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年初，张东荪通过民国建立四年来政治上的经验和教训，对于中国的政情有了新的认识，认识到野心家和官僚是危害民国政治进步的最大障碍。他抨击野心家袁世凯及其官僚、政客的反动统治，指出“野心家之存在，决非国家社会之福。国有一人，其国必无幸，其民必多灾。何以言之？野心家与专制不能须臾离者也。国有野心家，必恢复专制。专制之祸，甚于洪水猛兽。”他认为就是“官僚政治”。官僚政治是“万恶之源”，是“野心家发生之基础”也是“制造专制之根由也。”野心家正是利用官僚政治而推行专制统治的。“于官僚政治之上，无不产野心家者，既有野心家以利用其间，无不立变为专制者。”野心家一人“其所以能压民害国者，半由其下官僚之力。而官僚又非求有如是之一人，不足达其素愿。于是敛财虑民，作威作福。”“官僚与所谓野心家及专制者，实有不可须臾离之势也。”所以，野心家与官僚，“殆如食血之虫，身有此虫，必瘠瘦以死，国家有之，未获不亡。”由此，张东荪主张：“一、中国安身立命之道，在尽力充量以防遏野心家，苟不能使之皆归消灭亦必削其大权，迫入正轨。二、中国安身立命之道同时亦在尽力充量排斥官僚而不用，务使官治之范围愈小，民治之范围愈张，民有督视官僚之道。”
在《行政与政治》一文中，张东荪对袁世凯统治下的官僚政治进行了更猛烈抨击。他认为，近辛亥以来政局所以发展到不堪回首的地步，就在于官僚政治在作恶。他说：“吾则以为其盘根错节之处，惟可归罪于官僚政治。”“自政府北移，政党朋兴，顾各政党复不能独立发展，欲求其势力之伸张也，必借重于官僚，于是各政党又皆自杀以去矣。凡此皆足证吾国之社会，官僚政治之社会也；吾国之国家，官僚政治之国家也。今日之一切黑暗，一切腐败，政府之妄为，人民之苦痛，皆自此推演而成。谓今日政府之所为，全建筑于此基础之上，殆无不可。”提出了必须“扑灭官僚政治”的主张：人民自治、以议代政；代表主义，舆论等民意机关；立法、司法来拘束行政而驱入正轨。即“惟在取惟民主义之政治”。“一方以人民自亲政事，是为自治；一方复取代表主义之精神，为之监督。有健全之舆论，以导于前；有充实之司法以救于后，民志既宣，民权亦固；有竞争而不相残，有调剂而无虞诈；凡为一事，避能充情尽量，使社会得其福，国家蒙其利。”如此，方能产生“良行政”。
（三）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
袁世凯在解散国会，颁布《中华民国约法》，破坏了民主共和政体后，中华民国实际上已经名存实亡了。但袁世凯在取得无上大权后，却走得更远，开始了复辟帝制的罪恶活动。至此，袁世凯假共和、真帝制的反动面目暴露无遗。因此也激起了一度拥袁的进步党人的强烈反对。坚持共和立场、对袁世凯政府猛烈抨击和揭露的张东荪，此时也投入了倒袁的时代洪流中。
1914年12月15日，张东荪在《正谊》上发表《复辟论之评判》。他公开声明：“不佞反对复辟之一人，夫不佞反对复辟固也，特不佞之确信大异于一班之反对复辟论者。”他提出三点供人们商榷：“一、心术与事实不可混同，二、国体与政体不可混同，三、人的罪恶与法的罪恶不可混同。”他认为，“主张复辟者，其心不可问，吾民当相率以排斥之”；若主张共和是由于“苟安往却”，对于腐败现状“不求改良之策”维持现状者，“吾爱国之同胞亦必起而诛之”。国体与政体不同，国体指君主国与民主国，政体为立宪与专制，“存亡强弱之机，不在君主民主，而在立宪专制。”“政府与人民隔绝则国必弱，政府与人民亲接，则国始强，特此接近与隔绝不在国体而在政体。”即“立宪与人民接近，专制与人民隔绝。与民亲，则以民意为政，而民无怨焉；与民远，则以独裁为政，而众心叛矣。”他对主张民主万能者与复辟帝制者各打五十大板：“主张民主为盲目之动作，而主张君主尤为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也。”认为“政府有限制与否，此即立宪与专制相区分之唯一标准也”，他指出，“专制者，私有国家之谓也，立宪者，公有国家之谓也。”由此，他说“吾故敢大言曰:主张复辟者，即主张灭亡中国也；而维持现状的拥护共和者，亦主张灭亡中国者也。”