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
11年中间我只写了一篇文章。这第一篇文章刚刚发表，那天我开了一整天的会，傍晚回家，感到疲劳。有一位陌生的中年人来找我，说是从北京出差到上海，住在我家附近的招待所里，一两天就要走了，只是因为我在文章里用感激和怀念的词句讲到敬爱的周总理，他冒着小雨来找我谈谈。这是一位贫苦出身的北方干部，他在我的屋子里坐了一会，我们谈起来像熟人一样。后来我送他到门口，才问清楚他的姓名，可是我感觉到我是在同一位亲近的朋友握手、告别。
这是一件真事，这样的事情在一年前是绝不可能发生的。对一个连姓名也不知道的陌生人像弟兄一样地倾吐自己心里的话，不怕他、也不怀疑他会利用这些话来陷害自己，只是因为他触动了自己最深的感情，只是因为我们的心上有着同样一位伟大人物的光辉形象。这说明今天的上海和一年前在王、张、江、姚“四人帮”及其余党严密控制下的上海完全不同了。我还记得去年8月一位北京朋友避震南下，经过上海，来到我的住处表示对老友的关心。他知道我的地址，可以不经过批准就找到了我。他告诉我两年前另一位朋友从北京来要找我谈话却遭到拒绝。当时我们都有多少心里话要向彼此倾吐，可是话都给咽在肚里了，我们只谈起彼此的健康。那个时候朋友们见面常常谈的一句话就是“保重身体”，因为这样的话不会引起别人的注意，而且的确只有活得久才有希望看见“四人帮”的灭亡。有时我在街头遇见多年不见的熟人，紧紧握着彼此的手半天只讲出这样一句，这一句话里有多么深、多么复杂的意思啊！但是就在那一次，朋友告诉我，他瞻仰过总理的遗容，总理瘦多了……他说得短，说得尽可能少动感情。可是他的声音颤抖，他的眼光向下。我什么也没有说。我们心里都很清楚，万恶的“四人帮”为了诬蔑、攻击、陷害我们的好总理，调动了一切艺术手段，使用了手里控制的全部舆论工具，写小说、编历史，含沙射影，借古喻今，甚至明目张胆在总理的光辉形象上投掷污泥。全国人民看在眼里，他们忘不了这个深仇大恨。
敬爱的总理离开我们的时候，竟然有人不许我们戴黑纱，不准开追悼会，不让送花圈。一个国家的人民不能公开地悼念自己敬爱的总理，我们的报刊不能报导人民的悼念活动，不能反映人民的思想感情。人们冒着严寒站在十里长街长时间等候，只为了用泪眼看一看总理的灵车，唤两声“我们的好总理”。多少人痴心梦想灵车在中途停住，总理从车上走下来。夜深了，孩子们还把身上戴的小纸花一朵一朵地系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后面几百米长的柏树墙上……这些在人们中间流传的激动人心的真实故事竟然也变成了后来被迫查的“谣言”，因为悼念总理构成了一种罪名。有的单位甚至记下人们在总理逝世时表现的哀痛，准备将来算账。我有一个朋友为总理戴黑纱超过了三个月，一直到清明节以后才把黑纱拿掉，在那一段时间里我和别的熟人替她担了多少心。“四人帮”陷害敬爱的周总理已经成了公开的“秘密”了。然而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在荧光屏上谁不脱帽，谁表现得特别奇特，他们看得清清楚楚。当反动文痞姚文元挥舞刀斧乱砍乱杀的时候，我只能在心里发出无声的诅咒，却不敢在大庭广众之间公开表示自己的真实的感情。我多么为自己的怯懦感到惭愧！那天听到北方朋友的话以后，静下来时我望着总理的遗像出神，心里有多少话要对总理讲啊。
