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学社的宗旨是邀请西方学者来华讲学，每年一人。这在当时梁启超致张东荪的信中有所反映：“一、组织一永久团体，名为讲学社，定每年聘名哲一人来华讲演。一、讲学社董事暂定以下诸人，伯唐、孑民、亮寿、秉三、仲仁、任公、静生、梦麟、搏沙、陈小庄（高师校长）、金仲蕃（清华校长）、张伯苓（南开校长），尚拟邀范孙、季直、菊生，尚未得本人同意，想必乐就也。一、经费政府每年补助二万元，以三年为期，此外零碎捐款亦已得万元有奇。”随后，梁启超又致函张东荪说：“讲学社规约及董事名单寄上，请登报。第二年所聘之人，已由董事会决议为倭伊铿矣。”
罗素来华，张东荪等人在上海负责接待与组织工作，这在梁启超的信中也有反映：“一、罗素所乘之船，改期10月12乃到沪。一、讲演或先在南举行最佳，搏沙日内到沪，面罄一切。”因为此时梁启超在天津，本打算来上海迎接罗素但忙于写作《前清一代中国思想界之蜕变》，“一出游又恐中缀”，所以“决作罢矣”，便委托张东荪等人迎接罗素来华讲学。张东荪为此作了精心准备，特地聘请著名语言学家赵元任为翻译，并制定了罗素来华讲演的计划。不久，梁启超又告诉张东荪：“本拟南下迎罗素……其实对罗素亦不必行亲迎礼也。顷促百里代行，惟赵君处最好能由南中要求彼往迎，能由公及黄任之、陈仲甫、沈信卿联名致一电与赵及金（清华学校）最妙，望速办。或约人费时日，则用上海学界同人名义发电亦可。”但当罗素到达上海时，梁启超还是前往迎接。
在讲学社之前，北京大学已经聘请美国著名哲学家杜威在华讲学，并且有1年多了。第二年，杜威便名义上由讲学社续聘，成为讲学社聘请的第一位西方学者。讲学社聘请的西方学者，有英国哲学家罗素（1920~1921年）、德国哲学家杜里舒（1922~1923年）和印度著名文学家泰戈尔（1924年4月至5月）。由于讲学社经费来源困难，而北京政府又未能继续拨款，1925年后讲学社便无力再延聘西方学者来华。但按照梁启超、张君劢、张东荪等人的计划，他们拟邀请哲学家柏格森、倭伊铿，经济学家凯恩斯，自由主义者霍柏生等人，柏格森、霍柏生、倭伊铿、凯恩斯等人皆因故未能来华。
对于讲学社聘请外国著名学者来华讲学的影响，有人这样评价说：“虽然应讲学社邀请来华讲学的学者不过四位，他们都是名重一时的哲学家和文学家，对中国思想界的影响是难于估计的。综合言之，讲学社的活动是很有意义的，日后国人约请外国学者来华，直接间接均受讲学社倡导的影响。知识分子思想的改变，与这一类的活动有着密切的关系。”张东荪作为这些活动的参与者和具体负责者，无疑作出了重要贡献。
主持中国公学，经营文化据点
五四时期，梁启超为首的研究系在上海有两个重要的文化据点，一是张东荪主持的时事新报社，二是张东荪代任校长的中国公学。
中国公学原为收容反对日本取缔留学生规则的归国学生而设，发起于1905年。当时，留日学生反对取缔规则，归国者近千人，谋自建学，以免邻辱，得郑孝胥助金千元，乃于1906年春择地沪上，租屋开学。由于仓促成校，没有一定的经济预算，干事姚宏因此愤而投江自杀，激起了绅士熊希龄、郑孝胥等人的援助，王敬芳、王家襄、胡汝麟等亦相继解囊，公学得以维持，无形中变成了立宪派的事业。张謇、熊希龄等皆任维持，赞助者日众，开始粗具规模，推郑孝胥为校长，王敬芳、黄兆祥、张邦杰，分任斋务、教务、庶务各科干事。学生也达300多人，除办有中学外，还附设了师范、理化、英文、算学各专修科。后经王敬芳努力，两江总督端方任中国公学维持，开始每年捐助1.2万元，又拨吴淞公地100余亩为校址，开始建筑新校舍。民国成立后，南京临时政府要员孙文、黄兴等加入维持之列，筹款开校，并添招政、法、商专门科。1913年夏，二次革命爆发，校舍被革命军占据，学校被迫停课。二次革命后，公学董事会迁到北京，推汤化龙为董事长，王敬芳为校长，派刘星楠为总务干事。1915年，王敬芳与校董胡汝麟与河南福中公司商议，决定由福中公司每年捐助公学2万元。这样，公学的经费得以保证。1916年夏，政、法、商各班毕业，仅余中学数十人。这时护国战争结束，尚在上海的梁启超被公学推为校长。中国公学将所办中学学生转学到上海市内各中学，专门筹办大学。但不久，教育部请暂借校舍于同济医工学校，梁启超又北上进京，中国公学又中途停顿。1919年春，董事熊希龄、夏敬观、梁维岳、王敬芳等催教育部归还了中国公学的校舍，刘秉麟、李荫侬、安殿磐、高阳、王开疆等校友也在经费上鼎力相助，中国公学先借威海卫路德国人旧办小学校舍内开课。重集董事会，推熊希龄为会长，王家襄为副会长，王敬芳为校长，范源濂、胡汝麟、袁希涛、夏敬观、叶景葵、梁维岳、王敬芳等为常务董事，以李荫侬为事务长，刘秉麟为教务长，分代校长职务。议定开办商科专门及中学，翌年迁回本校。经过改组，公学董事会大部分是旧日的立宪派或进步党人物。所以，中国公学便成为研究系在上海的一项文化事业。
