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2世纪开始，种种迹象都显示出欧洲的国民拥有恢复理智的勇气以及充足的空闲时间。也正因如此，欧洲才开始逐渐恢复对生活的思索，这就像希腊早期科学家对科学的研究或者像卢克莱修的思考一样。产生这种复苏的原因很多，而且比较复杂。其中，最首要的原因，则来自于当时个人争斗被禁止，特别是在进行完东征之后，人们的生活条件有所提升，内心也更安定，这包括人们在东征过程中所产生的精神变化。另外，欧洲的贸易开始慢慢走向繁荣，生活在城市中的人们有了悠然稳定的空间，而此时教会对人们文化水平的关注普及到了普通人，这也是促进欧洲人思想改变的重要原因之一。公元13世纪～14世纪期间，欧洲多个国家更进入快速发展之中，比如巴黎、威尼斯、伦敦、汉堡、里斯本、威斯比等城市。繁荣的商业发展，来往不断的游客，人们聚在一起或谈生意，或观风景，同时更交流了自己的思想。人们面对教会与皇室之间的争斗，开始对教义本质产生质疑，对教皇的权威也产生了不确定。
我们很清楚，阿拉伯人用自己的方法影响了欧洲人对亚里士多德学说的认知，这如同当年弗里德里希将阿拉伯文化带给欧洲人们一样。不过，对于欧洲人理智的苏醒，犹太人也功不可没，因为他们一直对教会的权威有所怀疑。另外，当一度让人视为神秘的炼金术在各地开始传播，人们开始暗地里各自进行起成功的实验来。
这时，并不是只有受过教育的人、有独立精神的人才开始苏醒，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每一个人几乎都开始苏醒了，这是人类空前仅有的现象。虽然教会仍旧努力压抑人们的想法，可是，只要有基督教义宣传的地方，人们的精神就会开始复苏，他们将个人良知和上帝公义相联系，于是在需要的时候，这种对权威、教条的批判勇气便油然而生了。
其实，在11世纪的时候，欧洲已经开始流行哲学讨论，比如牛津、巴黎等知名的大学。而一度在中世纪流行的“经院学者”又一次被推到公众眼前，他们对语言的价值及意义进行讨论，这让人们相信科学时代即将到来。牛津圣方济各教派的修士罗杰尔·培根，因为自身独特的智慧，被人们称为“现代实验科学之父”，这一称谓的荣耀性质，让他成为当时仅次于亚里士多德的人。
罗杰尔·培根用大篇幅的言论，对当时人们的无知进行批评与讽刺，他说那时的时代充满了愚昧和无知。在那个时代，这样的说法是如此大胆且让人不敢相信。因为那个时代与现在不同，现在，任何人都可以表达对这个世界的看法，说它愚蠢、刻板、教条、欺骗……但都不会产生生命危险。可生活在罗杰尔·培根那个时代的人，却一直与屠杀、疾病、饥饿的威胁联系在一起，人们对信仰完全无条件相信，对怀疑它的人全部报以仇恨。所以，当罗杰尔·培根说出这番言论时，就如同在暗黑的夜空划过一道闪电，它不但将时代进行了批判，也对人们给出了正确的见解。他对积累知识、科学实验进行激情而热烈的倡议，就如同当年亚里士多德对自己的学说进行传播一样，他反复大声说着：“实验，实验，再实验！”
不过，罗杰尔·培根是直率的，他甚至连亚里士多德这样的智者都公然顶撞。这是因为，人们并没有面对事实的勇气，却只一味坐于房间内阅读拉丁语版的亚里士多德著作。罗杰尔·培根愤然地说着：“在我看来，亚里士多德的书籍应该全部烧掉，因为它只会让人们更加消磨时间，产生荒谬，丝毫没有增加知识。”相信，假如亚里士多德仍活着，看到人们对他的作品充满敬畏，却只一味阅读用糟糕的拉丁语翻译的版本，也会对罗杰尔·培根的话表示赞同。
当然，为了避免当时被监禁甚至更可怕的压迫事件发生，罗杰尔·培根也不得不装出一副认可正统教育观念的样子。但在他的作品中，他却一直对人们进行唤醒：“看看世界的发展吧，不要再困于教条与权威的压迫之中了！”他认为，人之所以无知，主要是4个原因，即：自以为是、遵循旧习、敬畏权威、偏激固执。在他看来，人们只有将这4个方面都一一克服，社会才会重新充满生机与朝气：
“桨手将被机器的动力所取代完全有可能，这样的大船只要一个人就能行驶，不管是宽阔的河流还是汪洋大海，它航行的速度都会远远超过多人划动的船只。而那些可以将牛、马取代的汽车也会被发明，提供动力的就是机器，我觉得，老旧的镰刀战车早该退出战场了。另外，飞行器的出现也完全有可能，它只要一个人对机器进行操作，便能让人们像鸟扇动翅膀那样，自由地在空中飞翔。”
