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东荪认为，联邦制的精神，第一是“自治”，“自治者，国之命也，近世国家所以异于中古者，皆在自治，一切优美之代议制度皆由自治而出。”第二是“分权”，国权与邦权互相制衡，“邦若为恶，国足以干涉之，国若为恶，邦足以抵制之，二权调剂，政治得以发达焉。”中国为什么要采用地方分权的联邦制？张东荪解释说，中国采用联邦制，其原因在于，一，“在合乎历史上之趋势”；二，“在明乎政力向背之理而为之分配”；三，“在能得真正之统一”；四，“在能启发人民之自治能力”；五，“在能建设一刚性宪法，且能维系此宪法，使其有效于实际”；六，“可得控制与平衡之道”；七，“在能矫正民主政治之流弊”。张东荪主张于地方制度用联邦制，其用意首先在于分散中央权力，防遏野心家专权并排斥官僚政治。他认为，采用地方分权的联邦制，其结果将会导致：一，中央之权不能压制及地方，而地方得以自由发展；二，地方之权得徐徐逼迫中央，使入正当之轨道；三，地方自治，由于区域狭小利害杂陈，不致为野心家一人欺骗；四，便于实行议政，开发民智，以民执政；五，地方有充足基础，不致因政变动摇国本；六，地方真能忠顺中央，则能得真正统一；七，地方人民不致受中央之摧残。而其中最主要的是“各地方独立，使野心家失其利用；一地方之区域狭小，民得自政，足以排斥官僚而已。”
中央与地方分权的界限何在？张东荪考察了加拿大、德意志等国的联邦制后，认为中国采用联邦制，不能采取美国、德国之制，宜采用加拿大之制：“窃以为中国果为联邦也，不宜师美，更不宜师德，尤不宜师瑞士，惟取加拿大之制而变通之可也。”对各省与中央的权限作了规定：一，各省全县规定于国家之宪法，宪法之改正必得各省之同意；二，各省所立之法律，中央行政部有拒否权，但得国会之统一仍成法律；三，省长由各省自选，但不称职时，中央有撤任之权；四，以参事会为省之行政主部，省长为之主席，其任期与省议会相同，生长撤任时，参事会必同时更选；五，中央依国会之同意得解散省议会；六，地方厅高等厅由省自酌办，但法官由中央委任，中央仅设大理院，全国用一统之法律；七，省议会有弹劾省长之权，其审查权属于国会，省长去职，参事会亦同时更选；八，省长及参事员皆由省议会选任。
按照张东荪的计划，他准备对联邦制的若干问题进行系统的讨论：一是联邦果为何物，即联邦的性质如何？他作有《联邦之性质及其精神》。二是中国采用联邦制的利若何，即中国是否宜采用联邦制？他作有《联邦立国论》。三是中国采用联邦后各省的组织情况，他拟作《具体之省制论》。四是采取联邦制后中央政府的组织，他拟作《中央政制论》。五是中央与各省其权限分配问题，拟作《中央与各省之权限分配》。但是，1915年12月，当他的《具体之省制论》刚发表一部分后，护国战争爆发，他积极投入到反袁政治运动中，这些研究计划暂时搁下。当倒袁战争即将结束时，张东荪又敏感地意识到：鼓吹联邦制的目的是为了对付中央的野心家和地方的官僚政治，而今袁世凯败亡，中央的野心家既倒，却在地方上又出现了拥军割据的趋势，再鼓吹地方分权的联邦制，是否会被地方军阀利用？故此，他的思想又发生了重大变化。
在1916年6月在《新中华》上发表的《今后之政运观——一守法与让德》中，他虽未放弃联邦制，但显然对继续鼓吹联邦制产生了极大顾虑。他通过对当时政局的观察和分析，认为：“此后之政治，必呈一群龙无首之象，演一地方割据之局，一切大权将丛集于多数之各省都督，此各省都督又将分派别，团为数党，一方自握兵符，号召本土，他方联络邻省，外树声援，于是庶政之兴废，恒视各都督之意向，以为依违之准绳。”在这种状态下，言论根本不足以对其产生影响，反而会为其利用。再倡导地方分权，实行地方制，正可以为其所利用。正因如此，而是对国家的前途感到十分忧虑。他描述自己此时心情说：“吾言至此，吾心滋惧。吾侪书生，徒发空言，固不足济事于万一，而师我者，方据为口实，又宁能无怖于心？”这或许是张东荪此后没有继续进行联邦制的讨论，不再极力鼓吹联邦制的重要原因。这样的政局，不能不使素来对中国共和前途抱有极大希望的张东荪，对于中国政治的前途感到悲观。所以，他十分悲观地说：“今日之中国，除此多数势力者自身顿觉，推诚相让，守法入轨之外，实无救亡之法。”这也是张东荪后来决意舍弃政论的原因，尽管对他来说这是多么的无可奈何，多么的不情愿，也是多么的悲伤。
（六）讨论军政财政和教育问题，提出“统一的主张”
