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张东荪认为：“今日当务之急，在养成国民之政治常识及道德，而政党尤不宜首创恶例，以致政治常识及道德，未由而进也。”处于“政党修养时代”的政党，断不可操切于进行，应该坚持在野主义。
总之，张东荪在初涉政论之时，主要是对当时人们关注和讨论的问题进行评议，在批评中力图阐述自己独立的见解。此时，张东荪发表了大量政论文章，他初步确立了自己改良与共和的政治立场，他所提出的许多观点，为日后所坚持并发挥，许多见解不乏精辟和深刻之处。但是，他的这些评议基本上是就事论事，尚未形成较成熟和见解，政治思想远未成熟，更谈不上系统，对当时国家政治制度的设想缺乏全盘与一贯的构想。
创办《正谊》与《中华杂志》，主张内阁制和法治国论
1913年11月，国会被袁世凯解散，制宪工作也停止，这对于试图在中国建立西方民主政体的人们是一个挫折，他们对袁世凯政府的态度有了较大的改变。国民党中的温和派与进步党人中的激进派人士开始联合起来，共同反对袁世凯。1914年1月15日，张东荪与谷钟秀等人在上海创办《正谊》杂志（月刊），共出9号，到1915年6月15日停刊。它分论说、译述、纪载、艺文等栏目。张东荪、杨永泰、丁佛言、沈钧儒等为主要撰稿人。
谷钟秀在《发刊词》解释宗旨说：“本杂志以促进政治之改良，培育社会之道德为宗旨”，“对于政府，希望其开诚心，布公道，刷新政治，纳入共和立宪之轨道；对于人民，希望其发展政治上之知识，并培育道德，渐移易今日之不良社会。”张东荪在《正谊解》中认为，“今日欲振兴社会，刷新政治，舍正谊莫由。”他把“正谊”的诠释为：“正谊者，阴谋之降符也”；“阴谋之为物，唯正谊足以制之，此人心之理性的趋势，事实之自然的结果”；“正谊者，法律之保障也”；“正谊者，社会所由而立也，法律、政治皆须得社会之保障，故舍正谊莫由”；“正谊者，政治之救济也”；“正谊者，道德之源渊也”。其含义相当于通常的“正义”。因而他主张：“一、集合一部分清流人士，以为正谊之保持者。此部分人士坚持正谊，百折不挠，发为舆论以为社会之中坚；二、提倡正谊之言论，使正谊之观念深入人心，普及全国。”可见，张东荪创办《正谊》杂志的目的，在于提倡正义，借社会正义的力量来改良政治、改造社会。
1914年4月16日，张东荪与丁佛言与在北京又创办《中华杂志》。它是进步党中期的机关刊物，编辑人有：李素、凌文渊、张东荪、汪馥言、杜师业、孙宸、胡家鑫、王常翰等人。到1915年1月，共出版13号。有论说、评论、中外大事、杂载等栏。其评论文章和报道涉及中外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思想、文化的许多方面，反映了当时进步党对于国内外政局的立场和态度。
张东荪在《正谊》和《中华杂志》上发表了大量政论文章，一方面继续对当时政治上的许多问题进行讨论和评议，另一方面对袁世凯专制统治进行揭露和批驳。在评议政治时局、抨击袁氏专制统治、不断总结政治经验和失败教训的过程中，张东荪逐步形成了较为系统和一贯的政治主张。