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思想库？
Chapter Seven： How to Promotc Chinesc Think Tanks Global Influence
研究美国思想库的影响力对世界各国智库的发展都具有启发和借鉴意义。本章对论文的主要结论进行总结，对美国思想库未来发展所面临的挑战进行简要分析，对中国思想库的现状和发展历程进行简要评述，并且对如何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思想库提出政策建议。
（第一节本书主要结论
美国思想库影响力研究作为一个极具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的庞大而复杂的研究课题，涉及舆论学、传播学、政治学、公共管理学、社会学等不同学科领域，本研究显然无法做到“毕其功于一役”。为了尽可能全面、系统地分析美国思想库影响力，使得学术研究能够有助于现实应用，也为了给后续研究提供坚实的基础，笔者付出了大量努力。纵观全文，本书的主要结论有：
(1)美国思想库是为促进政府决策的最优化而诞生的，其根本目的是服务于美国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美国思想库承担着政策建议、政策教育、“知识”与“权力”的桥梁、“第二轨道”外交通道等很多重要的功能。经过一个世纪的发展完善，美国思想库不但对美国公共政策和舆论具有巨大的舆论影响力，也对世界政治、经济乃至文化的走向发挥着重大的影响。
(2)美国公共政策的制定是在一定的“场”中进行的，从宏观上讲，是美国社会这个大舆论场，从微观上讲是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的核心决策者和主要影响因素构成的“公共政策舆论场”。“公共政策舆论场”是指公共政策形成的具体时空环境，构成因素主要包括：政府舆论、思想库、利益集团、大众传媒和公众舆论。公共政策的形成是这些舆论因素通过各种传播媒介的互动达成的共识，而美国思想库的影响力也正是在与这些不同舆论因素的互动中得以形成，并通过不同舆论因素所承担的具体功能得以体现。“公共政策舆论场”具有“多中心”、“网状互动”两大特点。在“公共政策舆论场”中，思想库处于“舆论聚散核心”的地位。一方面，思想库是舆论“工厂”，是吸引各种各样的观点、看法、主张、建议融和、碰撞的磁场和聚集地。另一方面，思想库是重要的舆论传播中心，它通过各种传播策略和媒介影响其他舆论，思想库、大众传媒、利益集团、公众舆论之间，形成一种“点、线、面、网”的互动以及相互交融、相互影响的关系。利益集团既属于阿尔蒙德所言的“关注公众”又是舆论传播的渠道之一，其主要工作不是生产思想，而是通过各种渠道为特定集团争取利益；公众舆论所反映的是普通公众的意见，具有量的优势，可以形成巨大的舆论声势，因而成为其他各种舆论主体试图影响和引导的对象；而大众传媒承担的最重要的角色是各种舆论得以大范围传播、沟通的渠道和平台，以及作为舆论的放大器、塑造者和引导者。
(3)在竞争激烈的思想市场，如果缺乏全方位的影响力策略，再好的思想也会被埋没，没有了舆论传播，美国思想库就难以生存，更谈不上产生影响力。尽管思想库的规模、种类、研究方向、目标受众有所不同，但是他们采用的传播渠道和模式大致相同。具体而言，美国思想库采取的主要传播方式有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在大多数情况下，三种传播方式都是同时采用，互为补充和促进。人际传播有助于思想库的研究成果直接影响决策者，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担负着议程设置和塑造公共舆论的作用，从而间接影响决策者。
