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30年来，随着像传统基金会这一类政策倡导型思想库的发展，信息传播技术的发展，以及越来越激烈的思想市场的竞争，美国第一代思想库也开始认识到依靠外界大众传媒的重要性。布鲁金斯学会媒体学者在接受笔者采访时谈到：“布鲁金斯的黄金年代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之前，当董事会和高层管理者们意识到传统基金会已经后来居上的时候，我们面临的就是改变传播策略和模式。”对于大众传播的力量，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裴敏欣认为：“思想库的研究成果一旦引起大众传媒的注意，就会引起全社会和决策者的注意，形成强大的舆论力量。”②阿贝尔森在分析思想库的信息传播时曾经这样写道：“在国会专门委员会提供立场鲜明的政策主张，出版有争议的国内或者国际问题的研究报告都可能在某些政策制定领域引起关注，但其所产生的影响力可能远比不上CBS晚间新闻上的一个画面或者是《纽约时报》或者《华盛顿邮报》上的一篇评论文章( Donald Abelson，2006)156。”
概括而言，美国思想库的大众传播主要通过印刷媒介、电子媒介、网络媒介三种渠道，不同的渠道承担不同的作用，发挥了不同的影响力。美国思想库通过大众传媒进行舆论传播的逻辑是：思想库通过大众传媒影响公众舆论，进而影响政策制定者。（见图4.1）图4.1 美国思想库大众传播图示印刷媒介的思想投射印刷媒介是舆论久远的载体，印刷媒介的影响力可以跨越时空，把舆论时量无， 引自笔者2008年5月7日在华盛顿对Ron Nessen的访谈。
引自笔者2008年3月6日在华盛顿对时任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中国项目主任裴敏欣的访谈。
限地延续下去。
对于思想库的舆论传播，与其他传播媒介相比，印刷媒介的主要优点有三个：
首先，读者拥有主动权；其次，印刷媒介具有便携性和易存性；第三，印刷媒介更能达到受众反复接触的积累效果。印刷媒介的缺点是时效性不强，不能像广播电视那样进行实时报道，而要经过一个制作周期。另外的一个缺点是受到文化程度的制约。对于思想库的舆论传播而言，仅凭借印刷媒介无法影响最大范围的普通受众，印刷媒介的主要受众是精英群体和知识分子。
在美国思想库发展早期，出版书籍、政策简报、杂志是思想库非常倚重的传播渠道。从100多年前第一代思想库到今天的政策倡导型思想库，无不出版、发行各种书籍、杂志、报告，并且与美国的主流报刊媒体保持密切联系，积极发表各类评论文章。最近二三十年来，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思想库领域竞争的加剧，各大思想库在广播、电视、网络等媒体上的传播力度有所加大，但是，印刷媒介始终是一种重要的传播渠道。很多实力雄厚的大型思想库都拥有自己的印刷媒介，他们一方面通过自己的印刷媒介，另一方面通过外界专业的印刷媒介，大规模进行舆论扩散。
目前，美国思想库发行的享有盛名的杂志有很多，如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办的《外交>；，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外交政策》，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的《华盛顿季刊》，布鲁金斯学会的《布鲁金斯评论》等，都在世界范围内有着广泛的影响，尤其是《外交》杂志已经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风向标。《外交》自1922年创刊以来，已经成为美国对外事务的喉舌。《外交》是一个带有学术色彩的外交事务论坛，经常登载政府官员和著名学者关于国际问题的评论和政策建议，这些建议通过《外交》这个媒介平台被刊发后，经常产生巨大影响，进而被政策制定者采纳。例如，1947年外交关系委员会的乔治·凯南在《外交》上以X为笔名发表了“苏联行为的根源”一文，提出遏制政策，这一理论竟然影响美国对外政策长达半个多世纪之久。1993年，塞缪尔·亨廷顿在《外交》上发表“文明的冲突”一文，也在国内外学术界掀起轩然大波。兰德公司的资深战略家理查德·库格勒和斯蒂芬·拉腊比曾于1993年在《外交》上发表“建立一个新北约”，该文发表之后迅速得到欧美各大媒体的广泛报道，激起了人们对欧洲问题的广泛争论。此文发表时，正值克林顿政府酝酿北约东扩政策，因而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这项政策的具体实施。对此，时任国务卿克里斯托弗曾在其回忆录中写道“当克林顿政府就北约未来进行考虑时，学术界专家们进行了公开的辩论。影响了我关于北约东扩思想的一篇文章是1993年9月《外交》
杂志发表的建立一个新北约( Warren Christopher，1998)。”
