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雪峰（1903-1976），浙江义乌人。1919年考入金华省立第七中学师范科。同年秋考入浙江省师范学校，先参加“晨光社”，后又与他人结成“湖畔诗社”，遂以诗名。1926年开始翻译日本文学和文艺理论作品。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末开始与鲁迅频繁接触。1931年任“左联”党团书记，为鲁迅与瞿秋白建立联系。1934年参加红军长征。1936年奉派到上海开展工作，曾代表中共中央主持鲁迅治丧事宜。1941年被捕于上饶集中营囚禁两年。1950年任上海市文联副主席，鲁迅著作编刊社社长兼总编辑。1951年调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1952年兼任《文艺报》主编，1953年当选中国作协副主席、党组书记。1954年后因《红楼梦》研究问题和“胡风事件”受批判，1957年被划为右派，1958年被开除党籍，撤销职务。1966年被关入“牛棚”。1969年去湖北咸宁五七干校。1972年回京安排在鲁迅著作编辑室工作。1976年1月31日去世。2月16日的追悼会，参加人数被姚文元限定在200人以内。1979年4月，中央组织部批准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关于冯雪峰右派问题的改正决定》，恢复党籍和政治名誉；同年11月17日举行第二次追悼会。
作品有诗集《湖畔》、《春的歌集》（均为合集），杂文集《乡风与市风》、《有进无退》、《跨的日子》、《回忆鲁迅》，寓言集《今寓言》、《雪峰寓言》、《雪峰寓言续编》，电影文学剧本《上饶集中营》，论文集有《鲁迅论及其他》、《过来的时代》，《鲁迅的文学道路》等。198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完成了《雪峰文集》四卷本出版工作。
快30年没见了，任寰和我重在星巴克聚首。他早已把家安在了剑桥，这几年又回乡来捞世界了。这家伙还是那么博闻强记，稗官野史和文人政要的逸闻，都是他爱聊的话题。和其他同学一样，他非常自然地聊起了当年到我家借书读书的故事，中间还提起了我们对冯雪峰和曹禺等几位伯伯的议论，这些事若无人提起，我自己多已淡忘了。
冯雪峰伯伯频繁去我家里，是在他70岁前后、我20岁上下的那几年，从年龄上说我们差不多是相隔一代的人了。他容貌清癯，是个温和慈祥的老人。
我隐约知道，冯伯伯早年与爸爸（王仰晨）的私交比较泛泛甚或并非融洽，他们相识于1946年的上海，10年后在北京成为出版社内的上下级同事。那时冯伯伯的处境早已开始不妙，很快就被定为“右派”，继而被开除出党。在党内的会上，全体出席者都举了手，包括被开除者本人。爸爸也举了手，却在日记里写下了自己的困惑和迷惘。这种源于朴素感情的困惑和迷惘，或许就是他们之间消弥隔阂并且友情日深的基础。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他们又共同经历了“五七干校”的岁月。
从干校回京后，爸爸在鲁迅著作编辑室负责，冯伯伯本是社里的老领导，此时却被安排在鲁编室做了普通编辑——还不止是普通编辑，更是一位被限制在家里看稿的编辑，原因是他去出版社上班“影响不好”。冯伯伯1958年被开除出党之前，已有31年的党龄。1961年给他摘去了右派帽子，但无形的帽子仍在头上，“仍在人民手里”。他已不是党员，甚至已不能正常享有一个公民的权利，工作对他已是一种恩惠。
冯伯伯家住在北新桥，我家住在南河沿。从他家到我家，市内公共汽车大约是6站地，两地之间没有可以直达的汽车。据我所知，冯伯伯为免换乘之烦，有时索性安步当车。参加过红军长征的他，尽管已年逾七旬，也未必就肯输给这段都市坦途。所不同者，彼时心中有理想，身边有同志，他知道自己是为什么要跋涉，是要走向何方。而此时的他，知道自己是要走向何方么？来找爸爸固然是有工作要谈，然而恐怕也是为了寻找能接纳自己的同志。当有一位同事乃至一个家庭给他认同、愿意接纳他的时候，自然成为他非常想去的地方。爸爸后来回忆说：他从未向我诉说过他的寂寞，但是我知道，他是寂寞的。北京对他是一个熟悉而又陌生的城市，他可以到处游走，但是没有什么地方会接纳他，就像一个幽灵，无法进入真实的有生命的世界。要努力保持做人的尊严，他只有矜持这一件武器，他生前最后的作品《锦鸡与麻雀》，仍能出现那种不无倨傲的自我隐喻，会不会就是此时走在街上形成的想法？
