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古时代来说，所有的习俗、政治以及制度，都是不经预先设计和规划的，它始终一代一代自然传承。这样的文明一直进入到公元前6世纪，人类才真正开始对自己与他人之间的关系进行思考。在这个人类发展的青年期，人们第一次有了改变，开始对已经传承多年的法律、制度以及信仰有了新的要求。
对亚历山大城以及希腊的早期科学研究成果，我们已经有所了解。但因为宗教、专制制度的压制，这些科学文明的种子被全部再次扔回黑暗的野蛮中去。一直到15世纪～16世纪，勇敢的思想开始散发能量，将笼罩欧洲的黑暗照亮。另外，对于阿拉伯文明和蒙古大无畏精神，如何将欧洲人从沉睡中唤醒，我们也进行了介绍。开始，这一切只让我们明白很多物质的意义。人类恢复理性后所获得的最早成就，是取得物质方面的成就和获得物质力量。而科学对于人类，就好比个人与社会心理、经济、教育一样，其关系不但复杂多样，还与人的情感带有着各种各样的关系。当然，它的发展一直都保持着缓慢速度，同时受到各种压迫与阻挡。关于科学对星辰、分子等各种解析，人们始终保持平静的心态来聆听。可它一旦与个人生活观念产生关系，所有人都不会继续无动于衷。
古希腊时代，亚里士多德对于事物的哲学探索，比柏拉图哲学起步要晚。早期，欧洲人对新阶段的政治探求，便是以“乌托邦”的故事形式开始的，这是对柏拉图思想的模仿。同样，托马斯·莫尔也是如此，他学着柏拉图的样子，创作出了《乌托邦》，使英国颁布的《贫民法》受到极大影响。
至17世纪，更多与政治、社会有关的文化作品出现，而且有持续不断的势头。在这场与有关社会、政治的讨论中，约翰·洛克的作品最具有启发性。他的父亲是共和党人，他曾在牛津大学学习，对医药与化学有专业认知。他的论文专门对当时政府、教育以及宗教进行论述，这明显表现出他对社会具有可改造性的态度。法国的孟德斯鸠与约翰·洛克思想相近，他就曾对当时的宗教与社会、政治进行了全面深入的研究与分析，对法国君主专制的政体进行过强烈批评，并将人们眼中那层富有诡秘性的权威外衣给撕掉了。这两个人对那些想要阻挡人们改变社会的错误观念进行了清除和纠正。
18世纪末期，法国出现了很多有思想的学者，他们开始对人类的智力与道德进行全面研究。这些人大部分都具有反抗的勇气以及耶稣精神，他们一起参加了《百科全书》的编撰，从而被法国人称为“百科全书派”。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的目的，那就是创建“新世界”。他们在对君主特权制以及天主教会进行反抗的时候，有一些经济以及农业的学者开始对国家商品生产和粮食分配进行公开探索。摩莱里在《自然法典》中，对私有财产制度进行了大力抨击，他提出国家应该建立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政体，这让他成为19世纪各派别思想家们的引领人物。
对于社会主义的定义，大概会有上百种，世界上也会有成千个社会主义者所联合的群体。但从事实出发，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一切从公共利益出发，所有私有观念都应该受到批判。现在，我们的大部分政治生活，都以社会主义以及国际主义这两个基本概念为中心，并相继得到开展。