晚上我梦见自己也跟随瞻仰遗容的群众，向总理的遗体告别，我也看见总理瘦多了。我醒在床上，紧紧咬着自己的嘴唇，用手搔自己的胸膛，有一团火在我的心里燃烧，有多少小虫在咬我的心。我痛苦地问：为什么现代医学的巨大成就还不能减轻这个伟大人物的病痛？在那个时候我怀着深仇大恨诅咒这一伙无恶不作的黑帮。我知道在我们广大的国土上有多少人怀着同样的深仇大恨咒骂他们，我知道真理的光芒是翻滚的乌云掩盖不了的，我相信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手缔造的、敬爱的周总理为之献出毕生精力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绝不会改变颜色，我相信中国人民的好总理的光辉形象将永远活在人们的心中……于是我又看见了我们总理的亲切、慈祥的面容，我又听到了我们总理的愉快、爽朗的笑声，总理并没有离开我们！我回忆起过去多次看见总理的幸福日子。
1941年春天在重庆文艺界抗敌协会的欢迎会上，我第一次和总理见面，他那紧紧的握手和亲切的笑容给我驱散了雾重庆的寒气。从这个时候到1966年7月，25五年中间我听过总理多次的报告、演说和谈话，我受到总理多次的接见，我后悔不曾把总理的一言一行记录下来。不论是在抗战时期的重庆，解放前的上海，新中国诞生后的北京，总理那些恳切、明确的言词里总是闪耀着毛泽东思想的光辉，总是闪耀着共产主义必胜的信念。总理和知识分子接触较多，他亲切交谈、谆谆教诲，有时鼓励，有时批评，有时还用他自己的经历来引导听话的人。今天中国的知识分子常常含着眼泪谈起我们的总理，像谈起自己敬爱的长者和亲密的朋友，因为他忠实地执行了毛主席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因为他苦口婆心把他们引上改造的道路，让更多的人参加革命，为革命贡献自己的力量。我听见总理讲过几次，说他是毛主席的学生，他在谈话中间一提到毛主席就流露出敬爱之情，我特别注意到这一点，我就是通过总理的教导开始学习毛泽东思想的。
我还记得1944年年尾蒋介石的军队在湖南打了败仗，衡阳的守军投降敌人，于是开始了国民党军队的湘桂大撤退，日本侵略军跟踪进入了贵州。湘、桂、黔三省的难民历尽艰辛，向四川奔逃，国民党反动政府却封锁消息，谎报胜利，不让人民了解战事的真相，因而造成了更大的混乱。重庆的文艺工作者对国民党反动派的逃跑政策愤慨万分，但又束手无策，无人领导，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在这个时刻，总理应邀出席我们的座谈，我们都把总理当作亲人一样，求助于他。他坚定明确地用八路军抗战的情况鼓励我们，用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胜利抗击敌人的具体事例说明敌军貌似强大，实是虚弱，他还给我们指出了继续抗敌的道路，让我们在困难的时刻看到光明。他的态度恳切，话语明确，通过一个晚上的交谈，他把他那坚定的信心传染给我们了。我们感觉到他是我们可以依靠的巨大力量，在危难的时刻他可以领导我们前进。我们不再像先前那样彷徨无助了，大家坚守各自的岗位，和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投降、逃跑阴谋作斗争。在日本投降以后，总理又应邀在重庆张家花园文协会所里向我们宣讲毛主席的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并且用生动亲切的言词介绍延安文艺工作者深入生活、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情况和收获，还举出一些我所熟悉的作家的名字，并讲到他们的进步和成就，例如欧阳山和他的描写新人的小说《高干大》。这两次座谈深深地打动了我的心，给我打开了新的广阔的眼界。知识分子改造的光明大道摆在我的面前，可是我始终没有勇气改变生活；解放区作家的新生活吸引我，我也想丢开我的写惯了痛苦的笔，可是我不能同旧的生活决裂，又害怕痛苦的磨炼，不能毅然决然地走上新路。但是我已经接触了毛泽东思想的光辉，它终于把我引上了新的道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的前夕，我就换上新的笔，开始写人民的胜利和欢乐了。当时国民党反动派在重庆曾家岩总理办事处门外安置了不少特务，总理进出都要受到监视，但是总理坚定沉着地同敌人战斗了八年，完成了党交给他的任务。