那时家里住平房，是个破落的四合院。爸妈和我们兄弟住两间北房，奶奶住两间西房，爸妈来了客人，我通常是拿上自己的书，躲到西房里去看。如果是爸爸的客人，连妈妈也常是躲出去和邻居聊天，或是躲到西房这边来。冯伯伯来时却稍有不同，妈妈一定要亲手奉上一杯茶，稍稍陪坐一会儿。冯伯伯多是估摸着爸爸下班到家的时间来访，有时他来得稍早或爸爸回家稍迟，也有我在家，那时我已经把兵团战士的荣誉抛弃在黑龙江边，回到家成了爸妈的食客。冯伯伯每次来总是坐在一个固定的位置，那是长沙发靠近写字台的一头。我知道沙发的那个位置已经有些塌陷，也知道冯伯伯是个很有来历的老头儿，但是从没有感到让他坐在那儿有什么不妥。他坐在那儿显得很安逸，也许他真是很满足，为了有这么一个不是自己的家却经常能容纳自己的地方。在爸爸妈妈都未到家的时候，他或是我都不用费力找什么话题，他就是看报纸或是看自己带来的材料，我就是看自己的书。那个年龄的我，从不关心冯伯伯找爸爸谈些什么，鲁迅的作品我也看过一些，但是编辑注释的事情让我觉得枯燥。现在试去回想和冯伯伯有过什么交流，已经很茫然了。
从现存的几封冯伯伯写给爸爸的信上看，那时搞鲁迅著作的编辑注释，差不多是他们的全部工作，甚至是全部生活。冯伯伯虽然“在野”，却为鲁编室的工作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他每周至少也要到家里来一两次，以保持必要的沟通。单位和邻居中都不乏政治嗅觉灵敏者，开始啧有烦言，使爸爸像“文革”初期那样，再度过上了头皮发紧的日子。鲁编室的孙用伯伯，也是与爸爸走动较多的一位客人，但他偏爱写信，来家里没有冯伯伯频繁。好像冯伯伯和孙伯伯之间，过从也很密切。哥哥的印象是，这两位老人有时在这里遇见，就会坐到很晚，有时随爸爸送客走出院门，在如磐的暗夜和昏黄的街灯下，看着他们渐远的背影，心上是一片苍凉。
冯伯伯1975年因肺癌做了手术。他生病住院期间，医院遇事就会通知出版社；而出版社并不出面，只是转而通知爸爸。爸爸乐于为冯伯伯操办这些事情，单位里也同样乐于让他去操办这些事情。爸爸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时常下了班先不回家，去医院或是去北新桥看望冯伯伯。他还找到国家出版局，为冯伯伯寻求联系疗养的可能，代陈回到党内的愿望。爸爸这一时期的通信，不断与黄源、唐弢、楼适夷等几位伯伯说到冯伯伯的病情，他对自命是冯伯伯的朋友却托故不去探病的人，相当不以为然。1976年1月，周恩来总理去世的消息带给了冯伯伯最后的打击。当月下旬，爸爸两次去过冯伯伯的家里探望，后一次的隔天就是阴历除夕，冯伯伯在这天病危被送进首都医院（协和医院在文革期间的名字），出版社照例打来电话通知爸爸，时间是晚上8点钟。冯伯伯在农历乙卯年的除夕夜晚进入弥留，在丙辰年的元日午时撒手人寰。
爸爸一直陪在病房，并亲手为冯伯伯净身和更衣。
冯伯伯的追悼会在1976年2月、1979年11月开了两次；第二次的追悼会，原定要在4月里开的，因为悼词中的意见分歧，一拖就是半年。冯伯伯的晚年，真不知是生活在人间还是鬼域，直到他已入鬼域，也还躲不过人间的鬼魅。记得萧三先生送给他的挽联是：“尊敬一个忠诚正直的人，鄙视所有阴险毒辣的鬼”。这也让人想到我们民族的前朝旧事：宋代有岳飞，先被高宗赐死，21年后再获孝宗下诏平反；明代有于谦，先在英宗复辟时被弃市，7年后再获宪宗下诏复官赐祭。我知道这属于不伦不类联想，一位革命导师有言在先：“所有的比喻都是蹩脚的”，我不是想说他的话不能放之四海而皆准，只是想说，为同一个人开两次追悼会也是很蹩脚的事情。
此文写到中途，意外地发现正临近了冯伯伯过世30周年的日子。那么，我作此文的时候，想必也有研究者们正在作文，想必冯伯伯的名字将再次与他的业绩联系在一起，被赞誉为皑皑的雪峰。作为一个曾在山脚边淡然经过的人，一个无为的后辈，我从没有试图抬头去仰望和攀登雪峰，现在偶然将这些浮光掠影的记忆形诸文字，完全是由少年时的同学任寰所引发，此文他也会看到，不知他又会说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