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宋文骢为歼8新机夜以继日、废寝忘食而工作的时候，细心的读者可能会发现一个问题：宋文骢在新机批准立项之后，他已经35岁了——难道，他真像“文革”中8个样板戏中的主人公，要作一个身单影只的苦行僧么？难道他真要等到歼8新机上天之后，才开始考虑个人问题么？
任何人采访宋文骢，他都绝口不谈他个人私事，更休想听他讲自己的罗曼史。似乎他是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老仙翁，除了造飞机，他再没其它话题。
他能跟你讲什么呢？
他没有罗曼史。
他们那代人，读初中高中时，男女同学之间保守得很，甚至还有些封建，更没有什么“早恋”一说；后来他参加了游击队，四处颠沛流离，哪里有条件谈恋爱；他20岁离开家乡，从云南来到东北，先进航校当学生，后到部队修飞机，战争期间他不可能有时间来谈恋爱；后来上了哈军工，当时哈军工规定学生不能谈恋爱，发现谈恋爱要受开除处分；到了工厂和研究所，他不分白天晚上都钻进了图纸资料堆，钻进了东风113和米格21的肚子里，哪里有时间来谈情说爱！
年轻时的宋文骢，一表人材，那可是英武潇洒的空军军官，再加上是名牌大学的毕业生，要说找对象，可以说是举手之劳的事。可偏偏就怪，同学战友中，只有他熬成了一条老单身汉！
有月亮落下去，有太阳升起来。
等他有一天从飞机肚子里钻出来，揉揉眼睛，抬头望望天空，才猛然发现天空中还有五彩的云霞，云霞里还有自由飞翔的鸟儿，鸟儿们还成双成对地唱着悠扬婉转的歌！等他有一天拿着塘瓷碗上单身食堂时，才突然发现同学和战友们的孩子，三三俩俩背着书包蹦蹦跳跳上学校时，他才猛地拍了一下自己的脑袋：自己已经三十多岁了，早就到了该成家的时候了呀！
这只是笔者想象中的情形。
为了写本文，笔者查看了宋文骢和他爱人张懿的档案。
档案里有一页发黄的《结婚登记表》。上面简单写着爱人张懿的基本情况：
张懿，1939年1月23日生。江苏南通县人。家庭出身银行职员。抗日战争时随父母到重庆躲避战乱，1944年就读于重庆南山小学；抗日战争胜利后，随父母返回上海；1956年9月考上西安航空学院，所学专业是飞机结构设计；1961年7月毕业分配到601所工作。解放后，父亲张岗在上海缝纫机厂当会计，母亲陈佳征在学校任教师。
登记表中“两人如何认识，是否自愿”一栏填到：1962年相识，自愿结婚。
也就是说，宋文骢登记结婚时已经整整35岁了。
“如果用文字来形容张懿，‘温文尔雅，端庄贤淑’几个字最准确。年轻时的张懿，既有上海姑娘风度，又有知识女性的气质，还在全所文艺晚会上登台独唱歌曲。当时宋总和张懿虽不在一个研究室，但张懿是搞前机身结构设计的，工作上肯定会有接触。那时，同志间虽说只讲‘革命友谊’，但两个未婚的年轻人在一起，气质性格相投，‘同病相怜’，日久生情，最终牵手，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当年和他们在一起工作的老同志如是说。
据说，宋文骢和张懿相处已经两三年了，觉得应该成个家了。可那时，凡党员、干部、军人，甚至搞国防工业的职工，要想结婚，还得向组织申请，由组织审查批准后才能去扯结婚证。当宋文骢写报告去向组织申请，要和张懿结婚时，意外的事情却发生了——组织上不同意他和张懿结婚！
原因既简单又复杂，当时宋文骢正在搞列入“机密”级的歼8飞机，据说工作上还要接触“绝密”级的原子技术。他申请结婚，组织上当然要对张懿家庭进行严格的政治审查。审查的结果，说张懿的父亲旧社会当过“银行职员”，不是纯粹的无产阶级，组织上竟然不批准！
荒唐的年代，总是发生令人啼笑皆非荒唐的事情。
宋文骢听到这样一个结果，他先是愣住了，然后禁不住愤怒起来，他找到组织部的领导论理：张懿的家庭既不是地主富农，也不是反革命，只是一般的‘职员’，算是共产党团结的对象；再有，张懿虽说生在旧社会，但她是长在红旗下，是新中国培养出来的一个航空学院的大学生，同时也是国防部六院研究所的军人，从事的也是歼击机的研制工作。你们有什么理由对这样的同志政治上不信任，有什么理由不批准我和张懿结婚！何况我宋文骢已经快35岁了，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有感觉的人，你们说不能结婚就不能结婚吗！
领导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语言给宋文骢讲了一大堆道理和理由，总之一句话：组织上不同意。
宋文骢是个倔犟认死理的人：你少拿组织这顶帽子来压我，我以前不是没有报告过，而是你从来就没有正面答复过！
于是他和组织部领导谈崩了，双方面红耳赤，不欢而散。
不听组织上的话，这还了得！当时一个党支部书记就能代表党，在基层有着绝对的权威。就连上班时茶杯放在什么位置，报纸放在什么位置，都由指导员说了算，何况是一个党员干部的婚姻大事！
宋文骢是个说到做到的人，他就坚决不买这个帐！
“宋文骢竟然不服从党的领导，个人主义抬头，个人利益第一，我们绝不能容忍这种现象在我们这里发生。”
双方僵持着，但僵持了不久——谢天谢地，宋文骢个人终于犟赢了‘组织’，最后总算争取到了自己结婚的权利。1965年6月5日，他和张懿堂堂正正登记结婚！
宋文骢收获了爱情。
结婚后的宋文骢，当时的工资是74元，他和张懿住在营房的一个小单间里，厕所厨房是公用的。住房虽说简陋，生活虽然清苦，但从高中毕业就离家流离颠沛的宋文骢，身边总算有了个知心的人，在异地他乡总算有了个家。
这里还有个插曲：宋文骢结婚时，他的军衔是上尉，还没有分房资格。他还住在有16个人、安着上下铺的单身宿舍里。他结婚时，后来成为国防科工委副主任的谢光中将，当时军衔是大尉，有资格住单间，但谢光的夫人在北京，实际当时也算单身汉。宋文骢结婚时，没有房子，谢光当即就很豪气地将自己的单间房子让给了宋文骢，这才使宋文骢和张懿安顿了下来。
“宋总是个豪爽大方的人。而张懿呢，也是热情贤惠的夫人。他们成家后，我们那时是刚从学校毕业进所的学生，尽管当时生活很艰苦，物质供应很困难，但只要到了他们家，碰到他们吃什么就会叫你吃什么。有时，宋总还会豪气地请我们这些年轻人喝二两酒。”当年新进所的青年学生、后来歼10飞机的航电总师曾庆林、飞控总师谢经涛如是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