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与张东荪之间的讨论，是新文化阵营内部激进派与稳健派的争论。张东荪对《新青年》激烈地反对旧文化、旧思想不能理解，更不能赞同。他认为，现在主要的任务是输入新思想，不是与旧思想进行论战，整日忙于论战，便会无暇做新文化的输入工作，并且引起旧思想的反对，从而人为地为新文化运动增加阻力。他着眼于长远的未来，着眼于新文化的建设，固然表明其一贯的温和、渐进的改良态度，与不敢与旧势力与旧思想作正面斗争的软弱性，但也的确是有其想法，是从新思想能否真正地在中国思想界扎下根来立论的。张东荪所谓的“瓶子与空气”的比喻，与傅斯年的“瓶子与水”的比喻相比较，似乎更有道理。因为思想是看不见的观念性的东西，不是实物，要抽出瓶中的旧空气，看来只输入新空气，不失为一种办法。通过与傅斯年的论战，可以看出张东荪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立场：主张彻底输入新文化，进行思想启蒙，但不主张过多与旧文化进行争论，不愿进行过多的时论性的东西，应该说与《新青年》、《新潮》在实质上并无差异，所不同的只是激进与缓进、干预现实政治与单纯进行思想启蒙的区别。
张东荪所办的《学灯》副刊，在五四时期曾产生过极大影响，在介绍和宣传新思潮方面起了极大的作用。同时，它还对当时许多人们关心的、国内外重大问题进行讨论，因此颇受人们关注。1919年五四运动后，除了介绍新思潮和讨论教育问题外，《学灯》还特别注意讨论人们关心的社会、劳动、妇女等问题。1919年6月17日《学灯》启事：“本栏特别欢迎关于（一）社会问题、（二）劳动问题、（三）产业组合、（四）妇女问题以及其他社会改良问题之著作与译稿，倘蒙见投，凡本报认为可登者，当尽先披露。”此外，《学灯》甚至好注意到了妇女问题，经常刊出《妇女》及《妇女评论》两专栏，很受时人欢迎。
由于张东荪等人的努力，《时事新报》副刊《学灯》成为五四时期非常有影响的介绍新思潮的刊物。《学灯》与民国日报的《觉悟》副刊、《晨报》副刊，并称为五四时期的三大副刊。对于张东荪主笔《时事新报》和创办《学灯》的影响，后来俞颂华追忆说：“他办过《时事新报》、《解放与改造》杂志，对于介绍新思想是很有贡献的。在五四运动时读过他的报与杂志的人，想必还都肯为我这话作证。”
《时事新报》虽然是一个具有相当影响力的日报，但始终面临着财源上的困难。倒袁时期，因为受袁政府的压制，报纸不能行销租界以外，月亏2万余元，幸赖黄群、张嘉敖等人鼎力赞助，才得以维持。张东荪主笔《时事新报》后，一直在极力维持，苦苦支撑。这种经济上的窘状，可从1922年夏张东荪给梁启超的一封信中窥得一斑：“报馆经费已得亮伎报告，仅有三月之粮，唯此时即闭门亦万无此办法。日前与溯初、云雷、放园会商，先行节流，已大裁员，即荪亦捐所入之一部分，于是每月省去五百元光景，尚不足两千，或可支持至年底亦未可知。”梁启超复函提议增资改组，甚至将它出售。他认为：“现在情形除此亦别无办法……不管能售与否，周刊之改组此时便当预备。鄙意须由东荪负全部编辑之责，（放园主张用我名义，亦无不可，但事实上须东荪总揽耳。）每周出三张，第一张政谈及中外政治之纪载（经济状况及其他杂件），由东荪、君劢主任。第二张即学灯变相（学行及教育事项），由我主任。第三张文艺，请志摩主任。若能鼓起兴致办去，必有异彩。现在请东荪即行计画，先编一预算”。张东荪与陈敬第、黄群等曾商议增资改组。在黄群、蒲殿俊、张君劢等人的努力下，《时事新报》得以继续维持。1924年春，张东荪辞去《时事新报》主笔。1927年8月，该报由上海报界组织的合记公司承办。从此，张东荪彻底脱离了报界。
