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三人可不是一般的革命党人或者新派知识分子，而是新军高级将领。蓝天蔚是奉天新军第二混成协统领；吴禄贞是新军第六镇统制，驻扎在保定、石家庄一带；张绍曾任新军第二十镇统制，驻扎在奉天、直隶东部沿海一带。他们三个人掌握的新军约有 三万余众，呈半圆形，包围着北京的朝廷。
北洋新军一向为袁世凯所控制，怎么会让革命党人渗透到高层来了呢？这得从袁世凯的失势说起。袁世凯掌控北洋新军的时候，军官几乎是清一色的袁家班底。袁世凯被斥退后，载沣集团引入了许多有留洋经历或者考察过外国军事的青年才俊。蓝天蔚、吴禄贞等人就是趁着袁世凯失势，被清廷引进和提拔的。据说吴禄贞是贿赂了庆亲王奕劻才当上的统制。
然而清廷没有想到的是，这些才俊虽然精通近代军事，政治上却不可靠。
早在武昌起义前，蓝天蔚等人就密谋起义了。他们计划着率领各自的军队，围攻北京城——不愧为是宏大的计划。1911年，清王朝准备在滦州一带举行新军的联合演习，刚好蓝天蔚、吴禄贞、张绍曾的部队都要参加。他们三个人就干脆在演习的准备会议上商议如何起义的事情——反正外人看到的是三个将军在认真地推演沙盘，还以为他们是在“研究工作”呢！他们最后决定利用演习时新军实弹射击的机会，把军队都拉出来，先将禁卫军解决了，再整军入京。蓝天蔚、吴禄贞和湖北新军关系密切，还约武汉方面同时举兵，希望能收到让清廷首尾难顾的效果。结果，还没等演习开始，湖北新军就先起义了。清廷慌忙下令停止滦州演习，阻止新军集中。10月24日，蓝天蔚、张绍曾等屯兵滦州，联名致电清廷陈述意见，名为“奏请”，其实是“强烈要求”。在这封名为《请愿意见政纲十二条》的电报中，革命的新军将领们要求朝廷在本年度内召开国会，制订宪法，同时禁止皇帝否决法律，并且要求特赦、擢用革命党人。历史上称之为“滦州兵谏”。载沣等人拿到这封电报，完全相信：华北新军也变心了！
但是，袁世凯不允许华北新军革命。他栽培的北洋系军官担任绝大多数中下层军官职位，依然听命于袁世凯。这样，其他人就不能真正掌握军队。所以，蓝天蔚、吴禄贞等人的起义多少有些像浮在水面上的油，搅动不了多大动静。当吴禄贞下令阻截了清政府运往武昌前线的军火后，清廷更加忧虑。袁世凯也不能再等了，决心对“士官三杰”下手。清廷先命令吴禄贞脱离第六镇本部，前往滦州“宣慰”。吴禄贞到达滦州后，和张绍曾、蓝天蔚三人还没有意识到危险正在逼近。他们制定了各率本部兵马，兵分三路直逼京津推翻朝廷的具体细节。但是，计划很快被告密了，在滦州和奉天停放的全部车皮也秘密调往北京，三人的军队无法调动，底下的军官也不愿意起兵。起义计划夭折。袁世凯对吴禄贞尤其不放心，派人重金贿买了吴禄贞亲信的卫队长。11月6日夜间，吴禄贞被卫队长杀害。吴禄贞曾经是湖北革命党人属意的最理想的都督人选，不想出师未捷身先死。接着，张绍曾也被清廷解除职务，开缺回籍。
剩下的蓝天蔚，孤木难支，但他仍旧毅然决然地继承吴禄贞的遗志，单独在奉天准备起义。关外革命党人推举蓝天蔚为都督，计划于11月中旬驱逐清朝的东三省总督赵尔巽，宣布奉天独立。12日，革命党人按计划在谘议局召开大会，准备宣布独立。蓝天蔚下令部下开进城内，准备在大部分部队进城后就攻占总督衙门和重要库房。不想，部队并不听蓝天蔚的话，炮兵竟然把炮口指向谘议局。原来，起义计划被人告密，赵尔巽已调张作霖的旧军入城镇压革命。独立没成，蓝天蔚的协统职务也被撤了，还遭到军警的严密监视。蓝天蔚乔装打扮，逃亡大连。关外革命党人聚集大连，打算再有所行动。清政府向大连的日本殖民势力施压，驱赶了蓝天蔚。11月底，蓝天蔚由大连乘船前往上海。关外最终没能实现独立。
袁世凯复出
让我们把时间往前推，回到武昌起义刚发生后的10月中旬。
武昌起义消息传到北京后，京城一片慌乱。好像大家都预料到会有险情发生，如今险情真的来了，人们马上想到了逃命。朝中王公贵戚，纷纷买金买银，预备在不测的时候开溜；一般在京官吏也纷纷寻找出路。官府信用锐减，官票和银票失灵。当权者也似乎对现行体制失去了信心，载沣、奕劻、那桐等从大清银行大量提取现银存款，仅奕劻一次就提款25万两现银，结果导致大清银行、交通银行等金融机构一片恐慌。一般官吏和百姓纷纷停用纸币，争兑现银。商店、钱庄门前，行人骤然增多，抢购物资的百姓开始囤积食物和日用品，导致北京物价飞涨。10月25日，北京的米价涨到每担11两白银，而且得用现银支付。载沣只能调动军队来稳定局面。顿时，北京城内到处是戒严的士兵，荷枪实弹地在大街上巡逻。驻扎在通州的军队紧急调入城内，分别驻扎在东华门和西华门；禁卫军驻守景山，各要害路口也屯兵把守。