财产这一观念，是从物体好斗的本性中产生出来的。在人类社会还没开始之前，我们的祖先类人猿就已经拥有了财产。财产的基本属性，就是让好斗者进行竞争。不论是老虎对巢穴的守护，还是狗对骨头的占有，以及雄鹿对鹿群的权力，无不充满占有的欲望性质。“原始共产主义”，这一说法是社会学中最为怪诞的表达。在旧石器时期，部落首领便有了自己的所有权，比如妻子、孩子、工具等。阿特金森曾在《原始法》中这样说：“如果有人想要将他的东西占为己有，他就会利用自己的力量进行极力的保护，甚至会将那个人杀死。在原始部落得到发展之后，首领慢慢学会了对年轻男性的接纳，并将他们在别的部落所抢来的女人视为那个人的私有物，而那些人的工具、装饰物、猎物，也都归他们个人所有。”随着社会发展的不断前进，个人之间的财产开始产生相互的妥协，这种妥协来自于人们最早的保护自我生存范围的本能。比如树林、山岭、河流，它不是任何人的私有物，这是人们共同拥有的。而此时，如果有人想要将这些据为己有，那么，他就有可能被大家一起进行攻击。所以，从开始有人类起，社会就对私有权力加强具有减缓作用。远古时代的那种私有占领权，比今天已经步入文明社会的人占有欲望要大得多。因为那时的这种欲望是一种生存的本能，完全没有任何理性可言。
对过去未开化的人与现在没有接受过教育的人来说，想要占有什么就可以占有什么。不论是什么，只要可以抢到自己手中，那就是自己的，这包括土地、山洞、猎物以及奴隶、女人。当社会不断得到发展，为了减少因争夺而起的残杀，人们才开始制定出大家一起执行的规则、法律。另外，人们还对所有权进行了简单的定义，那就是第一个取得、发明、创造出一种东西的人，这种东西的所有权便可归他所有。当一个人没有能力偿还债务时，那么他的产业便要被债权人取走。这与一块土地的主人，通过从愿意在这块土地上进行耕种的人处获取租金的行为一样合理。渐渐地，当有规律、有组织的生活得到执行，人们便开始明白，那种随便对某样东西进行占有的行为和想法都是不对的。人们是从来到这个世界的第一天起就具有占有欲望的吗？并不是，他们首先是在这个世界诞生的，并经过了总结才开始对物质进行占有的。对最早的社会文明我们难以看清，但通过罗马共和国的历史，我们明白：债务本身很可能让社会生活产生动荡，所以必须要对其进行消除。对占有土地的行为不进行限制，就会给人类带来麻烦。我们可以看到，巴比伦时代在晚期时候，就对奴隶的财产权进行了限制。另外，我们通过基督教也可以看到，耶稣对于财产私有化完全不能接受，并进行了严厉地批判。就像他说过的那样：想让一个拥有很多财产的人丢开财产，然后进入天国，就如同让骆驼从针眼穿过一样难。从距今2500～3000年这段时间里，人们一直对财产占有权进行批判，直到耶稣死去1900多年之后，信仰基督教的人才明白，人是可以不拥有财产的。与此同时，一种“个人按自己的想法去处理财产”的观念，相对于其他的财产所有权观念来说，受到不小冲击。
不过，直到18世纪末期，这个问题仍然困扰着人类。因为没有一个人可以将这种观念讲清楚，更给不出合理的答案可以让人进行操作。在那个时候，人类社会的主要矛盾，就来自于平民为了保护财产而对统治者和贵族贪婪、奢靡的行为产生的反抗。法国大革命的爆发，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人们想要摆脱对私有财产进行缴税的规则。然而，革命过程中，平均主义对这种私有财产保护的欲望做出了批评。当很多穷人食不果腹，衣不遮体时，高高在上的贵族和雇主却不肯将住所、食物提供出来，这样的社会如何还能有平等、博爱、自由可言呢？穷人们开始不满，认为这并不合理。
正是针对这个问题，平均主义观念出现了，他们认为必须要将财产进行“平分”，并强化这一行为。不过，最早的这种共产主义，所持的态度是将私有财产观念消除，所有的财产都应该是国家的。
那些以幸福、自由为共同目标的人，开始对财产占有权有了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对财产进行绝对化分配更为合理，有人则认为绝对化是完全不应该出现的。对这个问题进行解决的人，就发现这样一个事实：财产的所有权是一种拥有不同事物的复合体，它不应该是单一的。
