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末读戴季陶的《日本论》，有点儿佩服。这是因为，80年后看人家80年前的作品，天命之年后看人家不惑之年前的作品，除了接受其见解，并未能有比人家更周全更深刻的认识。一起读的，还有小泉八云（1850~1904）的《日本与日本人》。这两种书都是上年末购自特价书店，店在复旦大学对面的国权路那条街上。它们是海南出版社《人人袖珍丛书》中的两种，48开的小册子，印装粗劣，不过既是名著又是有阅读兴趣的题目，以现价6元买十年前原价11元的书，还挑剔什么呢？后来走进同一条街上另一家书店，发现也有这两种书，并且价仅4元，被稍稍打击了一下－－得与失相伴随，恰是淘书的味道。
戴季陶这个名字，是40年前知道的，他出现在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那是毛泽东“雄文四卷”的首篇。当时仅从《毛选》注释中知道，他参加过同盟会，从事过反清反袁，反对国共合作、反对工农革命，不知道他留学日本和著有此书。《日本论》书前有胡汉民（1879~1936）序，是一篇可读的读书笔记。序中说，“大抵批评一种历史民族，不在乎说它的好坏，而只要还它一个究竟是什么？和为什么这样？”，这话表明了胡的见地也表明了对戴文的认可，这也是戴文价值所在。自己数年前身在海外的时候，设想归国后的生活内容，曾发愿做一点儿日本研究，后来俗务缠身，人又懒散，虽时时记起，却迟迟没有做起来。而那时之所以产生这念头，是出于对日本的恶感；之所以对日本产生恶感，是出于对日本侵华及其不反省的痛恨。现在想来，如果真是出于恶感和痛恨去研究日本，见识必然要有局限，公允性必然要打折扣，而如此浅显的道理还要他人点醒，日后还是多学习他人的见解，不要轻易动“研究”的念头了。
对于中国人研究日本的必要性，戴的认识理智而冷静，他说，“中国这个题目，日本人也不知放在解剖台上解剖了几千百次，装在试验管里化验了几千百次，我们中国人却只是一味的排斥反对，再不肯做研究工夫……。这真叫做思想上闭关自守”，“智识上的义和团了”。《日本论》这个题目下，作者先已作过一文，被胡汉民批评为“主观过重，好像有心说人家的坏话”，后作的这篇，则不仅为胡所肯定，更称为“爱不释手”。戴作此文前，日本对中国有过了甲午战争，戴作此文后，日本又有过侵华战争，虽然战争的硝烟早已散去，但是那阴影至少在我心里是没有消除。未来两国间能否和平相处，是我关心日本问题的出发点。
对于武士道，戴评价说，“他的最初的事实不用说只是一种奴道”，胡汉民也称之一语中的，并认为这种日本社会的普遍伦理，连日本人本身也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联想到1936年发动2.26兵变的日本少壮派军人，或是太平洋战争中的“神风突击队”，不读戴先生的高论，怎么勘得破他们藏于血性下的奴性？这些历史事件正可以支持戴先生的论断。再去查书，《広辞源》称武士道形成于镰仓时代（13~14世纪），成熟于江户时代（17~19世纪）。《不列颠百科全书》称它是“日本武士阶级的行动准则。19世纪中叶日本整个社会伦理教育的基础。主要提倡效忠天皇和尚武精神”。武学之道，中国人用武艺将其限定于技艺范畴，用武德规范其暴戾和杀气；日本人却更多地赋予它意识形态的内容，武士道的尚武强化了暴戾和杀气，武士道崇尚的忠诚更近于盲从，用戴先生的话说，“制度论的武士道，一进而为道德论的武士道，再进而为信仰论的武士道”。这已经深入日本的民族精神，变成可以建设文明，也可以摧毁文明的力量。
对于军国主义，戴评价说，“日本到了现代还没有完全脱离君主神权的迷信”，“日本的明治维新就是神权思想的现代化”，“他们所信仰的是男性万能的君主神权，是武力为中心的统帅政治，而祭祀，是他们理论上的政权出处”。对他的见地，我又想说佩服了。他引我们注意一个现象，日本这个国家，受“君权神授”的思想统治比中国持久，而变法维新却比中国占了先机。又引我们注意另一个现象，《左传》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对待“祀”这件事，中国人早已经很马虎了，日本人却很坚持，其政界高层人物参拜靖国神社是有代表性的例子。上世纪中日恢复邦交之初，两国关系有过短暂的蜜月，后来由于日方的原因再度转冷，是有必然性在其中。日本的军国主义在二战后受到了清算，转型成了民主国家，但是只要对那个监护它实现转型的民主国家稍有了解，就应该知道民主国家也绝非绵羊。
对于日本文明，戴评价说，“如果把中国的、印度的、欧美的文化通同取了出来，赤裸裸的留下一个日本固有的本质，我想会和南洋土番差不多。”这说法有一定代表性，虽然严苛却基本站得住脚。所谓“日本文明”，不乏拾人牙慧和繁文缛节的内容，如茶道、花道就是；所谓“南洋土番”，像在印度尼西亚屡屡发生的排华事件中滥施兽行的那些人就是。我认为倭寇在13~16世纪侵扰中国沿海，日军在19~20世纪侵占中国及其他国家，以及同时伴随的烧杀奸淫等劣迹，都要到他们的文明中去寻根。日本文明的精神，不可能摆脱岛国文明的特征，在汲取岛外的文化艺术和科学技术的同时，永远有对岛外领土、资源和财富的觊觎和憧憬，从中能够产生趋于极端的建设性，同样能够产生趋于极端破坏性。
戴季陶先生强调中国人研究日本的必要性，进而对日本武士道、日本军国主义、日本文明条分缕析，剖开的是日本的民族性。我认为这种民族性之难以改变，正与中日间的地缘关系相同。我们知道前人有过这样的结论：“战争是人类的常态，和平是短暂的休歇”，我非常担心未来的中日关系再度验证这种论断。我们听惯了一种有害的滥调，说“要把日本人民与领导者区别看待”，说“日本人民是爱好和平的”，这是自欺欺人。是否发生侵略战争，与你如何看待人家有什么关系？别国将战火烧到你的国土之时，他的人民爱好和平与否有什么区别？与这个具有虎狼之性的国家相邻，必须永远睁大眼睛保持警惕，这是居安思危，不是庸人自扰。
此书后附蒋百里（1882~1938）《日本人一个外国人的研究》，蒋有留日、留德双重经历，续弦娶的是日本女子，对于日本的自然、历史、政治诸方问题，都有他自己的认识。前面提到的小泉八云那本书，不合我的口味，读得潦草。
写了这些之后，有一点想找补一下，即戴这本书里对日本的评论和结论，并不是如我这样表明褒贬，不排除我将他有关日本的一些论点发挥和引申到负面去了。换言之，如果是另一名读者写这么一篇文，也可能将戴的论点引申到相反的方向去。可是我想，如果戴先生是在日本侵华后才写这本书，他的一些观点和结论会更鲜明一些吧。我们知道这位有思想有抱负的戴先生，后来竟自杀了，就在本书里他还批评说：“最贪者莫过于自杀，最弱者莫过于自杀，最无自信者莫过于自杀，在人道的意义上，最残忍的更莫过于自杀，在精神的生活上，最矛盾最纷乱而不能统驭的心理无过于自杀”；就在1949年2月，他又曾对陈布雷（1890～1948）的自杀表示不以为然。然而同年末，他本人也仰药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所以退一万步说，就算戴先生在地下顿足说我错会了他的意，我也很容易为自己开脱。
2009年3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