发刊《解放与改造》，组织共学社与讲学社
相约脱离政治，致力于文化运动，是梁启超欧游前夕与张东荪达成的共识。当张君劢、蒋百里等研究系的骨干随梁启超赴欧后，这一工作便主要由留在国内的张东荪承担。除了主笔《时事新报》和创办《学灯》副刊外，1919年9月1日，张东荪又创办了《解放与改造》杂志。
《解放与改造》是张东荪以“新学会”的名义创办的。新学会是张东荪与梁启超、蒋百里、张君劢等人于1918年秋发起成立的学术团体，其宗旨是想从学术思想上谋根本的改造，以为新中国的基础。它最初的参加者有梁启超、张东荪、张君劢、蒋方震、郭虞裳、余颂华等约20人。张东荪在《新学会宣言书》中，对该会详细情况及该杂志的性质和内容作了说明：“我们现在创办这个‘新学会’，就是抱定上文所说的两层意思。第一，我们现在承认国家的革新是没有取巧的捷径的，是必须经过那条思想革新的大路的。第二，我们承认学术思想的革新有一条捷径，那条捷径就是研究欧美先进国几百年来积聚所得的最后的结果，就是本会简章所说的‘研究世界新思潮新学说’。我们的希望是研究世界最新的思潮，最新的学说，用来作为我们研究中国种种问题的参考材料，再尽我们的能力把这种学说传播出去，使全国的人都添无数参考印证的材料，使中华民国的思想有一些革新的动机，使中华民国的新生命有一个坚固的基础。”
新学会成立后，按梁启超的意思，应该努力筹备发行新的定期期刊。但很快，当时梁启超、蒋百里等人游欧出国，该团体主要由张东荪主持，筹办新刊物的工作也自然由张东荪负责。经过几个月的预备，1919年9月1日，张东荪与俞颂华等人在上海创办了《解放与改造》杂志。张东荪在《解放与改造宣言》中，对创刊宗旨作了揭示。
在《解放与改造》创刊号上，张东荪发表了《第三种文明》，表示了他创办该刊所要努力的方向。他将人类的文明，分为三个时期：习惯与迷信的文明、自由与竞争的文明、互助与协同的文明。第一期文明是宗教的文明；第二期文明是个人主义与国家主义的文明；第三种文明是社会主义与世界主义的文明。张东荪认为，“在事实上，这第三种文明，因为大战的缘故，方才出芽。”又指出：“我们说大战比如春雨，第三种文明的萌芽经了这春雨，自然茁壮起来。”那么，中国所应做的，自然是“依第三种文明的原则来改造”，培植第三种文明的基础。他说：“所以我们现在应当准备着，以待大改造的临头。”如何培植第三种文明的基础？张东荪指出，必须首先开展文化运动。即“要提倡互助的精神，要培植协同的性格，要养成自治的能力，要促通合群的道德。”
此后，张东荪主办的《解放与改造》，便是本着这个“文化运动”的主旨，致力于中国社会的解放与改造。他在该刊上发表一系列的文章，如《罗塞尔的“政治理想”》、《指导竞争与运动》、《中国知识阶级的解放与改造》、《奥斯氏社会主义与庶民主义》、《头目制度与包办制度之打破》、《为什么要讲社会主义》、《妇女问题杂评》、《青年之烦闷》、《职业自由的要求》、《评资本主义的办事方法》、《利害冲突背后的人性观冲突》等。这些文章集中讨论的问题，一是介绍社会主义思潮，二是评议当时的社会问题，努力于社会改造的准备。
