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3月，叶青将自己批判张东荪的文章集中起来，加以补充，使之系统化，编成一巨著《张东荪哲学批判》（上、下两卷），对张东荪的哲学思想进行系统批判。鉴于张东荪在较长时间里不直接回答自己的挑战，3月19日，叶青写了《给张东荪一封公开的信》，将它附录在《张东荪哲学批判》之后，连同该书，一起寄给正在燕京大学哲学系任教的张东荪，力图激起张东荪的应战。在信中，叶青说：“我虽然批评了你，但你亦可批评我。因为你之有权利批判我，正同我之有权利批判你一样。”“我正是这样才批判你。同时我亦相信你会实践你这种意见而对于我有一个反批判。”但张东荪却在很长时间内没有对叶青进行“反批评”，叶青认为是由于两种原因：（一）无话答复，只好以默藏拙；（二）摆出有名学者底臭架子，不加理睬。他认为，“但如果这样，那在论战场中便不啻自承失败。这当然也是客观上自承失败的表示。时代将予以答复，它必然要把这种失败者逐出哲学界之外，让真理高唱凯旋！”他以胜利者的姿态，向张东荪下了“战书”：“对于这些，你如果以为然，很可以牺牲你底官家学者之尊严，出马应战。倘然你仅是暗地指使一些同派人出来，只要你不怕出丑，我是没有甚么的。你们打我的堆拳，我并不惧怯。……我批判你的书，已经给你寄一份到燕京大学来了。请你在收到之后，从头至尾看一遍，因为就是发表过的也有添加之处。从今天起，我就静候着你底答复了。”
张东荪收到叶青的挑战书信后，无法不正面回答叶青的挑战。他一面组织反对唯物辩证法的人撰写反击文章，一面将自己反对唯物辩证法的观点系统化，于1934年6月25日，撰写成了3万多字的长文《唯物辩证法之总检讨》，对唯物辩证法进行全面批驳。10月，他自己所作《唯物辩证法之总检讨》与南庶熙等10多人批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文章汇集成书，以《唯物辩证法论战》为名，由北平民友书局出版。此书的出版，将唯物辩证法论战推向了高潮。
该书分上下两卷（合一集）共收14篇文章，“上编都是新作的，除傅统先君一文外，余皆以交稿先后为次第；下编则已见各杂志。”另有附录4篇，张君劢作序，张东荪作“弁言”。在“弁言”中，他申明：“本书既名曰论战，则理应登载正反双方的主张。无如赞成唯物辩证法的书籍现在大有满坑满谷之势。而反对论除散见于各杂志外，从无专书。所以本书虽名曰论战，而实际仅登载反对一方面之论著”。同时明白宣称，“本书对唯物辩证法作反对的批评，乃只限于所谓赤色哲学，而绝非对于共产主义全体而言”。该书的英文标题为：“Cricical ssays nred hilossphy”即“对赤色哲学的批评文集”，可见该书之目的在于批判唯物辨证法，反对所谓“赤色哲学”。他还解释说，“本集的编成并不是一个预计的计划。最初只想把已成的各篇刊为单行本。后来加入的渐渐多了，竟有了好几篇新作。所以本书成为现在的体裁，只是由于著者各人的兴会”，大家虽共同主张反对唯物辩证法，但并没有结成“派别”的意思，“或许我们所见有相同的地方；然而亦尽管是各行其是。因为只限于编成此书，我们是合作的。至于哲学上的主张与相信，我们仍本各人自由分歧发展的原则做去，决不有任何联带关系。”
在《唯物辩证法之总检讨》中，张东荪将自己多年来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系统化，集中地阐述了在“唯物辩证法论战”中自己的观点。这些观点，可以集中概括为：一、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并没有什么新的意义，只不过是把黑格尔的辩证法“颠倒了一下”，“马克思辩证法所以错误到不可救药，其原因一半在于黑格尔本身。换言之，即黑格尔本身就有错误和糊涂处；马克思不过再加一些新的错误罢了。”张东荪目的是抹杀马克思辩证法与黑格尔辩证法的本质区别，借以否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灵魂。二、认为辩证现象并不是天下万物所共有的，所谓辩证法的“变”只是“逻辑的变，而不是空间的变、时间的变、与事物的变”。这种变实际上并不变。他说：由量到质只能一件一件各别事实而言，乃是实验的结果，不能为预立的普遍方法。这种经验的结果除这一件事的本身以外是不保证将来一切其他诸事物皆如此而无例外。三、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否定之否定”规律是一种“历史定命论”，反对用它来解释人类历史发展。他说：“我们虽则在以往对于事物常常发见其有正反合，而决不能因此即断定以后所有事物，都必须具有正反合。”四、认为世界上不存在辩证法所说的“矛盾”，否认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核心。他认为“对待”、“负面”和“矛盾”三词的含义是不同的，对待是指有对偶的东西相待而存，负面是指除了这个东西本身外其余的一切，矛盾是指两个命题不能同时皆真而言。“矛盾”与“斗争”的含义也不同，而黑格尔、马克思的错误就在于“把矛盾又一转变而成为‘斗争’的意思了。”
张东荪的应战，使叶青十分得意。1935年，叶青也仿照张东荪所编《唯物辩证法论战》的体例，将反对张东荪的文章收集起来，编成《哲学论战》一书，并出版了《哲学向何处去》一书，正式形成对垒的两军，从而使论战达到白热化。
