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居上而民弗重也，居前而民弗害也。”
领导者要想确立自己的领导地位（“上民……先民”）必须对百姓表示谦卑，把自己放到百姓的后面，这样，领导在上而百姓不感到压迫，居前而人民不感到阻碍。
老子还以江海为喻：“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也。故能为百谷王。”
江海比众多溪流河水的位置低下，所以成为千流万水的所归，领导者对百姓人民表示谦卑，把人民百姓放在自己的上面，就会被人民百姓拥戴为领袖。
晏婴是中国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身不满六尺，而名满天下。
当他做齐国相时，有一则关于他谦卑居下的故事。有一天他的车夫的妻子上堂，要求同他的车夫离婚。理由是这个车夫为人过分嚣张了。她同她的丈夫说：“晏子贵为相国，名满天下。我看他一直谦恭下士，无论对什么人都和颜悦色，虚怀若谷。可是你，不过是他的一个车夫，整日趾高气扬，不可一世。大街上高声喝骂，甚至鞭打行人。像你这样的小人，绝对没有前途可言。我跟你有什么指望？不如给我一张休书，也免了做个小人之妻，让人耻笑。”一个御者之妻，竟然懂得谦卑待人的大道理，难能可贵。被称为“日本第一秘书”的武田丰曾告诫人们说：“切莫与晏子的御者为伍。”
为了做到谦卑待人，老子要求领导者一定不能居功自傲。《老子·七十七章》说：“圣人为而弗有，成功而弗居也。若此，其不欲见贤也。”
“无为”领导者有所作为而不把成果居为己有，有成就但不居功自傲。像这种人，是不愿意炫耀自己的功名的。
谦卑居下者也不能整日夸夸其谈，自我卖弄。老子说：“多言数穷不如守中。”“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就是说，不要自我表现，自以为是，自我夸耀，自骄自满。要少说大话，行“不言之教”，这样，方能给人一个谦虚的形象，达到“光而不耀”，即赢得光荣而不向人炫耀。
受辱吃亏
人的本性是驱利避害，驱荣避辱，并且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但老子教导领导者，千万不能采取直来直去、直线式的行为路线，在策略上要宁肯吃亏，宁可受辱，绕个弯子之后，达到不吃亏，不受辱的目的。
历史上楚国有个著名宰相孙叔敖，在他快去世的时候，特别对儿子孙安说：“你是个老实人，同人家争利斗狠，你是做不来的，也不必去斗。我死之后，楚王为纪念我的功劳，见我身后萧条，没有贪污积攒家当，他会赠封于你。那时，你千万不要贪恋那好地。你只求赠给寝邱这块地。这地偏远瘠薄，是没有人来抢的。”后来，楚庄王果然把这块地赐予孙安。孙家世世代代守着寝邱过着平安日子。而别的好地，大家互相抢夺，杀戮陷害，家破人亡，谁能平安过日子？后人都称赞孙叔敖聪明。可是，当时连楚庄王也不明白，还说孙安傻呢！这是生活的哲理。吃亏、受辱，最终获得长远、永恒的利益。
“无为”的领导者具有吃亏、受辱的勇气。这是大智大勇。老子说：
“处众人之所恶。”受国之垢。是谓社稷主。受国不祥，是为天下王。“知其雄，守其雌。”“知其白，守其黑。”“知其荣，守其辱。”
处在众人所不喜欢的地方，承受全国的屈辱和灾殃，虽深知什么是雄强，却安于柔雌的地位；虽深知什么是光彩，却安于暗昧的地位；虽深知什么是荣耀，却安于卑辱的地位c能做到这一步，就有资格成为“社稷主”、“天下王”。
寡欲知足
领导者大多把名和利看得很重，得到了兴高彩烈，失去时万分悲伤。老子将这种心态概括为“宠辱若惊”。他说：
“宠为下，得之若惊，失之若惊，是谓宠辱若惊。”
虚荣的东西本来就卑下，可是人们得到它，为之惊喜，失掉它，为之惊恐。爱虚荣到了为之惊恐的地步。
对名利的过分追求，必然心狂失态，一发不可收拾。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
五光十色的物质生活，追求起来是没有止境的，一味追求下去，不知道适可而止，不懂得知足，必然成为物欲狂。
物欲狂式的领导把权力当做追逐物欲的手段，横征暴敛，强取豪夺，和强盗头子没什么区别。老子称之为“盗竽”。他说：
“朝甚除，田甚芜，仓甚虚，服文彩，带利剑，厌饮食，财货有余，是谓盗竽。”
宫殿很整洁，农田很荒芜，仓库是空的，而领导却穿着漂亮的衣服，佩带锋利的宝剑，吃着精美的饮食，占有多余的财富，这不是强盗头子是什么？