在《正谊》创刊号上，他发表了《内阁论》，发挥了在《内阁制之精神》上的观点，积极鼓吹内阁制；1914年4月在《正谊》杂志上发表了《读章秋桐“政本”论》，进一步发挥了“对抗论”主张；同时，在《中华杂志》上发表《行政法与平政院之讨论》，继续主张采用行政裁判制度；在《中华杂志》上发表了《国民性与立法》、《用人与守法》、《美国宪法会议之大教训》、《公法私法之区别与行政法》等文章，鼓吹法治国论；他在《正谊》杂志发表了《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根本救国论》、《中国之将来与近世文明国立国之原则》，主张“社会与政治分离”，提出了“多数政治”、“以议代政”的主张；1914年5月，他在《中华杂志》发表《地方制之终极观》，率先提出了地方实行联邦制的主张；当他意识到进步党人与国民党人内部互相攻击、而为袁世凯所利用时，他便在《中华杂志》上发表了《泣血之言》、《自忏》、《匿敌与第三者之责任》等文，对自己民国以来的政治言论进行反思和检讨，促使两党消除隔阂，共同对付像袁世凯这样的野心家和官僚。1915年4月15日，张东荪在《正谊》上发表了《吾人之统一的主张》，他总结了民国成立以来政治经验和教训，对民国以来自己的政治主张也作了一番梳理，系统阐述了自己对于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和教育等方面问题的主张。此后，他又为章士钊主办的《甲寅》撰稿，进一步发挥自己的政治主张。可以说，到1915年初，张东荪政治主张开始趋于系统化，基本形成了以防止和铲除野心家和官僚政治为目的，以法治国论、对抗论、政治与社会分离论为基本原则，以中央采用内阁制、地方采用联邦制为主要框架，包括对军政、财政、教育等重大问题看法的政治思想。
（一）反对人治，主张“法治国”
在民国初年，张东荪与进步党人一样，主张法治，反对人治。起初他是针对国民党的，对民初国民党人在临时政府时实行总统制、而为了限制袁世凯却在《临时约法》中规定实行内阁制、扩大国会的权力的行为表示不满，认为这种因人制法、因人变法的行为，足以损及法之尊严。他希望袁世凯政府按照法治国的原则处理政务。在“二次革命”后，他便劝告袁世凯政府不要徒恃武力，而要依法治国。他说：“此次内乱，全恃武力以镇压之，非根本之计也。吾所希望者，并以法律之力（Richtskraft）治之，始可期长治久安耳。”《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公布后，袁世凯极力反对，藐视法律，引起了张东荪等人的警惕和批评。1913年11月，他发表《法治国论》，提出要防止野心家利用法制不严，恢复帝制。强调国家各机关行动必须以法律为准绳，决不允许“人民守法于下，而政府违法于上”的现象出现，认为“吾人欲进中国为法治国，不当仅求人民之守法，亦应求政府之守法矣。”为此，中国必须首先应有宪法，因为宪法是“法治国”最重要的标志。
张东荪分析了民国成立以来的政治状况，认为，中国宜为法治国，其理由为：一是中国国体已经由君主改民主，政体也应由专制改为立宪，有宪法之国当为法治国；二是立宪为人类进化的趋向，世界各国均由专制国进入立宪国，并进而为法治国，中国也应如此；三是行人治而不行法治，外不足以图存，内不足以自立，因为无法律规定各机关的权限，则难免争执隔阂之弊，轻者消耗国家元气，重者“或有野心之枭雄，窥窬其间，以逞其私，则帝制之恢复必在立谈倾耳。”他认为，今日中国不仅各种法律不完备，而且连最基本的宪法也未颁定，“政府与人民，均未循乎法律之轨道，其去法治国不知几千里也。”若继续下去，将会导致内乱亡国，因为：一是法治不进，不仅政体日在变动中，且国体也有变更之虞。“惟有速制定宪法，使中国为法治国，夫然后变更国体之祸，或可免也。”二是法治与立宪政体密不可分，由于现在仍是人治，法治未立，致使国体虽改为共和，而政体并未变为立宪。他警告国人说：全恃人治不恃法治，将会使枭雄“得籍共和之美名，以实行专制之私图。”中国历史上专制统治下所以会出现那么多内乱，就是由于法制不严，这样的教训值得汲取，否则，“此后十年，仍必有乱事。”