在当时，罗杰尔·培根已经讲述了很多想象出来的科学成果，不过，一直到300年后，人们才开始对那些有着超凡力量却一直不被重视的科学进行实验研究，才让这些设想成真。对于这种结果，罗杰尔·培根早有思想准备。
不过，阿拉伯文明绝不仅仅只为欧洲世界带去了炼金术与哲学，他们还将造纸术也传了过去。不必解释太多，欧洲的理性苏醒与纸张的出现息息相关。这种技术最早由中国人发明，时间大概需要倒退回公元2世纪左右。公元751年，阿拉伯人将前来征服自己的中国人打败，这时，他们在战俘中发现了造纸的工人，于是，阿拉伯人很快就从他们身上学会了造纸。阿拉伯语书写的很多纸稿至今可见，而它们就来自公元9世纪。最后造纸技术进入欧洲，大概是因为基督教国家将西班牙收回之后，他们在希腊人那里看到了造纸厂才开始的。不过，很不幸，这种技术在西班牙的发展呈倒退状，直到时间进入到13世纪，欧洲才真正生产出了品质不错的纸张。再后来，意大利的造纸技术突飞猛进，称雄于世界。14世纪，德意志国家也懂得了造纸，至这个世纪末期，用纸张进行书籍印刷赚取财富的商业才盛行开来。相比而言，印刷术就出现得水到渠成了，因为这种发明非常简单。这时的人们已经开始理性地生活，人们的思想不再是一对一的单途径传播，而改为丰富知识的大量灌输。
印刷术的发明，让《圣经》成为世界上最大量出版的读物，当然，学生使用的书籍也降低了价格。这样，可以通过书本传播的知识得到有效扩散。这种书籍比手抄书阅读起来更方便，数量也更多，让人理解起来更简单便捷。大家再不必像读手抄本那样，总因为看不清的字迹而不断花费精力去想象。如此，阅读成为轻松、快乐的事情，人们越来越愿意走进书内畅游。这样的书本再也不是有钱人用来装饰房间或者学者收藏起来的东西，普通的百姓也一样可以阅读大量知识，它们使用日常语言印刷而成，完全不是糟糕的拉丁文。可以说，进入14世纪，欧洲文学才得以正式开始。
直到现在，我们一直都在讲阿拉伯对欧洲人们精神的苏醒所产生的影响。下面，我们就要看看蒙古人对欧洲人理性的苏醒有何作用。其实，欧洲人对于地理知识的认知就来自于蒙古人的激发。当大可汗忽必烈建立了自己的帝国，西欧国家与亚洲展开良好互通。那时，所有的国家道路都是畅通的，所有国家的使者都会去喀喇昆仑王宫，不论是罗马教皇的使者，还是印度的僧人以及欧洲、中国的工匠，又或者是阿拉伯的官员、各国的学者，都在这里聚集，这让不同宗教之间的多年宿怨也得到明显改善。因此，罗马的基督教会开始游说蒙古人改信基督教。不过这不太可能，蒙古人生来只信奉一种教，那就是被基督教视为异教的萨满教。历史上，我们已经看过太多关于蒙古人野蛮的行径，可似乎人们对这一民族的好奇心并不多。对这个民族来说，绝不是最富创造力的，可是，他们的文化传播却对世界产生了重要作用。这一点，从成吉思汗以及他的后人忽必烈的大概个性中可以得到证实。我们有理由相信，他们与欧洲那些谱写过庞大帝国或者充满政治智慧与精力的帝王相似，比如亚历山大，比如查理曼。
在所有到喀喇昆仑王宫来拜访的人中，威尼斯的马可·波罗是最有意思的，因为他把自己多年游历的故事写成了一本游记书。之前，马可·波罗的父亲与叔叔已经到过中国，他们的出现，让喀喇昆仑王宫的大可汗忽必烈印象深刻，因为他们让大可汗第一次知道了“拉丁人”。后来，正是在大可汗的请求下，他们才在1272年带着马可·波罗再次到来。因为大可汗需要一位博学的学者，以帮助自己对欧洲事务进行了解。
他们是从巴勒斯坦进入中国的，因为随身带有大可汗发的金牌与信物，所以，他们的通行丝毫没受到阻碍。他们在到达中国之前，先去了耶路撒冷，这也是应大可汗的请求，忽必烈委托他们带一点儿耶路撒冷圣墓前所点燃的油灯中的灯油给自己。取了灯油，他们又穿越亚美尼亚，到达波斯湾的霍尔木兹。不过，他们并没有坐船进入中国，而是翻越了波斯沙漠，从巴尔赫过帕米尔高原，再到和田，顺着黄河，最终才到了大可汗在燕京（今北京）的王宫。此时，大可汗正住在宫内，他非常热情地接待了这几个人。