当时间进入19世纪，人们慢慢了解：财产本身并不是简单的一样东西，而是和各种价值与后果相关的复杂权属。有的东西，比如个人、衣物、牙刷、工具等，都应该是个人的私有财产。而像花园、机器、铁路、房屋等这样的东西，其所属权应该进行衡量后再为其定性。什么情况下它们应该是私人的，什么情况下它们又应该是公共的，为了群体利益由国家对其进行治理。事实上，这样的问题已经归属于政治，属维护和实现国家管理这一范畴。这种认知揭露了心理学中出现的问题，并且与教育进行相互影响。不过，财产所有权算不上一门科学，它不过是人类强烈而普遍的批判情绪。对有些个人来说，他们希望财产的私有化可以实现对自我财产的持续占有与增加，而对具有社会主义思想的人来说，财产应该被平分，从而达到对人们取得财产的约束力。实际上，人们已经明白，各阶层的人都已经在极端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纠结着，前者对政府税收的行为都持不认可心态，而后者则不承认所有私有化的财产。而如今，我们所认为的社会主义，也就是集体主义，它是承认个人拥有一定数量的个人财产的，但那些重要物资的生产和土地的最终所有权以及教育、交通等，则应该由更有组织性的国家进行管理。如今，很多回归理性的人都认可这种科学分配财产权的社会主义行为。人们很清醒地意识到，在某些宏大的事业中，没受过教育的人难以达成合作并取得成功。在国家定下高级、复杂的前进目标时，在国家对很多私人公司进行职能管理时，要求教育必须要有相应的进步，以及进行监督与管理的最合理机构。当然，现在国家在开展大规模的集体活动时，其新闻宣传以及政治手法运用还存在着不足。
过去，员工与雇主之间的关系，一度非常紧张，特别是私人企业领导与员工之间。这让马克思的名字，以及共产主义的雏形被世界普遍认知。马克思理论就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经济需要制约人的思想。以我们目前的文明来看，在那些剥削者与被剥削者之间，绝对拥有不可调和的利益矛盾。机器革命的诞生必然让教育得到发展，而被剥削者的阶级意识也就会得到提升，这让他们在面对剥削者的反抗中，变得越来越有团结观念。马克思在当时就预言：觉醒的工人阶级，会通过自己的方式改变现状，从而让全新的国家诞生。革命、起义、反抗活动，是可以得到理解的，但它不能排除破坏的存在。马克思思想在俄国得到了践行，只是，结果表明，这种行为毫无创新可言。
在马克思看来，阶级之间的对立可让国家平衡，他曾让工人国际委员会先后3次成立。不过，用如今个人主义的观念来看待，这种理念很可能会达到国际化。在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经济论发表之后，人们慢慢明白，想要世界繁荣得到持续，自由贸易是必然也是必须存在的形式。个人主义与国家相对抗，其实就是对国界、税赋的不认可，也是对得不到绝对自由化与活动的反抗。这让我们发现一个有意思的问题，人们的思想基本可分为两条路线，它们不仅在物质上差异巨大，精神上也极为不同。这就如同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为主导的社会主义和在维多利亚时代英国商人所产生的自由贸易的个人主义一样，其差距极大。不过，这两种差距虽然存在，可一样暗示了人类事务在全新的世界范围中得到超越与限制的事实。理论总是被现实打败，我们已经意识到，社会主义与个人主义从并不相同的起点出发，对集体共同劳作的问题展开探索，并开始对这行为进行社会与政治的理解。这种探索的信心曾在罗马帝国、基督教世界中被压迫，如今，人们将目光从地中海区域看向了整个世界，于是，又一次的探索信心得到强化，并重新开始了。
想要对过去所有的政治思想、经济、社会做出详细解析，那些曾有很大争议的观点就不能不说，但这与本书的意图和范畴不相符合。不过，假如我们像现在这样通过世界历史的广阔视角来看待政治、经济、社会这些东西，肯定都会相信：重建这些在人们的大脑中具有主导性的东西的任务并没有完成，而且，它究竟什么时候完成或者完成到什么程度都不可估计。一些相同的信仰好像正在形成，同时，这信仰的作用力正在发挥着明显有效的影响。可是，它们的轮廓并不清晰，说服力也不充分，还不能让人们坚定地，有规律地将它完成。人们总是处于传统与创新的纠结中，事实上，前者更为明显。可就算这样，人们现在的思想与之前相比，已经拥有了人类事务中所形成的全新秩序的雏形。当然，这个雏形比较粗糙，甚至有些模糊，其细节完全没有得到明确。但是，这个雏形正保持着坚定的信心向前发展着，其主要的外貌变化越来越小。
