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司马迁《史记》等史料记载：西汉自高祖刘邦始，历吕后、文帝、景帝、武帝五代，计一百二十余年。其间在帝王身旁供职者不计其数，在九卿以上的高官也不在少数，甚至在丞相这个大位上任职的先后也有十余人。这些人中有的智赛诸葛，有的武超白起。但是越是位居显赫越鲜有善终，他们有的因为功高震主，皇上恐其“篡逆谋反”，最后惨遭满门抄斩；有的因为出类拔萃，锋芒太露而被人妒忌，三番五次，五次三番遭人“打小报告”而阴沟里翻船，要么端掉吃饭的“家伙”，要么罢黜流放。但是，古往今来，事物总有特殊性，政坛上也有少数例外。他们在皇帝身旁工作，虽然每天“伴君如伴虎”，惶惶不可终日，却又奇迹般地既保住了身家性命又稳稳当当地安享荣华富贵。西汉前期石奋一家就是一例。读史者不禁要问：那石奋一家究竟有什么过人之处、为官之道或者处世诀窍，难道不值得今人探寻探寻？
一 荣贵之家
《史记》一百零三卷有这样的记载：刘邦、项羽争夺天下时石奋还是一位十几岁的少年。他侍从刘邦，“仅为一名小吏”。后来因其姊被刘邦召为美人，家境才渐渐转佳。孝文帝时，擢至中大夫。其后，出现了一次绝好的贴近政治中心的机遇被他把握住。因太子（景帝）的老师张相如被免，在推选物色帝师时，众人皆推石奋。石奋遂为太子太傅，为以后的政治前景洞开一条捷径。不久，又调职为诸侯相。是时，石奋及其四子（石建、石甲、石乙、石庆）官皆至二千石（大约相当于现今副省级以上的高干）。如此一门显贵连当时的皇帝（汉景帝）都称奇感叹：“石君及四子皆二千石，人臣尊宠乃集其门。”所以时人号为万石君者。
汉景帝季年（公元前154年），石奋以上大夫禄归老还家后，其子孙绍续荣贵。尤其是长子石建，石庆皆身居高位，为人处世与其父有过之而无不及。
汉武帝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因为郎中令王臧“以文学获罪”。皇太后反感文学之士夸夸其谈，偏爱万石君家“不言而躬行”，遂将石建提拔为郎中令，石庆为内史（这些都是皇帝周围的核心位置）。
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武帝立太子，石庆在群臣中被推选为太子太傅，七年后又升为御史大夫。
武帝元鼎五年秋（公元前112年），原丞相因获罪而免，石庆由御史大夫升为丞相，封为牧丘侯。他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辅。至此石氏一门在政治上达到空前的顶峰。接下来他们的子孙也得到了实惠和甜头。《史记》上写道：“庆方为丞相，诸子孙为吏更至二千石者十三人。”比起乃父石奋时五人为二千石，石庆真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也。试想，一门十三人同时享有二千石高干待遇，古往今来，实属罕见！
二 荣贵之因
石奋父子如此荣昌富贵，才干和政绩却又十分平平。石奋自幼家贫，未受过多少教育，平生“无文学，恭谨无与比”。长子石建也非常平庸，身为郎中令“事有可言，屏人恣言，极切；至廷见，如不能言者”，显得十分迟钝、木讷。至于少子石庆在丞相大位上也纯粹是个摆设，“在位九岁，无能有所匡言”。可见是何等的庸才了。然而事情并非如此简单，石奋父子之所以得势并能家运长盛，除了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外，他们自身的另一方面特长（或者也叫才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一方面过人的“才能”是他们安身立命和荣华富贵的根本。读史时我们千万不能疏忽这方面的记叙。
（一）恭敬忠君
恭敬忠君贯穿石奋父子全部的工作和生活之中，是他们的立家之基。石奋在少年时就在刘邦身旁当差跑腿，殷勤、小心、礼貌，会伺候主子。“高祖与语，爱其恭敬。”十分博得皇上的好感。石奋告老还乡后，碰上路过的公车立即行礼让路；子孙在外做了点小官，回家拜望他时，老人家坚持着“朝服”相见（以示对朝廷对皇上的尊重）；更有甚者，要是遇上皇上赐来食物给他，他就先行九拜三叩之大礼然后才“俯伏而食之”，好像在皇上面前吃东西一样毕恭毕敬，受宠若惊。
石奋上述的所作所为，司马迁表述得十分详尽，惟妙惟肖。如此做派，虽然奴性十足，但在封建专制社会，皇上看重的就是这点奴性。这点奴性也是石氏父子的看家本领。