除了杂志外，美国思想库还印刷各种形式的政策报告。政策报告有的是公开发行的，大都是免费索取，有的报告是仅提供给国会、白宫及政府各个机构的官员。研究报告的具体形式通常有政策简报、政策建议和研究报告几种形式。1996年，美国总统克林顿竞选连任时，对外关系委员会不失时机地发表了资深研究员詹姆斯·辛的政策建议报告《结网：与中国有条件的交往>；，提出同中国交往的十项原则。这些建议和主张成为克林顿总统第二届任期时对华政策的蓝本(王缉思，1999)278。
美国思想库出版的书籍种类很多，其中有个人的著述，也有集体的著述。书籍作为一种传统的信息传播方式，其目的主要在于对某些具体的政策问题进行系统的、全面的论述、提出建议，着眼于长期的、宏观的影响力：像布鲁金斯学会有自己专门的出版社，每年出版大量的著作，仅2007财政年度就出版50多部著作。2001年，布鲁金斯学会出版的《恐怖主义和美国的外交政策》一书，在很短的时间内成为最受媒介和政策制定者瞩目的书籍。这本书确定了反恐政策的必要因素，并且提出了对抗恐怖主义的政策建议，被誉为“制定和实行反恐政策的指导手册(王缉思，1999)201。”20世纪80年代，胡佛研究所出版了《80年代的美国》一书，全面反映了保守派对美国国内外问题的看法，在亚洲政策上提出了平衡战略的建议，认为美国不应从亚洲撤军，而应该在亚洲各种力量中维持均势，这一建议后来成为里根政府亚洲政策的主线（张继业，2001）。
目前，思想库出版政策报告和书籍更加开始注重时效性和政策针对性，内容更为精炼和简短，在出版时间上也力求契合社会舆论焦点。美国企业研究所是第一个认识到为决策者提供简洁且内容丰富分析的重要性的智库，传统基金会是专注于“快速反应”的公共政策研究的成功典范。传统基金会可以在24小时内为每位国会议员和总统以手工递交的方式，提供当前政策问题的执行摘要。在一到两页的政策报告中，传统基金会的研究人员概述了他们认为美国国会和白宫正在考虑的问题的关键信息。对此，传统基金会在其1990年的年度报告中指出，“我们的整个传播战略是基于一个简单的前提：决策者通常没有时间去费力地阅读和领会长篇的、复杂的书籍和报告(The Heritage Foundation，1990)。”
美国思想库除了借助自己的印刷媒介进行舆论传播外，近些年来他们开始逐渐加强与各大主流报纸和杂志的密切联系，借助这些专业媒体的力量使其舆论进行大范围的传播。
电子媒介的声势效力电子媒介主要是指广播和电视，美国各大思想库都积极鼓励自己的学者接受广播、电视媒体的访问。思想库的学者们通过电子媒介向社会公众分析当前政治局势、阐述政策观点，从而起到了议程设置和引导公共舆论的作用。
传播学者麦克卢汉认为任何媒介都是人的某种功能的延伸，按照麦克卢汉的理论，广播是人的听觉的延伸，电视媒介是人的中枢神经系统的延伸。有了广播和电视之后，人类接受信息和思维的方式都开始改变。电视第一次将人的视听结合在一起，在较以往任何传媒都真实的程度上传递信息，它既作用于人的听觉，又作用于人的视觉，比其他媒介更生动、传神、直观、迅速。从某种程度上而言，电子媒介尤其是电视媒介是当今影响美国人的最重要的媒介。正是因为有了电子媒介，才使得每个公民都可以了解政策信息、参与到政策讨论中来。在公共政策领域，广播、电视媒体不但是重要的舆论传播通道，同时其自身也是重要的政治行动者和舆论制造者。
近些年来，无论是思想库研究学者，还是思想库管理者，都把媒体曝光率作为一个衡量思想库影响力的重要指标。而媒体的曝光率中很重要的一个指标就是电子媒体的曝光率。唐纳德·阿贝尔森认为“对于思想库的学者们而言，大众传媒是他们把思想传递给公众和政策制定者的最有效的渠道(Donald Abelson，2006)206。”为了传递思想，他们频频出现在电视媒体的政策评论节目中，在不同的广播节目中发表评论，尽管很难确定思想库学者们在媒介上的曝光度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转化成政策影响力，但是思想库都在把提高媒介曝光度作为优先考虑的事。
对于思想库而言，成为媒体经常报道的对象，可以为思想库提供在公众心中播种下大规模公共政策辩论的种子的机会，另外，思想库被媒体引用的次数有助于产生一种政策影响力很强的“感觉”。
在众多的美国智库中，几乎没有哪一家能像美国企业研究所一样在20世纪60、70年代就敏锐的认识到电子媒体在将它们的观点传递给美国大众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早在1982年，美国企业研究所就在电视上开辟了一个“公共政策论坛”，通过600家电视台、有线电视台和广播电台进行播出( Donald Abelson，1996)83。虽然很可能美国企业研究所是最早设立电视节目进行舆论传播的思想库，但是真正在电子媒体的运用方面进行了全方位的努力并且取得显著成功的还要属传统基金会。
埃德温·福尔纳是美国传统基金会的主席，他指出智囊团应当巧妙地将他们的研究成果广而告之，“因为观点就像生产出来的产品，必须适当的进行营销以吸引消费者的注意。”福尔纳还解释道：“你写了多少本书，你做多少研究这些都不重要，你必须营销你的产品，并且把他们从书架上卖出去(Donald Abelson，2006)82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