京外各地官员也成了惊弓之鸟，社会上人心惶惶。比如有远东金融中心之称的上海市，出现挤兑白银风潮，各银行、钱庄的白银几乎被搜刮一空。开始有官员将家眷安排出城或返乡。有守土之责的封疆大吏们忙于应对革命，却苦于无钱无人。于是，直隶借口“拱卫神京”，陕甘说要“屏护中原”，山东说其是“京畿门户”，东三省强调要“巩固根本”，四川则强调自己要稳固西南，都停止向中央押解捐税和银两。各省还反过来向中央要钱要粮，朝廷自顾不暇，哪里有余钱余力支援地方，能同意地方不交钱上税就不错了，临了还不忘说一句：等叛军平定后，各省督抚务必将欠款如数补齐！各省则叫苦不迭，安徽巡抚宋家宝哭诉本想招募防营应对起义，因无钱而无力开招；浙江巡抚增韫则上奏，官府身无分文，连官兵军饷都不能按时发放了……清朝真的是到了生死关头。
清廷内部展开了危机处理。首先对瑞澂弃城而逃的举动，朝臣们主张从严治罪。载泽和瑞澂为儿女亲家，在载沣面前竭力袒护他。10月12日，清廷下令将瑞澂革职留任，令其戴罪立功，“克期克复省城”。至于表现比瑞澂要好得多、尽职得多的张彪，因为朝中无人，在13日受到了朝廷的严厉斥责：“平日训练无方，而事前既毫无防范，临时复漫无节制，不能固结军心，竟敢仓皇弃营逃出……即行革职。”后来又因为没有接替他的合适人选，又命令张彪以待罪之身继续在瑞澂的督率下“克复省城”。
当然了，朝廷也知道“克复省城”是一句空话，没人相信躲在军舰上的瑞澂如果没有援兵，就能够收复武昌。这援兵，就需要朝廷抽调了。清廷先命河南巡抚宝棻派遣一协新军，星夜驰援武汉；停止华北新军演习，调北洋陆军两镇增援湖北；又派萨镇冰率舰队加入援兵队伍。任务紧，部队多，自然需要一个统帅。陆军大臣荫昌是首当其冲的人选。载沣就任命他为钦差大臣，统一指挥湖北的部队和各路援兵。谁让荫昌是自己人呢？是自己人，就得为自己分忧。载沣给荫昌下达了艰巨的任务，也为他准备了大量资源。两个镇的北洋新军从13日前就分批南运，朝廷在河南信阳设立总粮台，征调军械、补给，保证援兵的后勤供应。一句话，凡是前线需要的，朝廷都尽量满足，只要荫昌能收复武汉就行。据说当时朝廷度支部中只有存银100万两，都拨给荫昌作为军费了，可谓是倾家荡产、孤注一掷。
荫昌带着重重期望，在北京前门火车站上车，踏上了前途未卜的南征道路。第一步就不顺利：火车没有准时出发。一问，原来是主管铁路的最高长官——邮传部尚书盛宣怀——要来给荫昌“送行”，盛大人没到之前火车不敢发车。盛宣怀姗姗来迟后，向荫昌说明来意，原来是要拜托荫昌在攻打汉阳的时候务必保护汉阳铁厂，因为盛大人在那里有大额股份。荫昌满口答应，盛宣怀当即表示事后“当有重谢”。不过，荫昌等不到盛宣怀的重谢了。因为朝野在检讨武昌起义爆发原因的时候，归咎为铁路国有化，认为主导这一政策的盛宣怀是罪魁祸首。有激进者要拿盛宣怀的项上人头来安抚天下。盛宣怀性命难保，忙发动人脉，哀求洋朋友们保护。洋人对他印象不错，纷纷向朝廷求情、施压。10月26日，清廷下令盛宣怀即行革职，永不叙用。盛宣怀在洋人的保护中，在朝廷的默许下，仓皇逃亡日本。《清史稿》给他的结论是：“宣怀侵权违法，罔上欺君，涂附政策，酿成祸乱，实为误国首恶。”
派出荫昌后，清廷还是不放心，决定将北洋六镇和禁卫军编组成三个军：第一军就是增援前线的北洋两镇，以荫昌为军统；第二军以军谘府正使冯国璋为军统，听候调遣；第三军以贝勒载涛为军统，由禁卫军、陆军第一镇编成，“驻守近畿，专司巡护”。
武昌起义消息传到洹上村的时候，正赶上袁世凯操办52周岁生日庆宴。袁世凯在洹上村大摆宴席庆祝。而武昌的战报就是给他最好的礼物。战报传来，袁世凯立刻让人撤去酒宴，斥退戏子，邀请来客共谈国事。他强调大家是“谈”，而不是“商”。席间，袁世凯静听亲友宾客发言，自己不发一语。亲朋好友都兴高采烈，认为清朝大厦将倾，该袁世凯出山了。果不其然，三天后，朝廷任命袁世凯为湖广总督的诏书就送到洹上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