（二）小心谨慎
忠诚于君王，效力于国家本应体现在建功立业上，造福于江山社稷上，然而石奋父子更多地倾心于明哲保身、谨小慎微上，这里仅举两例：
石建在担任郎中令时，凡需向皇上奏请的文书，他都得在事前进行演练、检查。哪怕一个字的读音或者笔画都要绝对做到正确无误。这些准备工作当然皇上并不在面前。但他却做得诚惶诚恐，生怕有一点闪失引起皇上生气，酿成杀头坐牢的后果。因此，每次事前准备都弄得心惊胆战、汗流浃背。
有一次皇上要出行。临行，突然向石庆问起所驾马车有几匹马。这么简单的问题，一眼就能说出几匹的答案，而石庆却不马上回答。他用马鞭一一核对清点后才报告“六马”。如此小心谨慎，可窥其一斑了！
（三）奉行孝道
石氏一门家庭教育甚严，也很独特。子孙如有过失，石奋不直接责备、批评，而是对案绝食。绝食中引起公愤，即“诸子相责”，通过共同声讨后，由老大袒胸露臂跪拜谢罪后才罢。成人子孙在石奋身旁，即使在家闲居，也要衣冠周正，中规中矩，不可随随便便。
石建已经老迈，而其父石奋还健在时，每五日回家洗浴，也不敢擅自惊扰老人的休息。通过仆人拿取洗具，浴毕轻轻离去。
有一次石庆在外饮酒醉归，入家门而未下车，退休在家的石奋知道后，又开始绝食。石庆“肉袒请罪，不许”。举家及宗室“肉袒”，万石君才恢复进食。自此石庆等诸子弟再也不敢趋车进门。
这些严格和独特的“家教”，其特点是“身教”多于“言教”，其核心是维护封建社会的“君臣”“父子”之道。其效果是，让皇上喜欢，让子孙循规蹈矩，任何时候都不与他人发生正面冲撞。
三 两点启示
（一）强权政治需要政治“摆设”
综观石奋父子能在政治旋涡中走向成功并得以保全善终，的确在西汉开国以来一百多年间也十分罕见。我认为最根本的原因是封建强权政治的需要，要言之，当时的政治环境既需要良臣贤相、栋梁之材，但也需要有政治陪衬、政治摆设。不难想象，像汉武大帝这样雄才大略但又刚愎自用的一代君王，他的身旁岂容太有见解、特立独行的臣子！他把丞相的重权分解给那些能干的部属后，让胆子小、言语少、唯唯诺诺、占着位子不怎么会做事的石奋父子去稳住。这样的人虽然不怎么能干，但最大的优点是使人放心，因为从古到今稳定和安全总是第一位的。
以此推论，才干能力这些东西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一柄“双刃剑”，它既可以克敌制胜，也可以自伤致害，因此常言所说“女子无才便是德”。岂止是女子，男子也何尝不是如此？在强权和专制统治下，越有贾谊之才，韩信之能越鲜见有好下场。
（二）示弱是安身立命的“法宝”
其实，西汉前期几位君王太了解石奋父子了，而石奋父子又何尝不了解自己的主子？“殷鉴不远”，前面韩信、窦婴之属的遭遇给他们太多刻骨铭心的记忆，他们自然会独辟蹊径，找到适合他们自己的生存方式——这就是“示弱”。从这一点上去分析，石氏父子是理性的，也是高明的。石奋父子事事谦恭、处处低调。石奋在年迈退休后见到公车要行大礼，见到子孙当了小吏还要着正装相见。这些可能有“演戏”“作秀”的成分，但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不失为一个高招，是成功的，也是充满智慧的，是以退为进、吃小亏占大便宜的历史典范。
石奋这套处世哲学，他的儿子们长期耳濡目染而得到了真传，学到了精髓。石建身为朝廷重臣，每遇廷议，旁人措辞激烈，争执得面红耳赤，他却“如不能言者”，而皇上不仅不贬斥他，反而“是以上乃亲尊礼之”。如此韬光养晦，含而不露，其实是城府太深的表现。这等示弱，既不得罪上，也不得罪四面八方，所以能得到甜头和好处。
两强相遇，必有一伤，这是历史的结论。老庄哲学主张知其强，守其弱。在许多时候，争强好胜，斗智斗勇既是人的一种生存需要，也是招致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人们讴歌英雄，毕其一生努力成为能人、强人，但是能有几人得到成功，能有几人守得住胜利的果实？因此，强者和能者如何操持自身这把双刃剑，也是毕生必须解决好的一个难点和重点。
司马迁曾经给友人的信中表明了写《史记》的目的：“……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两千多年过去了，时代发生了变化，今非昔比了。本人无意褒贬古人，但是解读古人，观今鉴古，哪怕收获甚微，也是十分有意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