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气乍暖还寒。路灯亮了，投下一片惺忪的昏黄。
宋文骢拖着疲惫的身体走在回家的路上。
10年“文革”浩劫终于结束。在学生时代就参加革命的宋文骢，同样也在运动中受到强烈冲击。直到1970年春，他还在受到政治审查，连随同“歼9大队”搬迁成都的资格都没有。但倔犟的宋文骢，在搬迁名单中没有他的情况下，实在难以割舍自己为之奋斗了多年的“歼9”飞机，他自己打好行李，混在大队中来到成都。在成都坐了几年冷板凳后，随着“文革”结束，他终于被解放出来，并临危受命，担任了“歼7Ⅲ”飞机的总设计师——这一年，他已经48岁了。
这是宋文骢第一次担任飞机总设计师。总师的责任，真是重于泰山啊！6年来，他忘记了白天和黑夜，分不清早晨和黄昏，每天都奔忙于设计室、生产车间和配套单位之间，协调着全国上百个配套单位的关系，解决着像天文数字般的技术难题。
飞机首飞的日子越来越临近了，各项研制试验都进入了白热化阶段。昨天，宋文骢从西北某基地回来，又一头扎进了生产厂家，检查试飞前各系统试验的情况。好不容易解决了飞机操纵系统的技术问题，天已快黑了。
好久没回家，该回家看看了。他临走时夫人张懿身体很不好，在外一忙起来，有时连电话也忘了打。唉，现在不知她好些没有呀？离家越来越近，宋文骢的步子反而有些迟疑起来。想到孤独在家的夫人，想到远在上海的女儿，还想起老父老母在世时，多年都未回家探望过他们，连老人最后去世，都没能尽到儿子的孝道……路灯昏黄，树影婆娑，深深的歉疚之情在宋文骢心里盘旋缠绕。
是啊，这些年，自己欠老人、夫人和孩子的实在太多了。
宋文骢35岁才结婚，41岁才有他独生的女儿宋凌。可女儿刚生下来，他似乎还没有好好地看她几眼，就带离了成都，送到她外公外婆家去了。宋文骢忙，张懿也忙，忙得连带女儿的时间也没有。
1972年暮春，宋文骢写给大弟文明的一封现在已经发黄的家信，记录下了这件事情：
观强、文明：
来信收到了。过去在沈阳时倒是可以说是“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现在连鸡犬之声都不闻了，可能更没有往来的余地了。所以3年才写一封信，总算还写一封，不算太大的笑话。
我们的凌凌已经送到上海去了，原因是没本事带不了。另外，年纪已大了。这些年来，在乱中过来，好多书都没有看，想挤点时间来学点东西……等等原因。所以下决心把我女儿送走了。不过她在上海比在我们这里过得好，条件好，还有外公外婆。我是十分放心。就是她妈妈，女同志心肠简直没法说。还好，这回是她自己提出来要送走的，所以没法找我算帐。
小燕已经长大了，什么时间再给我们寄张照片来看看。她的名字真是多变，“吴氏生飞”到小珍，现在又叫小燕。和小凌凌配起来倒是不错：“银燕凌空”。特别是丹东的燕，还真是曾经大显过身手的。如果叫“燕”不满意，何不干脆叫“丹燕”。我这是出馊主意，还是你们自己定吧……
给你们寄来一张凌凌的照片，100天在上海照的。现在她已经5个月了。
哥文骢。
1972年春。
“观强”是宋文骢的弟媳，“小燕”是他的侄女。两个孩子的名字合起来就是“银燕凌空”——宋文骢就是在给小辈取名的事上，也寄托着他对飞机上天的期望。
回到家，家里静静的。夫人张懿愁容满面，正在里屋急匆匆地收拾着东西。桌上放着一张留言条条，留言条旁边有一封从上海来的加急电报：“父病重速归”。
那年月，通讯十分困难，危急的事情都是通过电报来告知的。
“怎么，你要走？”宋文骢问夫人。
“家里这么大的事，不回去怎么能行？不是特别紧要，他们是不会发这样的加急电报的。何况，凌凌还在那边……”
“唉，真是不凑巧。飞机下个月就要首飞了……”宋文骢迟疑地说道，“我，实在是走不开……”
“我知道你肯定走不开，也没奢望你能和我一起回去。”张懿有点悲切地说，“我托人只买了一张车票，今晚就走……”
“这，你能理解就好。只好让你一个人回去了，回去有什么事，你就打个电报给我。”宋文骢歉疚地说。
“就是有什么事，我打电报给你又管什么用呀！你离得开么！”
“是呀是呀，他外公外婆照看凌凌这些年，真操了不少心哪。”宋文骢想了想，“那我送送你吧。”
“送什么送，你早点休息吧！我又不是找不着火车站。我走了，更没人管你了。你年纪也不小了，要是累趴下了，这两头都有事，我就更顾不过来了……”
张懿一个人登上回家的车，孤身一人回上海去了。
回到上海没几天，张懿的父亲就去世了。宋文骢没能回去奔丧，他实在抽不出身。
当张懿一月之后带着失去亲人的痛苦回到成都，宋文骢带着歉疚的心情想给她作点解释，安慰她时，张懿却一句埋怨他的话也说不出来——说什么呀，她才一个月没见宋文骢，见他眼眶发青，满眼红丝，不仅明显憔悴消瘦了许多，而且头上又增添了不少白发。
飞机呀飞机，宋文骢为他的飞机早日上天，他已经什么都顾不得了——他知道，自古忠孝难以两全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