(4)美国思想库影响力的产生，究其原因，除了其特殊的舆论地位、全方位的舆论传播策略之外，从深层次来看，与美国思想库所处的特殊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以及其自身成熟的商业化运行机制有着必然的联系。独具特色的政治文化为美国思想库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和充足的“舆论空气”，奠定了舆论民主的思想基础，塑造了积极的、赋予创造性和参与性的舆论主体；多元的政治文化加之权力的分立导致了美国政治的高度碎片化，分权制衡的政治体制和宽松的政党制度为思想库影响力的拓展创造了更多的需求和空间；美国思想库影响力的产生离不开充足的资金支持，完善的税收制度和发达的基金会为美国思想库从事政策研究和进行舆论传播提供了充足和稳定的财源；美国思想库影响力的产生同样离不开其全方位的独立性和完善的运营机制，正是独立性保证了思想的创新能力，政策实业家的领导力推动了美国思想库的持续发展。
(5)对于影响力的测量可以分为公开影响力和隐性影响力两部分。对于公开的影响力可以通过对一个时间段内具有代表意义的指标的测量取得影响力的量度。对于隐性的影响力，可以结合民意测验的方式进一步明确，民意测验中最为重要的就是抽样的选取。公开的影响力可以由以下几个量化的指标反映出来：运营资金、媒介引用数量、国会听证数量、网站点击率以及思想库内前任政府官员的数量。笔者采用这种全面的测量方式的理论出发点建立在恩格斯的“合力论”和传播学的“培养理论”上。
（第二节美国思想库面临的挑战就目前世界范围内思想库的发展程度和影响力而言，美国思想库不但在美国，而且在全世界范围内都具有巨大的影响力，而且这种影响力还有进一步拓展之势。
应该说，美国思想库已经形成了一套相对完美的运行机制和模式，但是，美国思想库也具有其自身无法回避的局限性，无论是其赖以生存的“独立性”，还是其得以构建人际传播网络的“旋转门”机制。
近些年来，随着思想库数量的剧增，媒体信息传播的即时化和全球化以及美国深陷经济危机，美国思想库面临着一系列挑战，而这些挑战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将深刻影响着美国思想库影响力的可持续性以及思想库的未来发展方向。
从资金的纬度来看，目前短期资助的具体项目和研究结果驱动的资金越来越多，长期性的稳定资金不断减少。从良性角度而言，这种情况增加了政策导向的研究，迫使思想库更加关注当前热点问题和立法问题，也促使思想库更加有效率、更加注重研究成果的传播。但是从负面角度，因为缺乏长期的、制度性的资金支持，许多思想库的使命和研究议题受到影响，思想库的研究深度和创新能力受到限制。
更进一步而言，资金的不确定性和短期性影响了思想库研究选题的独立性并进而影响到研究过程和结果。很多时候，为了维持和保证正常的运营，思想库不得不做一定程度的妥协，这也是美国学界对思想库越来越混淆于咨询公司的批评的缘由。
从长远来看，这将严重影响到思想库的声誉和影响力。目前很多美国思想库都面临这一严峻的现实，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的总裁约翰·汉默曾坦言：“我每天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寻找资金。”随着2008年年底的金融危机席卷全球，美国思想库纷纷削减人力和项目资金，最为明显的一个例子是，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的一个每期十个月的访问学者项目从2009年开始削减为每期五个月，在资金和项目设置上也有所调整。
从市场竞争的角度而言，美国思想库的过度商业化也是目前面临的一大挑战。
思想库作为政策研究机构，其产品就是政策建议，其目标受众是决策者。目前思想库的数量居高不下，而目标受众却没有增加，客观上形成了一种“供大于求”的局面。在思想的市场，除了不同思想库之间存在激烈竞争外，各种游说集团、利益团体等各种力量也在进行着博弈。基于对信息传播的重要性的认识和市场竞争的需要，各大思想库在思想产品的推销和宣传上不断投入更多的时间和金钱。传统基金会用于信息传播的年度费用高达600万美金左右。布鲁金斯学会2007年度在推销其研究成果上的花费也达400万美金之多。①这一方面有利于思想库影响力的① 资料参见布鲁金斯学会和传统基金会网站www.brookings．edu，www. heritage. org.