在五四运动前后，中国社会产生了“改造社会”的强烈要求，并围绕着如何“改造中国与世界”进行了激烈的讨论。在这样的背景下，张东荪创办了《解放与改造》，竖起起了“改造社会”的旗帜，在当时思想文化界产生了较大影响，对推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开展，对中国广大民众的思想解放，无疑都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但值得注意的是，张东荪从其一惯坚持的社会改良立场出发，坚决反对采取激进的革命方式实现社会的改造，只是主张社会的改造应该采取渐进的改良方式。这种观点在1920年3月发表的《改造要全体谐和》中得到集中阐发。他认为，社会改造，实际上就是在“做一个社会的修整（socital djustmant）”的工作，即“把社会全体来修整一下，虽则成了一个新社会，但这个新社会仍旧是一个谐和的全体（a armonious hole）”所以，我们要改造社会，“必定预定一个全体谐和的计划。若是只注目在一部分，将来必定有自相矛盾。因此我主张改造虽是一步一步的进行，但不是由小而大的单纯堆积，乃是按着全体预定计划的逐渐填补。”他认为目前应该分三步进行：“第一步须得使人人都知道社会非改造不可。第二步是须得使人人对于改造社会的全体方案都去绞脑想一想。第三步是须得把大家共同研究的结果做一个普遍的信念，然后大家一齐的向此猛进。”张东荪所从事的“解放与改造”工作，就是依照这三步计划循序渐进地进行的。
梁启超等人游欧期间，与张东荪等人保持着较密切的联系。这可以从1919年春夏期间，张东荪与张君劢等人往来书信中有所反映。他在给张君劢等人的信中建议说：“据荪妄测，此次欧会恐于我一无所得，所希望之种种，恐皆成泡影，设其事已非，似宜另打主意，否则人将以种种无稽之言相加也。最好将此中内幕彻底宣布，免致国内人生疑。至学校计画，尤望进行。又世界大势已趋于稳健的社会主义，公等于此种情形，请特别调查，并收集书籍，以便归国之用，未识以为然否。”稍后，他在接到张君劢等人的回信后，又复函说：“邮片及通信均收到，比来通讯渐疏者，室由无可告语耳，卖国风潮已熄，大学计画闻已由北京寄上矣。公等此行不可仅注意于和会，宜广考察战后之精神上物质上一切变态，对于目前之国事不可太热心，对于较远之计画不可不熟虑，否则专注于和会，和会了便无所得，未识以为然否。至于国内和议，大概可了，国会问题不外乎先行制宪，宪成解散南北两会耳。苟且之谋，无一顾之价值也。”
1920年3月5日，梁启超等人从法国回到上海，与张东荪等人进行了多次商谈。按照梁启超在欧洲时的设想，他回国后主要从事张东荪已经在国内进行的“文化运动”，并拟定办几项事业来推动：“一、中比贸易公司。二、中比轮船公司，此二事虽二而实一。三、月报及印刷所。四、大学。五、派留德学生。”具体而言，就是创办中比公司，办好《时事新报》及其副刊《学灯》，接办中国公学，组织共学社和讲学社等学术社团。除了第一项外，张东荪参与了其他几项文化事业的兴办工作。
梁启超回国后，认为张东荪所办《解放与改造》虽然影响很大，但还是不够旗帜鲜明，便与张东荪商议改组杂志社，并让蒋百里与张东荪等人负责改组事宜。5月25日，张东荪致函梁启超，认为《解放与改造》杂志“改名称与改体裁，均有问题，非慎重出之不可。”随后，张东荪与蒋百里积极进行改组杂志社筹备事宜，议定《解放与改造》易名为《改造》，由过去的“新学会”主办，改为新成立的“共学社”主办。
1920年4月，共学社成立，社址设在北京石达子庙，宗旨是“培养新人才，宣传新文化，开拓新政治。”主要工作为编辑新书，奖励名著，出版杂志，选送留学生。首脑人物除梁任公外，有蒋方震、张君劢、张东荪等人。蔡元培、王敬芳、蒋梦麟、蓝公武、赵元任、张謇、胡汝麟、张元济、张嘉敖、丁文江、梁济善等社会名流均在发起人之列。该社社立评议会，徐新六、杨维新、吴统续、叶景莘、舒新城、杨适夷、陈敬第、傅铜等人为评议员。为保障经费来源，凡加入共学社者均在财力方面有所赞助。梁启超捐助4000元，王敬芳3000元，胡汝麟2000元，蓝公武等人各1000元。此外富商穆藕初、聂云台等也有捐助。