人类事务这个轮廓，随着范围的逐步扩大，慢慢变得越来越清晰。人们也渐渐成了一个共同体，开始在这一事务的控制范围之内，变得越来越不可取代。比如，世界经济共同体的规划正逐步得到推进，全球自然资源合理开发也得到了共同认知与综合面对，全世界都对货币政策与金融充满兴趣，而这只有将目光放在全世界中去，综合性地处理，才能得到成效。另外，世界开始对全球人口增加以及传染病传播投以关注的目光。当人类力量越来越大，当活动范围不断扩张，战争就成了最具破坏性的，引发世界动荡的行为。所以，国家与国家之间，人与人之间，战争不再是解决问题的唯一方式。而这些人类事务，都亟待一个前所未有的，具有绝对权威以及规模的机构进行治理与约束。
然而，想要通过一个超级机构来全面负责这些事，显然并不现实。曾经有人提议，可以成立一个人类或者世界性议会，选出一个世界的总统或者皇帝。最开始，我们第一反应可能也是得如此结论。可在经历了几十年的纷争与讨论后，我们明显对它信心不足。对全世界进行统治，这想法并不具可行性。如今，我们普遍认可这样一个方法：世界各国家派驻代表，从而组成一个专门行使世界范围之内权力的机构，对世界的货币、人口、资源开发、平等、健康等事务进行指导和参与。
人类将这个世界机构看成人类事务治理的部门，但却没有明白这其实就是世界政府的重现。不过，在人类统一未达成一致时，在利用国际指导和参与作用战胜人类各种事端滋生之前，一个共同的观念还是全世界都需要的。“全世界是一家”的观念，应该进行全球性传播并取得人们的理解。
在过去2000多年的时间里，基督教一直在传播和维持一种理念，即“所有人都是兄弟”。可是，直到现在，各国、各民族、各部落之间的冲突依然存在着，这让所有人都成了自己的奴仆。这如同公元6世纪～7世纪的时候一样，那时世界混乱动荡，基督教诞生。所有的信徒为了将“所有人都是兄弟”的教义进行传播而不辞辛劳。现在，人类也应该为着博爱思想的传播而不断努力与奋斗。想让人类达成博爱，每一个平凡的传播者都有责任。同时，不管多么著名的作家，都不可能预测到它的进程，更不能预知它的结果。
社会、经济与国际始终密不可分。这些问题都必须通过一种服务精神得到解决，这种精神可以鼓舞人类的灵魂。当雇主与雇工面对双方利益时，总表现得猜疑、自私与偏执。个人私欲的增长，就和国家、皇帝所滋生的心态是一致的，它们都是一种本能思想，其传统与无知占据上风。应该说，社会主义便是国际主义，只是到现在，还没有一种具有充足能力的学科，或者一种充分说明问题的教育组织，可以将这个人类难以理解的问题进行解决。这就如同在1820年之前，人们无法想象电气铁路是什么样子一个道理，现在我们也没有办法理解并建立真正的世界和平机构。不过，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件事总有一天会实现，而且，它就在并不遥远的未来。
没有人可以超越自己，也没有哪种思想可以将自己当前的时代超越。我们无法对人类要面对多少动荡与苦难而预言，更不能猜测战争在什么时候结束、伟大的世界和平又会在哪一天出现。我们现在所能给出的答案，只是一个初具规模的轮廓，人们对它有猜测，也有激情。想要让人类回归理性是一件浩大而艰难的事情，我们只能在不完整的事实面前，加快观念的变化，以让这轮廓慢慢走向清晰，并形成可以团结人类思想与想象的控制力。这种力量所以还不具备，就是因为保证与准确的性质还不充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