1946年有一个晚上，总理在文协讲了话，最后出来，走上张家花园通大街的一级一级的石板坡，后面只有一个陪同他来的同志，总理披着一件旧的黑大氅。我怀着崇敬的心情走在他的身旁。重庆的夜使人有一种透不过气的感觉。四周非常静，再看不见一个人影。总理脚步稳定地慢慢上坡。我问他什么时候去南京，他告诉我明天去。他说国民党对谈判毫无诚意，然而还是要谈下去，这样可以向人民揭露他们企图发动全面内战的阴谋。在重庆，国民党反动派活动猖獗，他们什么事都干得出来，我真有点替总理担心。但是我知道总理在任何危急紧张的情况下都能够沉着应付，他从来不为个人的安危操心。我想起一个朋友讲过的话，她有一次同总理一起从重庆飞回延安，中途遇险，在紧急关头，连带的行李都抛下去了，总理却非常镇静，他只顾照应别人。她说：“在周副主席身边，即使遇到危险，你看见他又坚定、又从容的表情，也感到很安全。”在快到最后一级石梯的时候，我说：“斗争很艰巨，希望多多保重。”总理满怀信心地说：“只要坚持斗争，人民一定胜利。”上了坡，我看见他同另一位同志都上了车走了，我突然觉得十分孤寂。我感觉到我多么敬爱这一个人，这样一位完全没有私心的人，在他的身边我也感到十分安全，听他谈话，我一切个人的考虑都消失了。无论在困难时期，或者在胜利时期，在革命时期或者在建设时期，总理始终是精神饱满，意气昂扬，光明正大，坚持原则，进行工作，进行战斗。他那些恳切、明确而充满信心的言词经常在我的耳边回响。
1950年我参加中国代表团出席第二届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出发前总理在中南海接见代表团全体成员。已经是午夜了，总理还对我们谈了两个多小时，分析了当前的国际形势和抗美援朝的重大意义。有些刚从外地到京的代表对抗美援朝的意义还认识不清，担心“这个时候派出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会影响我们国家的建设”。总理侃侃而谈，指出苟安不能得到和平，火烧到门口，我们也无法关门建设，更不能隔岸观火。总理还激动地谈到朝鲜人民同我们的血肉相连的革命友谊。最后他还分析了美帝国主义的纸老虎的本质。总理谈得如此生动、有力，我听着，听着，仿佛见到一片晴空，非常明白，一切顾虑和疑惑都消失了。那一夜我坐在后排，总理进来的时候没有看见我，还拿着名单问我来了没有，见到我又问起我的生活和工作的情况。我从中南海出来，凌晨的寒气使我感到一阵冷，可是我心里却十分暖和，好像看见了几小时以后就要上升的朝阳。回到旅馆，我就拿起笔开始写我那封《给西方作家的公开信》，呼吁：“落在朝鲜土地上的千万吨炸弹是对世界文明的严重威胁，朝鲜人民的苦难激动着全世界的良心……作为有良心的作家，我们有责任团结人类，促进全世界人民的大团结……让我们团结在一起，为保卫世界和平，为创造新的世界文明而奋斗。”一年半以后我自己也到了朝鲜战场，深入斗争生活，在朝鲜人民中间，在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中间连续生活了一年。我常常亲切地回想起总理的那一次谈话，我又一次感觉到毛泽东思想的威力，事情正是像总理所“预言”的那样进行的。在朝鲜生活的一年是我一生中最有意义的一年，无数的年轻战士一心为公、有人无我的思想感情使我受到深刻的教育。最近我还在写歌颂这些年轻英雄的短篇小说。