张东荪积极参与了共学社的组织活动，负责在上海吸收会员，并与梁启超以通信方式讨论《共学社章程》。这可以从1920年4月梁启超《与东荪兄书》中窥得。梁启超在信中说：“共学社章寄上（请以一份交菊生）。此间社员已有20人（原单外加入数人），沪上更得几人耶？编译书目已列单，请社员自认，汇齐当奉尘，顷读公致志先书，何忽悲观至是，然为道日损之说，却是切实受用，愿共勉之。”
经过几个月的筹备，1920年9月1日，从3卷1号开始，梁启超与张东荪等人将《解放与改造》易名为《改造》，由蒋百里负责主编。名称虽改，而其精神却与《解放与改造》相同。在梁启超、张东荪、蒋百里等人集体讨论所定的《发刊词》中，他们公开申明：要将社会主义的精神向“实际的方面”贯彻。此后，《改造》杂志积极宣传温和的社会主义，主张社会改良。在随后张东荪、梁启超等人与陈独秀等马克思主义者的“社会主义论战”中，张东荪、梁启超、蒋百里等人在《改造》上发表了许多反驳马克思主义者的文章，积极鼓吹基尔特社会主义，成为研究系重要的舆论阵地。
共学社成立的主要目的，是专门组织翻译国外各种新思潮的著作。在它成立后，梁启超、张东荪等人便积极从事于这项译书工作，张东荪与蓝公武等人专门开列了所要编译新书的书目，并建议梁启超“先生事繁，宜另觅一人专办关于编书之事务”。而编译新书，也成为共学社最大的成就。经梁启超出面与商务印书馆主持人张元济接洽，张元济专门拨出3万元作为共学社译书的开支，并由商务印书馆负责印行的“共学社丛书”。这套丛书计分时代、教育、经济、通俗、文学、科学、哲学、哲人传记、史学、俄罗斯文学十类，每类又包括许多种。据初步调查，1922年即出版40余种，总计当不下百余种。他们选书的标准，“以浅近简明为主”，但“有特别需要之名著”，经过评议会决定者，亦可提请社员翻译出版。在社会学、哲学方面，出版了介绍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基尔特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书籍。“所以论共学社译书所发生的影响，不能以一派的好恶而下断语。”
梁启超、张君劢等人游欧期间，接触了西方各种新思想，也会晤了一些欧洲著名学者。他们感到，要提高中国学术思想的水平，促进中国社会和思想的解放与进步，必须彻底输入西方的思想。而输入的方式，除了编译西书、介绍西学外，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是直接聘请西方学者到中国来讲学。于是，他们便力谋组织一个社会学术团体，专门做聘请外国著名学者来华讲学的工作。这个组织，便是1920年9月成立的讲学社。
讲学社名义上是私人学术团体。梁启超、张东荪等人在发起讲学社时，便决定不完全仰赖北洋政府。它的经费来源除了教育部每年补助的2万元外，主要靠梁启超、张东荪等人向社会各界募捐所得。该社董事会主要由当时的社会名流、著名学者及与梁启超关系密切的原进步党人和研究系骨干组成，其中包括汪大燮、蔡元培、王宠惠、熊希龄、范源濂、蒋梦麟、王敬芳及张伯苓、严修、张謇、张元济、黄炎培、郭秉文、胡汝麟、林长民、陈小庄及梁启超等20多人。这些董事的捐款，是讲学社的主要资金来源。如罗素来华讲学的主要费用，就是由共学社和讲学社成员、研究系的骨干王敬芳、胡汝麟等人负担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