1915年4月15日，张东荪在《正谊》杂志上发表的《吾人之统一的主张》，是一篇经过较长时间的思考而撰写的有代表性的文章。在该文中，张东荪将自己此前关于政治、经济和教育等各方面的见解作一整理和概括，基于中央采取内阁制、地方采取联邦制的基本政治框架，提出了关于军政、财政、教育等方面的“统一的”政治主张。写作的目的，显然含有向世人表明自己对于中国当时若干重大问题的主张，而不至于引起误会。
首先，在军政方面，主张实行征兵制度，限制野心家的军权。他说：“吾人于军政，主张各省自练民兵，以防盗匪；中央常备兵额大加淘汰，驻扎要塞更实行征兵制度，有中央颁布统一之办法，各省执行之。且除盗匪外，中央对于内乱之用兵，须先得国会之同意。若值国会闭会时则必待开会之承认，以明政府之责任。”他认为，防遏野心家必须从军权上着手，军人要“爱国而不爱主，知为国家之公仆而不为一系之私人”。在警政方面，张东荪认为“今日警察于国于民皆有百害而无一利”，“现今虐政莫过于警察”，所以坚决主张“根本废撤”，由各村各乡各市自练团练，以防盗捕贼。
其次，在财政方面，主张划定中央与地方财政范围。其具体办法是：“以国民经济为财政之后盾，而析分为中央财政与省财政；田赋划归省有，而每年以各省富力之程度，决定交出若干款，以供给中央；其款额由议会以预算定之。”这样，一省财政，由一省人民自理，中央财政由各省为之稽查，为之供给，可以使野心家“自无所乘”，使官僚也不能“恃为盘踞之地”。
再次，在教育方面，主张改良教育现状，“分立大学区，合数省为一区，以此诸省之财力办一大学校。各省自立教育行政之机关，凡于省内一切教育事业，由彼以建立之，监督之。大学校之监督则由中央，而中央可设全国教育联合会等之组织体，以谋统一。至于教育宗旨，由议会议决。”
坚持立宪与共和立场，抨击袁世凯的专制统治
（一）对袁世凯态度的变化
在民国初年，梁启超领导的进步党人的基本立场是拥护袁世凯统治的，他们与袁合作，对袁抱有极大的幻想，希望通过袁世凯，在中国建立理想的共和政体。当然，这种希望与幻想，决不仅仅是梁启超等进步党人。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领导国民党也同样对袁抱过幻想。当时有人在《大公报》上说：“项城者，才足以济变，识足以通时。……其知人不在曾湘乡之下，而得人尤在李合肥之上……顾尤所难者，孙中山则谓其熟有政法经验，以和平手段达到目的；黎宋卿则谓其化干戈而进挹让，大功所在，国人称道不置；黄克强则谓其苦心孤诣，致有今日，其功实不可没。……其雄才大略，真二十世纪中东亚第一等人物矣。”对于这样一位“盖世英才”，人们怎能不寄以厚望呢？事实上，希望在袁世凯的统治下使中国走上建设道路，这是民国初年相当大一部分知识界和实业界人士都曾有过的想法，这个错误与其说是个人的，毋宁说是时代的。
同时，梁启超拥袁的目的，一是欲借助袁世凯旧官僚派的势力，以与由同盟会转化而来的国民党人相竞争并取胜，而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的“贤人政治”思想，他将袁世凯视为辛亥以后可以维护秩序、完成他所谓的强而善的中央政府的唯一人选，希望通过与袁合作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用梁自己的话说：“当时很有点痴心妄想，想带着袁世凯上政治轨道，为国家做些建设事业。”梁启超拥袁，是为了实现其政治理想和政治目的，与其同流而未合污。
在民国初年，张东荪如梁启超等人一样，对袁世凯也曾抱有极大希望。即使到了1915年袁世凯复辟帝制的企图已昭然若揭时，张东荪也还有“迫之使入正轨”的想法。只是由于他没有直接“干政治”，所以，并没有像梁启超等人那样走得那么远。同时，他虽然对革命党人采取排斥态度，但始终保持一个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爱国与报国之心。
1913年春，张东荪之兄张孟劬作《春感》，其中有云：“眼昏四海仍兵气，心似孤云为底忙；……看花已恨春无主，止酒宁闻醉有乡；如此沧江坚一卧，何须季主卜行藏。”态度消极，对袁世凯统治十分悲观。而张东荪在《和孟劬兄春感》中，挥笔对曰：“栏前烟树孤鸿远，门外花枝乳燕忙；……朔方云气方成阵，人世羁愁漫有乡；但问遗编今在否，休怜吾道已深藏。”这显明地表示了张东荪对袁世凯的统治抱有极大的希望。
尽管张东荪对袁世凯抱有极大的希望，但他也并没有因此停止对袁世凯政府的批评和抨击，这较典型地反映在对待“二次革命”的态度上。对国民党发动的“二次革命”，张东荪持反对态度，指责“乱党之罪，擢发难数”，并谩骂国民党人有“狼子野心”。但他作《乱后之经营》一文，主要是对袁世凯统治表示强烈不满，并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和忠告。