叶青主要贩卖的是托派和当时苏联哲学界唯心主义机械论的观点，他的观点概括起来主要为：一、提出所谓“新物质论是观念论和物质论的统一”，新物质论是观念论与物质论调和的结果。二、提出所谓“哲学消灭论”，认为黑格尔是“哲学底高峰”，此后只有科学而没有哲学，马克思“却走向科学、政治、实践去了。”宗教棗哲学棗科学是三种“历史的知识体裁”。三、把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还原为黑格尔的“三段论”。认为辩证法是一种发展论或发展律，以公式表示就是“正棗反棗合”；由于合是正与反的综合，所以用数学公式表示，就是正加反等于合。四、把矛盾的同一性与斗争性等同起来，认为“统一是辩证法的综合，承认有主导的东西存在。因此统一对立物是站在某一方面上吸收它一方面的意思。所以统一就是吸收。物质论与观念论底统一论等于观念论底吸收论。”五、主张所谓“外铄说”，认为内因与外因可以无条件转化。他说；“外因与内因互相统一，因而互相渗透、互相同一、互相转化、互相联系。把握其一而排斥其它，都不正确。”
对于张东荪从右的方面对唯物辩证法的非难和攻击，及叶青从“左”的方面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歪曲，当时，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艾思奇、李达、邓拓等人，也参加了唯物辩证法论战。他们运用自己掌握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不仅批判张东荪等人公开对唯物辩证法的非难和攻击，而且揭露和批判叶青等人的伪马克思主义的谬论，阐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观点。这样，“唯物辩证法论战”进入了马克思主义者对叶青和张东荪哲学批判的新阶段。
1933年12月，邓云特在《新中华》1卷23期上发表《形式逻辑还是唯物辩证法》，对张东荪的观点进行了批判。1935年5月，艾思奇在《读书生活》4卷2期上发表《关于〈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接着，他又发表《几个哲学问题》、《论黑格尔哲学的颠倒》等文章，主要对叶青的观点进行了批判和清算。
针对张东荪对唯物辩证法的攻击，邓云特指出，唯物辩证法是自然、人类社会和思维的一般规律的一般运动和发展的法则，它是从诸现实的历史运动变化的诸现象中获得的，“一切本来是对立统一的，矛盾的运动与变化的，因循发展的。一切事物绝对不是‘不可测’的”，“主管律只是已认识了的客观律。问题只在于这已认识了的主管律是否符合于外界事物的运动变化的规律（客观存在的规律），是否能把握事物的真象。如果能够，这就是主管律与客观律的一致，这就是科学的真理。”
针对张东荪和叶青将马克思辩证法与黑格尔辩证法混为一谈的错误，艾思奇认为，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与黑格尔辩证法有质的不同，是对黑格尔哲学进行唯物主义改造的结果，既抛弃了他的唯心主义，又要“改正那被压歪在黑格尔哲学里的辩证法”的结果。
针对张东荪哲学无党派性的观点，艾思奇从正面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一切哲学都按照对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的不同回答而划分为两大阵营的基本观点，论述了哲学的党派性原则，批判了张东荪把哲学当做“千古不决”的玄学的论点。
针对叶青的“哲学消灭论”，艾思奇认为哲学并没有消灭，它永远有自己独立研究的对象和领域，当然也决不会再像以前那样，成为超乎科学以上的玄学。坚持了哲学与具体科学必将永远存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针对叶青的“外铄论”，艾思奇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内因是第一性、外因是第二性”观点，认为“辩证法是把内因看做一切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的”。
30年代的“唯物辩证法论战”，是由张东荪挑起、叶青推波助澜、引起当时哲学界众多人士参加和关注的论战。它是近代中国思想界各种不同的思想阵营和哲学流派继“科玄”论战后的又一次大规模交锋，是中国现代哲学发展史上非常重要的事件。它涉及的问题很多，已经不仅仅是辩证法问题，也涉及到形式逻辑问题、唯物史观问题等，所以它也被称为“哲学论战”。