大可汗对马可·波罗的到来，尤其感到喜悦，这个人不但年轻，而且非常聪明，甚至会讲流利的蒙古语。大可汗委任官职给马可·波罗，让他出使中国西南地区。马可·波罗在自己的游记中这样描写那时的繁荣景象：“路上随处可见为方便游客而建造的富有特色的旅店”，“花园、葡萄园整洁、好看”，“很多专门为僧人修造的庙宇”，等等。开始时，欧洲人对这种描写表示不可信，却又很快产生了丰富的想象。除了中国西南地区，马可·波罗对缅甸也进行了描写，说这个国家有庞大的战象军队，但最终被蒙古人用弓箭打败；另外，更有蒙古人对勃固[27]、日本等地区进行征服的介绍。马可·波罗曾在扬州做了3年官，这让当地人印象深刻，人们觉得他根本不是外国人，但与鞑靼人很相近。另外，马可·波罗很有可能被派去印度，在中国历史中，就曾经记载了一个叫波罗的人，于1277年，在中书省为官。当然，这只能证明马可·波罗的故事很可能是真的。
《马可·波罗游记》让欧洲人的想象力得到激发，而且影响极为深远。在欧洲的文学作品中，特别是15世纪的传奇故事里，很多地名都是《马可·波罗游记》中出现的名字，比如契丹、燕京等。
两个世纪过去了，有一个叫克里斯托弗·哥伦布的热那亚水手读到了《马可·波罗游记》这本书。于是，他产生了一个非常冒险的想法：从欧洲通过海路航行到中国。而直到今天，在塞维利亚还有一本被哥伦布加了旁注的《马可·波罗游记》。当时，哥伦布之所以会有这样冒险的想法，原因很多。
第一，在1453年之前，君士坦丁堡一直被看作最为公平的贸易枢纽，不管西方还是东方都这样认为。而热那亚人就在这里与他人进行贸易往来，但他们有一个强劲的对手，那就是“拉丁”威尼斯人。这些人与土耳其联合，对希腊人进行抵抗，至土耳其人征服君士坦丁堡，热那亚人在这个城市的地位就更不如从前了。
另外，“地球是个圆形的球”这一观点，在这时又被人们关注起来。所以，人们认为，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从西方一直航行，最后就应该能够到达中国。当然，还有两件事也让当时的人备感鼓舞，一件是人们发明了指南针，这时的水手完全不必靠着星象来确定方向了。第二件则是以诺曼人为代表的很多人已经对大西洋进行了开发。
不过，哥伦布的这个想法在当时还是受到了很多阻挠。因为他没有充足的物资，更没有自己的水手和海船。为了实现理想，他开始四处游说王室成员。最终，他在弗迪德与伊东海贝拉那里得到了帮助。于是，他将一切准备妥当，带着3条小海船出发了。当船在海上航行了两个月零九天的时候，他们来到了一块陆地上，这里也就是“旧大陆”人所不知道的“新大陆”。哥伦布在这里收获了无数的奇怪东西，比如鸟类、动物、黄金，甚至还有两个身上描有文身的印第安人（之所以说这两个人是印第安人，是因为当时哥伦布将新大陆看成了印度的一块陆地），他们一起回到了西班牙。直到好几年之后，人们才知道，这块陆地是世界的一部分，为美洲新大陆。
哥伦布的冒险让很多欧洲人开始产生航海的探险想法。1497年，葡萄牙人历时几年，从非洲一直到达爪哇。1519年，葡萄牙水手麦哲伦带着5条海船从塞维利亚出发，这些船中，有一条被称为“维多利亚号”，他们在绕地球航行了一圈之后，于1522年回到出发点，这让维多利亚号成为第一艘可绕地球航行的海船。不过，这次航行出发时共组织了280个人，但最终回来的只剩下31人。麦哲伦在航行到菲律宾海域时，被当地的土著人给杀死了。
当纸质书传播开来后，“地球是个圆形的球”这种认知终于被证实。那些充满新奇却又陌生的人、动物、植物、习俗，都让欧洲人的思想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那些一度被隐藏、不见阳光的古希腊名著很快被印刷成了书籍，成为人们研究、学习的对象，这些书籍给欧洲人的精神中融入了柏拉图、罗马共和时期盛行的自由与尊严。西欧国家因为罗马的征服而第一次有了秩序与法典，拉丁教会让这些东西在西欧盛行。但是，这个教会却不断打压人们对于创新、好奇的探索。现在，这种压抑人类思想的拉丁精神已经消亡。公元13世纪～16世纪期间，闪米特人、蒙古人对欧洲的刺激，古希腊经典的再次问世，让这片土地上的人终于挣脱了多年的压迫，重新开启全新的精神、物质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