扩大，另一方面，却在某种程度上让思想库走入了一个误区：作为政策研究机构的非营利组织，思想库毕竟不同于商业机构，其研究成果毕竟不同于普通的产品，过度的商业化必将也会影响到其研究的独立性和研究质量。
从大众传媒的角度来审视思想库，随着大众传媒对时效和速度的要求增大，一方面增加了媒体对思想库产品的需求，扩大了思想库的受众群，将思想库、其他政策精英和大众联系起来，使得思想库更为大众所熟悉，其影响力也更为公众所感知。但是，另一方面，媒体的刺激性和煽情性破坏了政策辩论的严谨与理性，对媒体曝光度的追求使得思想库学者们花费过多精力在政策评论而不是政策研究上，思想库更多关注当前事件和热点问题而不是前瞻性的预测与分析。在这种趋势下，与其称思想库的研究人员为学者，不如称之为政策明星或者明星评论员更为合适。作为一个社会舆论源泉的思想库，如果没有了扎实的具体分析研究，而只是肤浅地发表政策评论，其可能带来的后果可想而知。另外，网络媒体的崛起一方面减少了信息传播的成本，使得思想库的受众群最大化，加剧了思想库之间的低成本协调与合作，增加了思想库的曝光率和影响力以及全球影响力拓展。但是另一方面却也在某种程度上降低了思想库在特定政策问题上对知识资源和研究成果的控制力(James McGann，2009)。
从美国思想库的目标受众一一政策制定者的角度而言，面对全球化、信息化时代带来的这一系列挑战，美国政府在对内、对外决策上所面对问题的复杂性，以及面对的来自各个方面和渠道的海量信息都是前所未有的。由于思想库能够为政府决策提供专业、准确的信息，提供更独到、详实的政策建议，决策者们会更多寻求智库的帮助，这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思想库的发展，但同时也使得思想库市场更加拥挤和充满过度竞争。为了吸引有限的受众、眼球、资金和注意力，更多智库关注一些全球性的热点问题，却忽视了其他一些重要的、但却暂时未被现在的媒体和政策制定者所认识到的问题。
以上这些问题的存在都将对美国思想库的影响力产生深远的影响，而如何应对这些问题，从而确保思想库发展的稳定性和影响力的可持续性，将需要更多学者的深入研究。
（第三节中国思想库发展历程
中华民族是一个充满智慧且重视智慧的民族。中国历史上很早就有了智库的雏形，作为一种社会政治现象，政策研究和咨询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有很多从事类似政策研究和咨询工作的人，只是我们并不称之为智库专家，而称之为门客、幕僚、谋士、军师、师爷等等。春秋战国时期，各国诸侯为称霸天下，纷纷招揽有各种特长的人，这个时候便产生了门客制度。如有名的平原君、信陵君都号称有门客三千。政策咨询业比较鼎盛时期处于清代，那时的“师爷”团体盛行，官员为扩张自己势力，广泛招募师爷，就政治、经济、军事、司法等诸多层面的问题向他们进行咨询。
应该说，智库作为人类知识的智慧形态出现，中国远早于西方。中国历史上智库文化是相当发达的，国家对知识层也是相当重视的。但是，由于当时的社会发展水平和政治、政策问题的复杂程度不高，官员所需要的政策咨询服务由单个的人就能完成，所以虽然政策咨询业早在古代就已经出现，但专门从事政策咨询服务的组织机构的形成还不具备条件。而且，门客也罢，智囊也罢，幕僚也罢，都是知识层谋生或晋阶的手段，是一种人身依附关系，与现代意义上的思想库还是有区别的。现代意义上的思想库是一种有组织的政策研究机构，自身有很强的独立性，并不需要完全依附于政府而生存。
相对美国思想库的悠久历史，中国现代意义上的思想库的发展与改革开放同步，仅仅30多年的历史。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和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思想库在中国政治决策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不断加强，中国思想库才逐渐进入学界的研究视野。按照本书绪论部分所确定的思想库的广义概念和第二章对美国思想库的广义概念上的分类，从隶属和资本构成的角度，目前中国思想库也可分为三大类：官方、大学和独立思想库三种。在数量和影响力上以官方为主，独立思想库还处于起步阶段。
中国民主化进程是一个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渐进过程，而一些政治事件和政策的颁布对中国政治环境的影响巨大，因此中国思想库形成与发展过程和政治环境的变迁过程是基本一致的。本书把中国思想库的发展历程从1949年开始到现在分为四个阶段。
萌芽时期--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
之所以把这段时期称为萌芽时期，是因为这一时期的政策研究机构还不足以称之为思想库。但是却具备思想库的某些特征，也承担着思想库的某些功能。
中国最早的政策研究机构出现在延安时期，之后到上世纪50、60年代也相继成立了一些国有研究机构。这些机构以苏联研究机构为模式，紧紧地被部门和机构任务束缚。在这些机构里从事政策研究的人被西方学者称为官方知识分子(Establishment Intellectuals)，他们进行研究的主要目的是为党和政府部门的政策提供合法性理论支持，他们是被政治领袖们精心挑选出来的，在政治上具有相当强的先进性( Merle Goldman，1981)。
这一时期，官方知识分子也确为政策决策起到过外脑的作用。比如，20世纪60年代末，陈毅、叶剑英、聂荣臻和徐向前四元帅就曾花了七个多月时间，邀请专家举行了20多次座谈会后完成的调研报告，为“联美制苏”战略转变提供了“针对中国的战争不会轻易爆发，美苏矛盾大于中苏矛盾”的战略思想。这一时期的民间知识分子相对于官方知识分子而言，由于当时中国政治领袖对知识分子反复无常的暧昧态度，使他们一直处于谨小慎微的心态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