几年后，1957年夏天反右斗争开始的时候，总理在中南海接见文艺界，我又是坐在后排，他没有看见，又提起我的名字，要我坐到前面去。这一次总理谈得特别亲切，他鼓励知识分子认真改造世界观，彻底同过去决裂，他再三告诫，反复解释，甚至以自己为例，讲他的家庭出身和他的兄弟的事情，用亲身经历来勉励我们。他出身剥削阶级，但是他同家庭彻底决裂了。他有一句话我至今还记得：“不要重视自己少年时期的印象，当时见到的房子，地方，见到的事物，以为很大，后来再看见就觉得并不是那么一回事。”我常常用这句话来分析自己过去的一些印象，的确是这样。总理总是鼓励人朝前看，不要留恋过去。他鼓励知识分子丢掉包袱，积极参加斗争。和总理握手告别的时候，我总有这样的感觉：他的笑容和他的紧紧握手含有多大的关心！
我还记得一1955年4月发生的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那个时候参加万隆会议的中国记者包乘的印度飞机克什米尔公主号在空中爆炸，这是由于国民党特务安放定时炸弹造成的破坏事故，目的是妄图暗害出席万隆会议的总理。我当时在印度新德里参加一个会议，我们这个人数相当多的代表团是在十天以前包乘印度飞机从香港机场起飞的。会议闭幕，我们准备包乘原机飞回香港的时候，突然接到命令总理要我们等候通知，准备改道直接飞回昆明。总理在会议繁忙、斗争紧张的时候，还关心我们这些人的安全，作出这样具体的妥善安排，我们都很感动。我常常感觉到他关心的不止是某一个人，整个国家、全体人民、全体干部的事情都时时萦绕着他的心。
1965年年底在总理为斯特朗80岁生日在上海举行的宴会结束后，总理留下来同参加宴会的几位歌唱家谈话，要他们再唱一遍《长征组歌》。总理说：“我很喜欢听。”他明亮的眼光里流露出很深的感情。我不禁想起他以前在一次报告中提到的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里面老班长的一段话，那段话是：“他们用小米把我们养大，用小车把我们送过长江，送到南京路上，就让她含着眼泪回去了？乡亲们知道了会怎么样？”总理说：“我每次听到这段话就要流眼泪。”他说话时声音微微颤动，他动了感情，他又想起过去那些艰苦的日子了。总理对人民真有一种血肉相连的感情。这次总理还向歌唱家们解释“毛主席用兵真如神”这句歌词的深刻意义，他同他们一起唱起来，还作手势，和司徒汉同志一起指挥。他这样喜爱《长征组歌》，他病重期间，在医院里想再听一次《长征组歌》，可是“四人帮”不让人给他送《长征组歌》的录音磁带去！就是在这次的宴会上，我又见到了总理，他同在座的人都碰了杯。他到了我前面，陪同他走来的陈丕显同志说：“他刚从越南回来。”总理点头笑道：“我知道。”他对我说：“你比我先走了一步。”他的鼓励的笑容使我充满了感激之情。
我最后一次和总理谈话，是在1966年7月，总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招待出席亚非作家紧急会议的外宾，总理到得早。他和我握手，笑着说：“你先到了？”我说：“总理，您太忙了，也不休息一会儿？”总理说：“我习惯了，不觉得忙。”我看见他的和蔼的笑容，就想起三年前，春节农历初四，总理在上海泰兴路文化俱乐部召开座谈会，吃晚饭的时候，邓颖超同志说：“这些年总理从未休息过，只有这次因为痔疮出血才休假几天。”其实这哪里是休假？总理召开座谈会了解各方面的情况也是为了工作。我们的总理，哪里有过一天的休息？招待宴会后第二天我又看见总理了，那是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支持越南人民抗美斗争的大会上，大会结束，总理和陈毅同志有说有笑地离开了主席台，他的脚步稳健，声音洪亮。望着他的背影，我做梦也没有想到他已经患了心脏病需要随身携带硝酸甘油了，我更想不到这会是我最后一次看见他……