三是法治不隆，不但人民的公权没有保障，即其私权也会遭到官僚的破坏。所以，“国家必先制法，严定国家自身之权限，以防枭雄恶吏，假借名义以自私。”这样方能做到“一方纳人民于法律范围之内，一方复使国家自身入乎一定法律制限，勐各得一定之规范，恪守以行而不相越。”鉴于多数人民并不知法治国的实质，张东荪比较了警察国与法治国的区别后，列举了法治国的四个特征：一是国家自行制限其国权之发动，且使其发动必由于一定之形式，此制限的形式，就是法律；二是人民之自由，皆以法律为范围；三是行政全受法律之拘束；四是国权之行动，必以法律形式出之故法律多多益善，使“公法发达”。
在《内阁论》中，张东荪集中对法治国的优点作了阐述。他认为，法治国是实行内阁制的前提，法治国就是“国权必由于法之形式而始可发动之为也”，国权包括立法权与执行权，立法的要求是“务使法之周密”。法治国的精神在于：“行政必纳法律乎之中，其多受法律拘束一分，即法治之精神多表现一分也”，在于“行政行为必等于司法上判决，不问自身有益无益，必毅然行之。”现在中国仍非法治国，必须努力成为法治国。中国应当励行法治的原因有六：一是可以使社会安定，即“国家行动循乎法律之规则，则无政治上之激变。人民服从法律而非屈服于强权，则其心帖然无反抗之思，则国可以常治久安。”二是可以国家发达，即“举国而拖命于法律之下，法律永存，则其国常治。法律可改进而不可全弃，则国家能逐渐发达而不生急变。”三是可以防止野心家专制，即“国家与人民之交涉，皆得其道，既以保障权利，复以防枭雄之自逞。”四是可以防止国家各机关滥用职权，即“国家内所以代表国权之机关，皆严分其权限，使不相越，然后居于各机关之自然人，始不能籍端以恣所欲为也。”五是可以制限人民的不法行为，即“无法之自由为法治所不许。”六是可以使国家各机关权利分配合理，防止专权，即“必以法律严密分配其权限者，所以使权力不趋于一点也。”所以，张东荪主张行政裁判，将政府的活动纳入法律的监督和惩治之下。只有励行法治，中国才能成为真正的立宪共和国。
在1915年发表的《行政与政治》上，他又强调，近世政治的核心是反对专制主义，其办法就是励行法治、以法治国，“非谓其国有法律，有宪法，亦非谓国家之立法，多多益善，盍言国家自身等于人民，同受一法之制裁耳。”即以法律制限政府行为的范围，规定其活动之趋向。张东荪曾发表了大量政论文章，积极鼓吹“法治”，强烈要求用法律规范政府行为。1916年6月初，在袁世凯复辟帝制败亡之际，张东荪总结教训，认为过去那种轻视法律、利用法律的观念必须铲除，在处理善后问题上，仍然坚决主张依法律程序来制裁袁世凯及其罪行，即组织特别法庭，公开审判袁世凯，重树法律的尊严，借此机遇使国家走上法治轨道。他说：“吾以为勿论届时袁逆或已逃遁海外，或已为乱兵所杀，或暴病而死，或遭暗杀，要当于国会开会之第一日，由两院各依《临时约法》第19条第21款，提出弹劾，通过后更依同法第41条组织特别法庭以审判之。”表达了张东荪对中国走上法治轨道的渴望。随后，张东荪对制宪表现了较强的兴趣，他发表了《修改国会组织法及选举法私议》、《地方制草案的商榷书》、《宪法草案修正案商榷书》等一系列文章，修正宪法草案，力促宪法通过，使国家走上法制的轨道。但结果是：宪法功亏一篑，出现了张勋复辟，国会再度解散。
（二）赞同“政本”论，提出“对抗”论
1913年底，梁启超首先提出了政治上的“对抗论”，张东荪对此非常关注，并大加赞赏。11月16日，他在《庸言》上发表《对抗论之价值》，进一步阐述了“对抗论”的意义。1914年4月，章士钊在《甲寅》创刊号上发表《政本》，提出了“政本论”，随后，又发表《调和立国论》，进一步发挥前文主张。