他认为，“无论任何善良之法制，苟无洁白无私之人以运用之，其效必终不可睹也。”虽有良法，而人恶，两良法也无效，“今日政治腐败之原因，未尝不在法，而在人尤居大部分。”他驳斥了那种认为斤斤于恶政来源于法制不善的论调，指出，“主张复辟者，赞成君主制者也，以今日之中央权力言，又何尝不若君主制；各省之巡按，犹前清之督抚，各道之道尹，犹前清之知府，县知事，亦犹知县也。中央之总次长，犹前清之尚侍，俭事参事，亦犹郎中主事等也。夫既等于前清矣，又何为而改为君主制耶？”正因如此，他的结论是：“不佞极端反对复辟者也，然对于今之维持现状的共和论者，亦不敢自堕人格，以为附和。”
1915年夏，《时事新报》载袁世凯致冯国璋专电，中谓“外间遂疑我欲回复帝制，究之，总统制实行又与帝制何异？”张东荪看后颇感刺激，认为袁世凯假共和之名而行帝制之实，是对真正拥护共和者的莫大侮辱，乃作《名实与帝制》，对袁世凯假“共和”、真“帝制”的实质进行了无情揭露。他自白道：“吾平生所最深恶而痛绝者，莫过于恶质而居美名，则其恶为名所掩，而常人不之见，乃为其所欺矣。”今日中国的共和，也是如此。他说：“自改变以来，共和之实质久已亡去，所存者‘共和’二字之空名耳。夫吾人何为辛亥之革命乎，必将曰反对帝制而已，愿今日乃竟行帝制之实，又曷为不反对乎。吾知必曰因共和二字未去耳，此朝三暮四之术也。朝三暮四众狙皆怒，朝四暮三众狙皆喜，名实未戏而喜怒为用，夫外揭共和之空名，而阴行帝政之实际，则又何异居帝王之名，以行独裁政治也。故吾以为质恶者宜用恶名，然后其恶始彰，不致为美名所遮巧避人之耳目，彼若以帝制揭出，不啻告人以前所行全为阴险与专制。三年以来，久为帝政天下之人，遂得而共见浅识之士，亦有所悟吾又安得不用其赞成耶。”
1915年8月，袁世凯授意其美国顾问古德诺发表《共和与君主论》，诬称中国民智低下，不适宜实行共和国体，为袁世凯复辟帝制大造舆论。8月14日，杨度等人在袁世凯授意下组织“筹安会”，公开为帝制鼓吹。梁启超、谷钟秀、张东荪等人立即进行了反击。8月21日梁启超写成《异哉所谓国体问题》，于8月底在《京报》发表，31日各报竞相转载，打出反对帝制的旗号。张东荪写了《对于古博士国体论之质疑》，对古德诺的谬论进行驳斥。谷钟秀、徐傅霖、杨永泰、欧阳振声发表《维持国体之宣言》和《对于筹安会之外论》，对杨度等人进行驳斥。
张东荪认为，今日之共和，乃假共和“今真正之共和，为吾民自解散国会以来所未梦见，”古德诺变更共和为帝制之论，“是以今日非牛非马之共和，一变而为即牛即马之帝制”，“此诚直截痛快之事”。张东荪以进化论为思想武器，批驳了古德诺所谓从历史习惯、社会经济状况看中国“以君主制行之为易”的谬论。他指出：历史是时代精神的连续表现，历史习惯，缩存于人民心中，社会组织经济状态，无一而非人民意思之表徵，历史在前进，人民有权力选择新的国体，“谓国民对于国体，无能有所选择，真谬论也。”他对帝制的危害作了揭露，一国之安靖，在于政治修明，不在于一人贤能，更不在于明定“继承之法”，一人而贤，不能永葆其子孙之绝无不肖，子孙为恶，政乃腐败，且无救济之道，必将导致暴力革命。
针对古德诺所谓“教育未遍，民智卑下”的谬论，他诘难说“一旦改君主，其国是否即得永宁？其民是否即得发展？内乱是否即可消灭？”他认为“夫未厉行教育者，惟有厉行教育而已；禁压人民不许参政者，亦唯有复其自由，使其参政而已。若变本加厉，改为专制，适以促成内乱”。所以，他尖锐地指出：“以君主而救济军政府，正如饮鸩自毒”。他痛斥古德诺“立宪以君主行之为易，以共和行之则较难”的论调，“此语直不学无术者之言”；作为美国博士，竟说华盛顿有帝制自为之心，更是“去事实尤远”“直是谰言，殆欺吾国人耳。”所以，他认为，古德诺的论调“节节自相冲突，语语自相攻击。”若不是“迷于一向，因而发言谬误，”必是别有用心。
1915年12月18日，梁启超到了上海，住在上海静安寺。与在上海的蓝公武、黄溯初、吴贯因、黄炎培、张东荪等人积极策划倒袁活动。也正是在此期间，张东荪第一次见到了梁启超，以后来往密切，引为同党。
