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之胜，不但要正确用兵，而且要正确用将。《孙子兵法》里，“将”有两种含义，一是主将统帅，二是部属、裨将。从管理谋略来看，不论将的具体差异怎样，都是将，都是干部。孙子的用将理论可分为选和用两个层次。选是用的前提和先决条件。孙子的选将思想集中在“择人而任势”昀命题中。对于这一命题，杜牧解释说：“言先战者先料兵势，然后量人之材，随长短以任之，不责成于不材者也。”《武经总要》说：“夫大将受任，必先料人，知其材力之勇怯，艺能之精粗，所使人各当其分，此军之善政也。”这就是说，根据斗争形势的需要，选用恰当的人才c人的才能各有长短，用人如器，贵在用其长而避其短。虽鸡鸣狗盗之徒，用到恰当处，可收排难解危之效；即使顶天立地之英杰，用不得当，也照样如同庸人。
在历史上有许多因上级指挥员用人失策，导致失败的战例。赵王误用赵括，因有长平之败；孔明错用马谡，方有街亭之失。相反，正确地使用人才，确可以创造战争的奇迹。
孙子认为，英明君主不仅善于择人任势，更重要的是善于用将。孙子的用将理论集中在“将能君不御”的命题上。孙子主张，将被选出来以后，已经确认其有能力完成某项任务，主帅应高度信任他们，赋予相应的权力，使其独立行动。一旦任务和权力明确之后，主将就不要对他的行动随意干涉，乱加牵制。《谋攻篇》说：“知胜有五……将能’君不御者胜。”所谓“将能而君不御”，按《十一家注孙子·张预》解释：“将有智勇之能，则当任以责其功，不可从中御也。”所谓“从中御”，即是从中干涉、牵制、阻止的意思。孙子认为正确地分权拜将，任而信之，不乱加干涉是关系战争成败的根本。这充分说明了孙子对分权理论的高度重视。现代管理学认为，分权是解决领导能力有限性和同一时间、不同空间内领导任务多样性的矛盾的有效办法。领导者并非日理万机、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神人，而其统御的对象却分布在广泛的空间，在同一时间内需要做出各种各样的指令和决策。为了解决这一矛盾，领导者就要具备“分身术”，通过授权、分权，对所属全体下属“分而治之”，这是会当领导的象征，是成大事、干大事的前提条件。因此，孙子的“君不御”原则揭示了用人谋略的一个普遍原则。在现代管理实践中，我们仍然需要遵循这一原则。然而，现实生活中，我们经常见到一些抱住权力不放，只信自己，不相信别人，凡事亲自过问，什么都想亲自插手的现象。这种人做了高层领导者，是最无能、最败事的。
孙子认为，贯彻分权原则，必须以高度信任做保证，即高度信任下属去独立行动，切不可分权以后，又疑虑重重不放心。他说：国君不利于军队的有三种情况：“不知军之不可以进而谓之进，不知军之不可以退而谓之退，是谓縻军。不知三军之事而同三军之政者，则军士惑矣。不知三军之权而同三军之任，则军士疑矣。三军既惑且疑，则诸侯之难至矣，是谓乱军引胜。”在这里，孙子直言不讳地点明了君主不相信将帅，干预太多，违背分权原则，是导致失败的根本原因。
为了强调和确保将帅的组织指挥权，贯彻分权原则，孙子大胆地突破君主“金口玉言”的圣条，提出“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杰出思想，为限制君主滥用权力，保证将帅的分权，给将帅提供了一道护身符。这样在战场上，在战争中，将帅便在一定程度上有了自主权。例如，在战役战斗的发动上：
“战道必胜，主日无战，必战可也；战道不胜，主日必战，无战可也。”这是冒着杀身灭门之险。为此，孙子要求将帅们应该有“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人是保，而利合于主”的精神，“将听吾计，用之必胜，留之；将不听吾计，用之必败，去之。”宁可辞职而去，也不要违背原则，胡乱决定战事。
君主任而信之和“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其主旨都是贯彻分权原则。
智信仁勇严
孙子选将有五条标准，他说：