关于总理的回忆是说不尽、讲不完的。我在这里只是简单地讲了几件事情。十年前我在小报上看到张春桥的一次报告，当时窃取了上海市革委会主任职权的张春桥杀气腾腾地说，上海文艺界有一些通天的人，因此他已经向总理打过招呼，不要管上海文艺界的事情。从此上海文艺界的一些同志就给剥夺了看见总理的权利，也就完全落在“四人帮”及其在上海的余党的手里，由他们随意摆布了。我是绝不甘心的。然而个人的遭遇毕竟是很渺小的事情。我们更关心的是毛主席和周总理的健康。十年来我天天盼望能再看见总理一面，再听一次总理的教诲，我愿意接受总理的批评，向他保证我要认真改造自己。但是我从报纸刊出的照片上看见总理一天天地瘦下去，病容越来越显著。前年九月总理在医院里会见罗马尼亚外宾的照片给全国人民带来多大的焦虑。有什么办法能够挽救总理的光辉的生命？谁也不能想象总理会离开我们。但是每个人都感觉到这个日子一天天在逼近。大家都有这样的心愿：想一切办法让总理活下去，尽一切力量减轻总理的病痛。然而“四人帮”及其余党不是这样想，他们想方设法陷害总理，迫害总理，破坏总理的治疗。总理在病中不但要为国家大事和人民生活操劳，而且要跟疾病战斗，要跟祸国殃民的“四人帮”战斗，一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他还聆听新近发表的毛主席词二首的朗诵，他还反复唱《国际歌》：“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这说明我们的好总理在忍受巨大病痛的时候，对共产主义的事业始终怀着坚定的信念。
去年1月9日凌晨，电波传来的哀乐终于使我的希望破灭。我还记得，我刚刚打开收音机，意外地听到了哀乐，我愣了一下。睡在旁边另一张床上的我的儿子马上惊呼了一声“总理！”再也讲不出话来。这个在新中国生长的青年也和老一辈的人一样热爱我们的总理。“人民的好总理，我们不能离开你！”人们哭着，喊着。我们的总理为八亿人民操了那么多的心，总理给毛主席亲手缔造的新中国注入了那么多的心血，每个人的幸福生活里都有总理的无限的关心。八亿人民用什么来表示我们热爱总理的感情呢？八亿人民用什么来表示我们对陷害、迫害总理的“四人帮”的深仇大恨呢？
我去年和那位朋友见面的时候，我和少数几个熟人经常谈起总理的时候，我静下来想起总理为了我们这些人的进步和改造花费多少心血的时候，我想到这位大公无私连骨灰也献给祖国大地的伟大人物遭受“四人帮”迫害的时候，怒火烧着我的心，我反复地问：用什么来表示？用什么来表示？我们究竟用什么来回答总理临终前反复唱的“团结起来到明天”呢？
回答终于来了。八亿人民的心愿实现了。恶贯满盈的“四人帮”给粉碎了。这一伙张牙舞爪、不可一世的妖魔鬼怪全给打翻在地上，再也翻不了身了。毛泽东思想的阳光普照大地，万众欢腾的歌声又响遍全国。人们可以心情舒畅、毫无顾虑地倾吐自己的感情。人们在报刊上、在讲台上、在会场里畅谈总理的丰功伟绩，在舞台上、在银幕上、在荧光屏上尽情歌唱怀念总理的深情，演员淌着眼泪，听众也淌眼泪，泪水流成一片，演员还是要唱，听众还是要听。人们在交谈中常常含着眼泪讲起总理，到今天还是这样。像这样的事情过去哪里有过？这些流不尽的、感情真挚的眼泪，像一根带子把八亿人民的心牢牢地拴在一起了。这些眼泪是为了什么呢？这是为了表示对我们总理的无限感激和无限敬爱。我们没有权利在敬爱的总理的遗像前面流下悲伤的眼泪。八亿人民团结得比任何时候都更紧密，团结得像一个人，迈着坚定雄伟的步伐奋勇前进。
我又一次翻开纪念总理的书册，望着总理的遗像，我止不住满眶热泪。我再也听不到敬爱的总理的教诲了。但是我一定要把心里话讲出来，我的心才能够平静：对于千方百计迫害、陷害总理的人，绝不能心慈手软。一定要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进行到底，彻底肃清“四人帮”的流毒，把社会主义祖国建设得无限光明、无限美好。我们总理的骨灰长留在伟大祖国的江河、山野，他的光辉形象将与山河共存、日月同辉；子孙万代将牢牢记住他的英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