领导一旦变成强盗，群众被迫无奈，只得铤而走险，“犯上作乱”，推翻统治。领导者的灾难临头了。老子说：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民不畏威，则大威至。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
聪明的领导者一定要对欲望有一个理智的态度，顺利度过物欲这道关。老子给出的办法有三条：一是对名和利要达观些，不要看得太重、太要紧。老子说：“虽有荣观，燕处超然。”“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骄，果而不得已。”“恬淡为上，胜而不美。”
这三段话的意思分别是：虽享有繁华的生活，却不沉溺在里面。成功了不要自高自大，成功了不要骄傲，成功了要认为这是出于不得已；成功了不要逞强。成功之后，应淡然处之，不要自以为了不起。
二是对足与不足、富与不富、得与不得有一个辩证的分析。由于生活中的矛盾性，事物经常向相反的方面转化，领导者应该认识到不得就是得，不足就是足，不富就是富的道理。
“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三是知足、知止。物欲的追求是无止境的，无限追求的结果是身败名裂，失去自身，聪明的领导者应该懂得适可而止。他说：
“知止可以不殆，知足者富。”
知道适可而止、知足的人，可以避免危险，永远富足。
老子给追求无为的领导设计了三种法宝：
“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日慈。二曰俭，三日不敢为天下先。”
慈，是宽容；俭，《说文》解释为“俭，约也。”《老子》还说：“治人事天莫如啬。”在老子那里，俭和啬基本同意，是吝啬、俭约的意思。
不敢为天下先，是指不敢走在天下人的前面。从老子整个思想倾向看，“三宝”，也就是领导者处理同下属关系时，尤其是处理物质利益关系时的行为准则。一是宽容，不要过分严苛，水清则无鱼，苛刻则失人；二是生活要俭约，不要过分贪图物欲，要知足、知止；三是在名利面前，不与人争，后退一步，海阔天空。老子的“三宝”，具有相互依存的关系，俭，是基础和根本，知足、知止，过着俭约生活的人，方能不与人争先，而能够俭，不敢为天下先的领导者，对下属也能宽容。
魏晋时期的曹操就深谙老子的知足知止之道。一次，孙权上书曹操，要尊曹操为帝。曹操不肯。他十分清楚称帝的危害性。
曹操生活的时代，群雄并起，各自称王，而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平定中原，实现北方统一。正如曹操自我评价：“如果没有我曹操，天下不知还有多少人称帝称王！”这是曹操的历史地位，也是当时立足的根本。一旦称帝，就成为篡汉的乱臣，给人以攻伐的理由，招来不必要的麻烦。其实，曹操本人虽不称帝，可是，他爵封魏王，加九锡，剑履上殿，也是实际上的皇帝。但是，并不是每一位领导人都能拒绝这种诱惑。袁世凯聪明一世，也未能跳出这样的局限，想做洪宪皇帝，结果在天下共讨的咒骂声中一命呜呼。曹操聪明得多。他懂得适可而止。
无为，是领导成功的根本，是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保证，老子称之为“深根固柢，长生久视之道”。
老子的历史检验
老子的“无为而治”，一经产生，就在社会广为流传，并被先秦诸子作为最重要的领导理论之一加以研究探讨。秦汉之际，演化为“黄老之学”，第一次被统治者采纳，成为官方领导理论，对汉初医治秦末战争创伤，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发展社会生产力，起到了根本性的作用。
西汉王朝建立之初，整个社会一片衰败。人民流离失所，无衣无食，就是富有四海的皇帝也配备不起四匹一色的马车。大臣只能坐牛车。如何治理国家？汉初君臣认真总结了秦亡的教训，认为秦亡的根本原因，是过分“有为”，横征暴敛，大兴土木，肆意杀戮，致使陈胜、吴广“揭杆而起，斩木为兵”，“天下云集而响应”。治理一片衰败的社会，就必须反其道而行之，“无为而治”。陆贾在《新语·无为》中说：“道莫大于无为，行莫大于谨敬。”
秦并不是不想治理国家，而是因为“事逾烦而天下逾乱，法逾滋而奸逾炽，兵马逾设而敌人逾多”，多事扰民，而终于失去天下。
鉴于秦亡的教训，陆贾认为应该采取“无为”的策略：