张东荪对梁启超提出的“对抗论”表示关注，他认为，民国以来，政争不断，都是欲以一势力并兼并其他势力，梁启超有感于此而提出对抗力，张东荪“以为诚今日救国之不二法门也”。但他认为梁并不了解“对抗”论的真谛，“惟细观近日梁任公所言所行，似于对抗之理，尚不得其三味。”所以，张东荪乃作《对抗论之价值》，对其进行阐述。他认为，政治上的对抗，来源于物理学和生物学上的对抗现象，对抗是宇宙间万物构成的原理，物理界和生物界都存在着对抗现象。这种对抗现象运用到政治方面，便成为政治上的对抗。他认为，政治上的对抗现象有两种，一是无形的对抗，也称自然的对抗，即“国家社会内各分子互相对峙，而使各不相犯”，其主要是通过一部分人士依靠其所代表的社会各要素，“以谋调和各要素之利益，不使政象趋于专制”的方式展现；“可使国家内社会上各要素之分配利益，恒得平均，而免偏颇专制之弊”。二是有形对抗，也称“容许的对抗”即“政见必有真负二面，遂生相反对之政党，此相反之政党，各标反对之政策以运行，彼此虽为政敌，而必互相尊重。”“竞争于政见政策，互相交替，以促国家社会之发达焉”。西方近代国家的组织就是靠着这样的对抗原理。“泰西各国之所以优越于吾国也，未尝不以常保持此对抗之现象，以演进之。”何以使中国在政治上也形成对抗现象？张东荪提出了三原则：一是相反二势力不可使其中之一居于国家最高机关；二是对抗二势力和平竞争，不得动用武力；三是二势力之竞争在应限制在宪法之下。否则，对抗之势便会打破。
1914年春，章士钊有见于民初党争，乃提出了“政本”论，指出：“为政有本，本何在？曰：在有容。何为有容？曰：不好同恶异。”即在政治上必须容许对立面两方同时存在，这样才能互相监督，取长补短，促进政治进步。这与张东荪对抗论的观点不谋而合，而论述更加透彻，故张东荪对此十分赞赏，立即发表《读章秋桐“政本”论》，发挥了“对抗论”的主张。他认为，章氏的主张与自己的主张相同，“章君之所谓‘不好同恶异’与‘有容’正吾之所谓保持对抗也。”他认为章的主张“偏与内而忽于外”，因为“好同恶异之为恶德而摒禁之，此内的也，自律的也，必有外的，他律的同时并臻，然后始得以巩固所谓外的与他律的，即前言之对抗。”所以，好同恶异的恶德必须靠“对抗”来实现，“吾以为与其劝告欲人之同于己者，自敛其心，则毋宁劝告被人强迫而同于人者自振其气以为抵抗。”即“与其希望强有力者无好同恶异之念，则不如期望社会上各分子各要素各固守其政党之部分，保存固有之势力，维持平均之利益而不受外力之压迫为愈也。”他强调指出，“国家社会之进步，在调剂，不在统一；在竞争，不在专制；在活动，不在一定而不变也。”极力主张本“对抗之原理”，促进中国政治进步。
对于“对抗”论，张东荪自视甚高，认为颇得近世西方先进国家政治进步的真谛。若照此进行，民国成立后的政治会慢慢走上正轨的。1915年初，张东荪痛定思痛地追忆说：“捉摸近世文明国之根本意味者，有章秋桐之调和论及不佞之对抗论。不佞非敢自慢，实以为苟不及第二次革命以前，即保持对抗之局，维系至今，断无今日之黑暗可断言也。”对抗论并未能付诸实施的现实，使张东荪意识到，无论是政本论，还是对抗论，都是“社会上政治作用之理法，而非国家机关上政治作用之规律”，所以，“不佞今颇省悟，知泛言对抗与调和，而不从社会活气着想，终为无济耳。”其真正目的在于增进社会活力。这样，对抗论实际上便又与所谓“政治与社会分离”论相联系，成为阻遏政府干涉、培养社会活气的一种手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