1915年12月25日，蔡锷等人在云南率先起义，发动了护国战争。1916年3月4日，梁启超带蓝公武、黄溯初、吴贯因等人离沪赴广西，策动陆荣廷倒袁，张东荪继续留在上海进行舆论倒袁的工作，并一度为袁世凯政府通缉，避居租界中。对于自己在反袁活动中的行为，张东荪后来回忆说：“到后来袁世凯要做皇帝推翻共和，反对的我也是一个，不能说有功，但可以说在反袁一幕中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力主孙梁联合，提出贤人政治
袁世凯败亡，破坏立宪共和的最大障碍消除了，中国政治上的各种力量应该团结起来，为尽快制定和通过宪法、建立共和政体而努力。1916年8月后，北京政府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制定宪法和对德宣战问题。因为这些问题又与段琪瑞、黎元洪的矛盾、国民党与皖系军阀矛盾、研究系与国民党的矛盾交织在一起，从而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局面。掌握北京政府实权的段祺瑞与大总统黎元洪为争夺权利，围绕“参战”问题展开角逐。
在刚刚恢复的国会中，当时两个最大的政党是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和梁启超领导的研究系（进步党演化而成）。由于国民党与进步党在民国初年政见不同，政治立场和态度也有差异，从而两党相互攻击，存在着不少矛盾。张东荪认为，袁世凯败亡后，是制定和通过宪法的绝好机会，也是使中国尽快走上民主轨道的大好时机，所以，他极力主张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与梁启超为首的研究系顾全大局，消除争端，进行合作，为在中国建立立宪共和的民主政体而共同努力。对此，他在晚年作诗说：“我谓机莫失，政野宜重分。孙梁应携手，舆论可一新。彻底商国事，列为若干门。首要为选举，迄来皆非真。倘能易其辙，民治始立根。勿急入枢要，理力俱在群。蓝君（蓝公武）韪此议，游说共朝昏。”
然而，张东荪的主张并不被两党要员重视。在国会中，国民党与研究系议员在制定和通过宪法讨论时又进行无谓的争论，延误了许多良机。随着国会卷入“府院之争”，国会再次被解散，并带来了张勋复辟，致使宪法制定功亏一篑。张东荪痛心疾首，引为毕生可叹之事。他说：“倒袁的时候，我以为这个化除政争的好机会。因为到了那时，无论急进缓进，无论集权分权，无论总统制内阁制，而共同的敌人只是帝制。既有共同的敌人便须有联合的战线。联合战线一经组成，则党争便可化除。久而久之，养成一种联合的习惯或同盟的习惯。不料倒袁以后，各方面所得的教训却正是一个反面。他们不但不认与人合作为必要，却反而以为以前的排斥人家没有彻底。于是大家都想来一个彻底的排斥。”
张勋复辟失败后，段祺瑞掌握北京政府实权，决定对德宣战，编练“参战军”。但段为首的皖系军阀只是借此扩大自己的军事势力，对外只是“宣而不战”，并未派兵赴欧参战。对此，张东荪进行了批评。他坚决主张应该派兵赴欧参战，一方面可以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增强中国军队的战斗力，另一方面可以将北洋军阀的武装力量移向国外，避免内战。对此，他后来追忆说：“我曾持异议，力主是兵援。长函致宗兄（张国淦），力陈诸要端。诚以拥兵者，专为自相残。何以绝固势，驱之国际前。战术与战略，观摩得其全。器械与士气，旧习不再沿。归来成劲旅，非复私人专。军队无分裂，立国乃可言。”张东荪的这个主张并没有为北京政府采纳。
袁世凯帝制败亡后的政局，对张东荪刺激很大。他痛感北京政府政治的腐败和行政上的无能。此时，张东荪虽对政治也产生了厌倦情绪，并开始逐渐将注意力转向文化运动方面，但还是力图对腐败无能的政治加以补救。这样，张东荪经过认真的思考，公开怀疑与批评议会制度，提出了“贤人政治”的主张。
“贤人政治”的思想，张东荪早在民国初年便已经产生，但当时并没有公之于众。“吾人蓄此思想于心者有年”，但直到1916年初，他才在《国本》一文中正式提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