张东荪认为造成“二次革命”的最重要原因，在于政府方面“用人不当，致受人以攻击之资”；“用金钱政策买收伟人，孰知狼子野心，反为其利用”。在于政党方面“大多数为官僚所利用，”“时发其作官热，引起一班激烈者之恶感”。在于军队方面，上自政府，下至军官，“均提倡金钱主义，一般军人只知金钱，不知纪律，不知服从。”所以，他认为治疗之法，最重要者在于“政府当反躬自责，一改其金钱万能之迷信。亲君子远小人，以避物议。”否则，难保不再发生革命。同时，必须对全国军队进行整编，经过详细调查，以定存留；然后，规定全国军事区域，军队数目及分配。
1913年秋，《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公布后，袁世凯极力反对，藐视法律，他所怂恿的一批官僚政客也群起反对，甚至出现了变更国体的言论。这种现象引起了张东荪等人的警惕和批评。他在《法治国论》中提出，要防止野心家利用法制不严，恢复帝制。他认为国家各机关行动必须以法律为准绳，如果法制不严，全侍人治，“或有野心之枭雄，窥窬其间，以逞其私，则帝制之恢复必在立谈倾耳。”他警告人们说：“国体一度既立，则断不宜仍使之漂摇不定。”“国体非可轻易变更，变更则小之国家损失元气，大之顷刻亡国。”认为“今日之中国决不得再有变更国体之举。”对那些主张复活君主专制的主张给予迎头痛击。
1914年1月，袁世凯国会解散，成立所谓“约法会议”，“政治会议”，制定宪法。随后，熊希龄、梁启超等人组织的“第一流人才”内阁也在袁世凯压迫下倒台。这些对张东荪的思想产生了较大刺激。他经过短暂的疑虑后，便敏感地察觉到袁世凯有破坏共和、实行专制的野心，于是，他发表《约法会议之商榷》，对政治会议、约法会议进行批评，对袁世凯违反法制，破坏共和的行为进行激烈的抨击。1914年5月，他专门从上海到北京，会晤丁佛言等人，除了商讨创办《中华杂志》事宜外，他们重点交换了对政局的意见。这次赴京，对张东荪思想影响很大，他对袁世凯政府政治腐败、官僚平庸的状况有了体会，同时，更重要的是他真正看到了袁世凯专制的野心，基本打消了对袁世凯所抱的幻想，开始为中国共和的前途担忧。应该说，与大多数进步党人相比，张东荪对袁世凯本质的认识还是比较早的。在京所吟的一诗中，他发出了“西山怪底多峥嵘，看尽人间更不平”的感叹；也出现了“我欲渔樵相伴老，人间无复重贻忧”的消极情绪。但抱定“百年兴废属吾曹”的张东荪，并没有真正地悲观与消沉，而是积极努力，加以预防和抵制。所以，此后，张东荪过多考虑的是如何对付像袁世凯这样的野心家专权，如何铲除腐败的官僚政治两大问题。他所提出的“法治国论”“对抗论”，主张实行“内阁制”、“地方制”、“多数政治”、“社会与政治分离”等等，其出发点均在于此。
（二）对袁世凯专制统治的抨击
1914年3月，张东荪在《正谊》上发表《中国共和制度之最后裁判》，对袁世凯假共和之名、行专制之实的做法进行了揭露和批评。他认为，共和实为善良的政体，其善良处在于：国民之文化进步而有自觉心，国民之能力得以自然发展，国民之各种利益得以调和。他尖锐地指出：“共和之弊不在共和而在共和有真伪之判耳。真共和则绝无弊之可言，伪共和其弊固有胜于专制者也。”中国共和的前途决定于是搞真共和还是搞假共和。民智较低，固然易于导致伪共和，但依人类进化的原理，只有提倡教育开发民智，消除伪共和而进于真共和，绝不能由伪共和倒退到专制。
1914年5月，他创办《中华杂志》后，便对袁世凯的反动统治进行了抨击。与丁佛言不同，张东荪对袁世凯较少称颂，其批评言论之激烈，在当时是很突出的。有人说“深度要算丁佛言，激烈当数张东荪。”这是合乎历史事实的。张东荪着力于缩小与限制袁世凯政府的权利。他认为在中央应采用内阁制，缩小和剥夺总统实权；在地方应实行合乎联邦精神的地方制。为此，他于6月便发表了《地方制之终极观》，率先主张采取联邦制精神，实行地方自治制度。面对袁世凯利用国民党与进步党矛盾破坏共和、加强专制统治的企图，张东荪呼吁人们消除政争，停止攻诘，进行自忏，相互宽容，免被野心家利用，并与破坏共和的野心家和官僚进行斗争。为此，他先后发表了《泣血之言》、《自忏》和《匿敌与第三者之责任》，从自己做起，以期消除政争。
对于袁世凯统治下的官僚腐败等，张东荪站在民主共和的立场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进行猛烈揭露和抨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