播。
参加国会听证到国会听证会作证，面向国会议员和其他社会各界舆论精英陈述政策建议，是思想库学者们影响政策制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策略。这不但可以对政策制定产生很大的影响力，增加思想库在政策制定者眼中的可信度，同时也会赢得更多的媒体曝光度。在这里必须提到的一点是，为了能够得到被邀请到国会听证会作证的更多机会，美国思想库积极与国会各个部门保持密切联系。到国会听证会作证的次数也被学者们认为是证明思想库影响力的一个重要指标之一。
国会听证制度是美国国会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具体是指国会的常设委员会或专门委员会就某个具体问题举行公开会议，传唤或接受政府官员、利益集团代表、知名学者或某些公民个人与会，并听取他们提供的证据和意见。听证制度具有如下功能：第一，实现不同利益集团之间，以及它们与国会委员会之间的信息交流；第二，在听证过程中实现对受众的舆论影响；第三，通过听证，获得来自专家、学者就某一具体问题的政策建议或者批评。国会举行听证会若不涉及国家机密问题，一般会对外界公开，允许媒体进行报道。
美国国会的听证会对于塑造舆论起着重要作用，思想库学者们在听证会上作证不但会直接影响政策制定者，听证会内容还会被媒体广泛报道，从而影响公众舆论。
关于国会听证会的巨大影响力，1966年的富布赖特听证会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
1966年3月8日至30日，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富布赖特连续主持了12次有关中国问题的听证会，邀请了14位德高望重的“中国通”到场作证，他们包括鲍大可、费正清、本杰明·施瓦茨、约翰·林德贝克等。这些学者通过国会听证会这个平台，从各个方面批评了1949年以来美国政府推行的对华“遏制并孤立”的僵硬政策。指出孤立中国的政策业已失败，政府有必要检讨对华政策背后的逻辑，重新审视对华政策，采取一种更加灵活的“遏制但不孤立”的政策，发展对华贸易（战略物资除外），放宽美国人员访问中国的限制，最终与中国关系正常化。之后，《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新闻周刊》、《生活周刊》、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等媒体陆续发表了美国公众对听证会的反馈意见，无论是支持者还是反对者都对中国的历史、政治、文化、经济、军事、中苏关系、中越关系有了更多的认识。当年6月14日的《华盛顿邮报》刊登了路易斯·哈里斯就这次听证会而举行的民意测验的结果：55%的受访者认为参议员富布赖特的作法是对美国有利的，而45%的人则认为他这样做是有害的。这次听证会是美国改变对华政策的一个新的起点(张立平，2005)。
国会听证的影响力在最近两年的中美关系中也有鲜明的体现。2008年7月23日，在北京奥运会举办前夕，美国知名学者、中国问题专家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在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听证会上表示，北京奥运会成功举行符合美国的利益。针对美国国内一些抵制奥运会的声音，李侃如认为，良好的美中关系不仅符合美中两国利益，也有利于整个亚洲局势，中国人为举办奥运会感到自豪，如果美国政府试图利用奥运会在政治上得分，注定将在中国人民当中产生强烈不满。李侃如在听证会上的发言引起了美国媒体的高度关注并引发了一系列讨论。同样，对于中美在环境问题上面临的共同挑战和合作空间，2009年6月4日，时任布鲁金斯学会访问学者的李侃如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听证会上提出了自己的政策建议。李侃如两次在国会听证会上的发言都对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①① 资料参见布鲁金斯学会网站。Kenneth Lieberthal(李侃如)是美国著名的“中国通”，现为布鲁金斯学会中国中心主任。http：／／www. bro。kings. edu/china．aspx在国会听证会作证为思想库学者提供了一个就公共政策问题，面向政策制定者和舆论精英以及媒体直接发表意见的重要渠道，同时也使得思想库在决策者眼中建立更好的信誉。
（第三节大众传播的舆论
扩散大众传播是指职业工作者通过机械媒介向社会公众公开的、定期的传播各种信息的一种社会性信息交流活动(刘建明，1992)。现代社会，大众传播是信息环境的主要营造者，是人类感知外部世界和经验的一扇窗口。大众传播通过对信息的大量生产、复制和大面积传播，能够在短时间内将同类信息传遍整个社会，造成普遍的舆论声势。大众传播的议程设置功能、社会整合功能、社会动员功能，以及传播的公开性、权威性、显著性和直达性使其拥有巨大舆论力量。美国思想库的大众传播活动通常分为两种：一种是自行设立大众传媒，如创办期刊、广播、电视节目，设立出版社、网站等；一种是利用外界的大众传媒，如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等。
在思想库所倚重的众多传播策略和渠道中，大众传媒所产生的影响力是最为可见的，但是在美国思想库的早期发展阶段，大众传播策略未得到足够的重视和运用。在20世纪中期，关于决策者向哪个思想库征求意见的问题几乎没有疑问。在国内政策方面，布鲁金斯学会几乎没有对手。在外交政策问题上，对外关系委员会、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和胡佛研究所的成员经常参与协商。也因此在那个时代，思想库大都依靠传统的自身出版书籍、杂志和研究报告等方式进行信息传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