“将者，智信仁勇严也。”《十一家注孙子·王哲》解释说：“智者，先见而不惑，能谋虑，通权变；信者，号令一也；仁者，惠抚恻隐，得人心也；勇者，徇义不惧，能果毅也；严者，以威严肃众心也。五者相须，缺一不可。故曹公曰，将宜五德备也。”在孙武看来，为将首先要有智谋，具有指挥才能。他们知“五计”，懂战略，考虑问题“杂于利害”，善于判断利弊得失，在风云多变的战争环境中，具有灵活处理战事的本领等等。其次，为将要讲信用。《十一家注孙子·杜牧》说，“信者使人不惑于刑赏也”。就是说，信，就是赏罚有信。美国管理学者罗杰·福尔克说：“世界上最容易损害一个经理威信的，莫过于被人发现在进行欺骗。”这话是颇有道理的。孙子要求为将讲信，言必信，行必果，该赏则赏，该罚则罚，以赏罚之信来赢得兵众的归属。第三，仁。仁之所以被重视，兵家们解释道：“不仁，则不能与三军共饥劳之殃”（《十一家注孙子·杜牧》），“非仁不可以附众抚士”（《十一家注孙子·何氏》）。因此，孙子主张视卒如爱子，以感情去感化民众。第四，勇，即勇敢果断。杜牧说：“勇者，决胜乘势，逡巡也”，王哲说：“徇义不惧能果毅也。”在战争中，勇敢是为将之德，显得尤为重要，无勇不可成大将。然而，勇和智谋是分不开的，大将之勇不是骁夫之勇，而是和智谋相联系的有谋之勇。第五，严，就是要严明军纪。严明法令。
《十一家注孙子·杜牧》说：“严者，以威刑肃三军也”，王哲也说：“严者，以威严肃众也”，这些对威严的论述比较可靠地反映了孙子的原意。对军队说来，没有严明的军纪，势必难以形成统一意志、统一行动。一盘散沙乌合之众是难以想象打出胜仗的。总之，孙子认为，将帅应该智信仁勇严，五德皆备，不可失之一偏。应该指出，这是理想化的标准，现实生活中的将不可能如此完美，不可能“五德”都那么充实、完备，可能有的高些，有的低些。我们理解，孙子的“五德”可能是就总体的用人标准而言，这是一个客观目标。
和五德的将帅标准相一致，孙子列举了五种性格缺陷造成的危害：“故将有五危：必死，可杀也；必生，可虏也；忿速，可侮也；廉洁，可辱也；爱民，可烦也。凡此五者，将之过也，用兵之灾也。”意思是，死拼蛮干，容易被敌人所杀；贪生怕死，易被敌人俘虏；急躁好怒，容易中计受侮；廉洁好名，过于自尊，经不住敌人污辱，而可能失去理智；只知“爱民”，可能会被利用，把部队搞得疲于奔命而陷于被动。具有这五种性格缺陷的人，是选将时千万要注意的。
孙子关于五德具备可为大将的思想，是先秦时期比较全面的领导素质论。儒、道、法、墨等各家都有领导素质的思想，但受其体系的影响，都过于夸大某些方面，如儒家重德，法家重严。孙子则综合了各家的思想，适应带兵打仗的实际需要，提出五德具备可为大将的思想。这在领导素质论的思想发展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智、信、仁、勇、严的领导素质论，今天仍然是正确的，仍然是领导者自身建设的目标。我们的干部要有谋略，有路子，有知识，在风云变幻、动荡不安的商品经济竞争中，具有应付自如、驾驭形势的能力，此为智；我们的干部要诚实守信，不说假话，不搞欺骗，要有可信的完美的形象，此为信；我们的干部要有高尚的道德人格，要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面貌，此为仁；我们的干部要有胆识。有魄力，敢做敢为，敢打敢拼，有大将风度，此为勇；我们的干部还要严格按规章制度办事，不徇私情，不讲面子，维护管理法规的尊严，执法如山，此为严。因此说，智信仁勇严，仍然对我们加强领导自身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总之，《孙子兵法》是一部富有特色、不可多得的管理著作。它将已往的管理理论应用到带兵用将的领域，使得理论更加具体化、更加丰富了。《孙子兵法》的管理谋略是其它任何一家学派都不可代替的。《孙子兵法》综合了以前各家的理论，比如儒、墨、法等家的仁爱思想、重民思想、物质激励思想及领导素质思想，并把这些融合到一个以战争决策和管理为核心的理论体系之中，它体现了随着社会统一大业的提出和进展，管理思想开始融合的大趋势，同时也促进了这一趋势的不断进步，在中国管理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