由于梁启超与中国公学的这种关系，当他于1920年春从欧洲归来到上海后，立即便被公学请去演讲。此时校长王敬芳兼任河南福中煤矿公司的总经理，不能两头兼顾，刘秉麟留学英国，李荫侬辞职归蜀。梁启超立意要从事文化运动，正想以中国公学为推进文化事业的基地，有意接办中国公学。于是，王敬芳欲将校长一职让给梁启超。蒋百里认为，梁启超只宜教书，而不宜做校长，加上公学的财务非王敬芳支持不可。这样，本来跃跃欲试的梁启超，只好作罢。于是只有变更办法，选派自己亲信者去主持。经过反复考虑，梁启超决定让张东荪出任教务长，代理校长；王敬芳挂着校长的名义，继续在财力上有所支持。
对于接办中国公学，张东荪的心理是很矛盾的。一方面他认为这是研究系从事的文化运动非常重要的事业，也是造就人才、培植团体基础的工作，更是将自己对于教育制度上的新见解付诸实施的大好时机。所以，他颇想接办。但另一方面，他也有不少顾虑：一是因为自己主笔《时事新报》及其副刊《学灯》，并任《解放与改造》主编，办刊办报，事务繁忙，已经耗费巨大精力，没有太多的精力和时间顾及中国公学，心有余而力不足；二是由于中国公学经费来源不足，担心勉强为之，无法使自己的办学计划付诸实施。所以，张东荪尽管也想接办公学，但并没有立即应允。1920年9月5日，梁启超《致东荪兄书》，劝张东荪赶快就任中国公学校长：“一、中国公学教务长望公决任勿疑，经费顷方有某方面可以进行，容续报。其办法则与百里所商讲座之说最妙。”这样，张东荪才打消顾虑，复函梁启超，决定就职。梁启超立即复函表示赞同，并安慰张东荪是可以同时办好《时事新报》和中国公学的：“公决任教务长，甚喜，惟同时摆脱报务，却可不必，挂名主持，大事乃过问，不碍事也。改大学今年已来不及，须矣来年暑假否，抑中途尚有改进之余地，请示复。”
如何办好中国公学？张东荪与蒋百里对中国公学的办学方针曾进行过认真讨论。
1920年10月，蒋百里《与东荪吾兄书》，提出了自己的关于主办中国公学的意见：一、“万不可用‘大学’二字，我辈谈教育亦须有一种特别精神，就是唤起人的研究心，不是仅仅贩卖货物，授人以学，如其一挂大学招牌，则内容无论如何，精神即为此二字掩住。”二、把主要精力放在创办高深学问的学府上，即“精”的方面，由学府而发生深入的影响。他说：“精的方面，即是研究学问方面。吾以为苟办中国公学十年，而欲造就一个真正学者，目的已经圆满达到，故对于此方面应当用全力以教得少数人，比如此次以2万元派10人往欧，就是一种混合办法，此后办学，万不可如此。与其以2万元成一半的10个人，不如以2万元养成一个完全的学者，此关于高等教育中之方针。”三、主张梁启超在学院中教书，“把任公的活泼一个人格的研究精神做基础”，采用中国古代书院和近代英国式的讲座制。他说：“中国公学如其要扩充，早稻田、庆应都不足法，白鹿洞、诂经精舍倒大大的有可取的价值也。”
张东荪在回复蒋百里的信中，认为在“办教育之决心”上，“来书所言，与荪意无大出入”，但在办学方针上，与蒋百里存在着一定分歧：一、不赞成蒋方震的讲座制。他说：“荪以为近代学术与古代学术不同，故近代教育与古代Academic（讲学舍）不尽相同，故前言之讲座办法，实调和近世大学与古代讲学舍而具其微，若夫纯采讲学舍办法，在今日必不足号召，则学生来者稀也。”二、主张办学的目的在建党，应当以“一团人之人格为中心”，发挥团体的精神。“弟不赞成以任公一人之人格为中心，而以为应以‘一团人之人格为中心’，此团不限于吾辈固有之分子，但求志趣相同者足矣。”他指出，“办学之目的有二：一曰对于学生，诚如公言，须精与普并进，而精则如沙里淘金，不必求多也。二曰对于教员，盖许多学者非设法养之不可，不然其学者之地位失矣，故以教员之方法而养人材，亦为办学之目的也。”
张东荪与蒋百里的观点，实际上与原先梁启超创办大学的计划是一致的，其分歧只是办学的规模和大小而已。张东荪与蒋百里经过反复讨论，确定中国公学的办学方针为：改制大学，添办高中，兼顾高深和普通。
按照梁启超、张东荪的设想，他们想将中国公学办得与北京大学、东南大学鼎足而三的第一流大学，要在公学中造出“一种特别精神，特别色彩”；同时，他们又视公学为他们进行文化运动和社会事业的重要方面。所以，张东荪接办公学后，聘请国内优秀教授，积极进行教育制度上的改革，对学制大加改良，中学改用新制，商科升为大学。并在中学采用新的“三三制”，由好友舒新城主持。张东荪为代理校长期间，“课程内容逐渐改革，中学实行三三新制，商科亦分银行、会计、秘书、贸易各门讲授，以期实用。”他锐意改革，力图将中国公学办出特点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