这场论战的情况比较复杂，也比较特殊。一方面，张东荪从资产阶级哲学立场出发，抱着抵制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捍卫“纯粹哲学”的双重目的，对唯物辩证法进行攻击和诘难，这无疑是反动的；但张东荪始终将它视为一场学术上的讨论，是在理论上反对马克思主义，并不是反对共产主义的实际，并不愿使其扩展到政治领域，也反对以政治势力干预这场论战；这是与反共“剿共”的国民党根本不同的。另一方面，既然张东荪所反对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当然应该是与马克思主义者进行论战，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理应成为论战的主角。但是，由于当时国民党在文化上的“白色恐怖”，实行“文化围剿”，在这样险恶的环境中，中共没有可能及时地、公开地、对等地与张东荪论战，所以只是一些倾向于马克思主义的进步哲学家、能够在当时环境中公开露面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对张东荪展开反击。这样，中共领导下的马克思主义者不仅人数上不占优势，而且在论战中虽克服困难发表了一些非常有力的反击文章，但从总体上看，对张东荪的批判还是远远不够的，在较长时间内没有成为批判张东荪的主角。与此同时，中共的叛徒叶青，在上海创办了《二十世纪》杂志，打着“批判”的旗号，以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自居，用所谓“马克思主义真理”，率先批判张东荪的观点，发表了大批的文章，充当了反击张东荪的主角。而实际上，他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只不过是他自己的哲学思想而已，与张东荪一样，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另一种歪曲和篡改，只是其手段更加隐蔽和狡猾，更具有欺骗性而已。张东荪似乎有所察觉，故不愿与叶青进行正面的交锋，只是支持南庶熙等人与之对阵。这样，在较长时间内，这场论战是张东荪与叶青之间的对垒；而这场论战，似乎也是张东荪“反对唯物辩证法”与叶青“捍卫唯物辩证法”的争论；似乎张东荪成为资产阶级哲学思想的代表者，而叶青冠冕堂皇地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代言人。实际上，这是一场资产阶级哲学与叶青假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间的混战。随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参战并对叶青哲学进行揭露和批判，叶青假马克思主义的面目很快暴露出来。所以，这场论战的情况是复杂的，参加的人数也是众多的，在当时影响很大。论战的结果，不仅没有能够阻止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反而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影响。同时，也暴露了叶青假马克思主义的反动面目。此时正在成长中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在非常艰苦的条件下，努力捍卫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纯洁性，保障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健康发展。
这场论战是张东荪挑起的，从其发动论战的动机上考察，这场论战的结果完全出乎他的预料。张东荪曾认为“俄国无哲学”、马克思辩证法是黑格尔辩证法的颠倒，这显然是由于他对辩证法的误解与偏见所致。论战的结果，正暴露出张东荪对辩证法和唯物史观的无知。当时有人便尖刻地指出：“单就导演而兼主脚的张东荪来说，已经是个不称职的演员。因为他自从开始反对辩证唯物论直到如今还是一个不知辩证唯物论为何物的聪明人。”对此，后来张东荪也是承认的：“我研究过西洋古典哲学，形式逻辑等，1931年曾经反对过唯物辩证法，那个时候我是为几个资产阶级的学者所影响，其实并不了解唯物辩证法的本质，有所曲解，所批判的话都是对于那个曲解的，今天回想，真是可笑。”
本来，张东荪挑起论战的一个重要目的，是捍卫“纯粹哲学”的生存和发展。通过论战，张东荪认识到，挑起这场论战根本就是多事，因为张东荪所谓的“纯粹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两者根本性质上的差异，互相间都不可能理解对方的学说；当初担心“纯粹哲学”受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侵害，也是“杞人忧天”。他在此后说：“我自信我近来有一个发见：就是我发见马克思派所用的名辞都与我们相同，而其意义都与我们不同。他们所谓哲学不是我们所谓哲学（亦许就正是打倒我们的哲学）。他们所谓唯物论不是我们所谓的唯物论，他们所谓辩证法决不是我们所谓辩证法；他们所谓逻辑不是我们的逻辑。他们所谓认识论亦不是我们及所说的认识论。我们来驳他们，他们来骂我们，实在都是无的放矢，非常可笑。”认为根本就不应该起来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论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