“块然若无事，寂然若无声，官府若无吏，亭落若无民，闾里不讼于巷，……强弱相扶，大小相怀，尊卑相承，……不言而信，不怒而威。”
贾谊也在《新书，过秦论》中说：“轻赋少事，以佐百姓之急，约法省刑，……使天下之人皆得自新。”
汉初第一、二任宰相萧何、曹参正是本着“无为而治”的思想，清静安民，休养生息，宽厚待民，使百姓生活安宁，社会经济稳定发展，所以有文景之治。
唐太宗李世民的贞观之治，也是实行无为而治的结果。继隋末大乱建立起来的唐王朝，亲眼目睹了隋炀帝以苛政而失民、亡国的悲惨现实。他们总结历史教训，找到了为君之道，先安百姓的“无为而治”。魏征对李世民说：
“可爱非君，可畏非民。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
“自古失国之主，皆为居安忘危，处治忘乱，所以不能长久。”
“臣又闻古语云：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李世民深以为然，不但自己永记不忘，还以其教育太子李治。
贞观时期，李世民实行的基本政策是安抚百姓，休养生息。他说：
“治国与养病无异也。病人觉愈，弥须将护，若有触犯，必至殒命。治国亦然，天下稍安，尤须兢慎，若便骄逸，必至丧败。故夙夜孜孜，惟俗清静，使天下无事。遂得徭役不兴，年谷丰稔，百姓安乐。夫治国犹如栽树，本根不摇，则枝叶茂荣。君能清静，百姓安得不安乐乎？”
这就是轻徭薄赋，劝课农桑的清静抚民策略。正是在这一政策指导下，唐初统治者兢兢业业，谨慎小心，励精图治，创造了历史上又一个昌盛时期——贞观之治。
经过文景之治和贞观之治，老子的无为而治最终被统治阶级所接受。然而，要统治者永远遵循无为而治是不可能的，统治阶级的本性决定他们一旦实力强大，危机排除，便骄奢纵欲，肆意强为，从而丢掉无为而治的策略，发展到极端是新一轮的危机。有的身在其中，迷不知返，丧权失国，新的统治者重新收拾起无为而治的策略，整顿国家；有的统治者比较聪明，发现社会危机之后，果断调整政策，求救于老子的无为而治，汉武帝就是一个典型。武帝末年，各种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激化，整个社会呈“土崩之势”，统治经验丰富的汉武帝清醒地认识到，单纯使用酷吏苛法、威猛霸道的强硬政策，只能使社会矛盾激化。为缓和社会矛盾，实行“宽政”，任用敦厚长者田千秋为相，并封为“富民侯”，禁苛暴，轻赋税，“以明休息，思富养民”。国家重点转向务本，农业生产得到新的发展。
后来，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评价武帝晚年改变策略时说：武帝晚年时的社会危机同秦始皇时差不多，“然秦以之亡，汉以之兴者”，是武帝“晚而思过，以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矣”。汉武帝的聪明政策，使动荡的局面转危为安，避免了秦的悲剧，这不能不说是对历史的贡献。
汉初和唐初的“无为而治”，并不意味着无为而治成为统治阶级唯一的治国策略，而仅仅是占居统治地位的、主体的治国策略。
在长期封建社会发展过程中，虽然无为而治再也不像唐汉初期那样得到统治者的“宠幸”，但也不是不对社会发生影响。一般而言，儒家的德治、法家的法治和老子的无为而治，对任何一位有作为、有头脑的统治者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只是将它们摆放的位置不同，即使标榜德治教化，主张以德治国，也从不忘记“以力服人”和“无为而无不为”的智慧。正是德治、法治和无为而治的不同结合，不同匹配，造成了领导艺术五光十色的画面，成为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无为而治对现代领导活动仍有重要的意义。成功的领导，需要有坚强有力的组织体系和制度，也需要一个融洽和谐的人际关系，这需要领导者通过不懈的努力也即有为的办法方能建立起来。
但这种努力有一个合理的界限，主观努力并不是越多越好，而是恰到好处才是最好。换言之，有为同无为相结合，配合恰当，才是最佳的。生活中常发生这种现象：不做就是做，不想就是想，不说就是说，此地无声胜有声。这便是无为而治的真谛。对现代领导者来说，在繁乱的工作中，时常体会老子的这两句话，是有益的：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