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萌
如果把自己比喻一辆车，在这漫长的人生路上，走过的沟沟壑壑实在多，几乎对前程失去信心时，忽然，一条顺畅道路铺在眼前，惊异中让我的心为之一震。曾经有过的愁苦和怨怼，顿时变成车轮下尘土，扬弃在渐渐远去的路上。前景似乎不再暗淡。即便后来也有坎坷，但是，对于生命再构不成威胁，总算平安到达目的地。
让我扭转命运的时间是1978年——这年板结的政治土地开始松动。给我发展机遇的地方是《工人日报》社——这家报纸停刊多年即将复刊。我可以毫不掩饰地说，1978年这个年份是我的吉时，《工人日报》社是我的福地，我常常怀着感激之情，回忆那段美好、舒心的日子。
年轻时由于天真幼稚，在动员鸣放的运动里，说了几句真话实话，结果给自己招来祸患，沦落成政治贱民，从北京流放边疆。苦重的劳动，缄口的惩罚，这些都好忍受，唯一难耐的，就是那思念——思念故乡，思念亲人，思念自由，思念欢乐，思念人应该过的正常生活。每年到了秋冬时节，听着那呼啸的风声，看着那飘落的雪花，想起家乡和亲人，就会感叹多舛的命运。更忧虑这样的日子，何时算是个尽头，一想到可能终老他乡，脆弱的生命支点，如同一张薄薄的纸，被轻易地捅破了，显露出来的自己，原来是如此难堪。倘若不是考虑再获罪，痛快地放声大哭一场，或者淋漓尽致地大骂几声，这样的念头常常闪在脑海。唉，毕竟罪身不容，于是只好在忍耐中，想念远方的亲人，回味有过的欢乐。
记得小时候在家乡，秋天捡拾落叶把玩，冬天在雪地里戏闹，回到家里母亲看见，先是问问冷不冷，而后立刻端杯热茶，让赶快焐一焐双手。万一有个小病小恙，母亲总会给些药吃，饭食上更是加倍关照，自打成为罪人流放外乡，别说母亲的照抚了，连见面的机会都很少。留在母子心中的都是思念的折磨。因此这之后的每个秋冬，只要被什么景物触动，勾出我思乡的情绪，就会自然而然想起，在母亲身边的那些往事。我被流放22年，22个秋天，总会有这乡愁。读到有关乡愁的诗文，想起家乡景致和幼年生活，有时就独自悄悄落泪。男子汉的尊严，此时荡然无存……
还好，忍耐了二十几年，祈盼了二十几年，幸运之神突然眷顾。几乎在毫无准备情况下，我获得一个返京的机会。从此改变了生存状态。尽管这时我已经是人到中年，生命季节正是秋天，但是心野依然蓬勃，渴望在新的时代里，认真地做点自己喜欢的事。
那是在遭逢“文革”大难之后，被破坏的中国百废待兴，停刊多年的《工人日报》准备复刊，经多年好友王文祥（原《人民日报》海外版副总编辑）推荐，我被借调到《工人日报》当编辑。在此之前的十数年间，我都在农场、工厂劳动。“文革”中先是进学习班受审查，后又被送到五七干校劳动，直到“清理阶级队伍”结束，分配我到《乌兰察布日报》社，政治命运才多少有些好转。但是“摘帽右派”的政治身份，却依然像个幽灵盘旋心中，做什么事情都是小心翼翼，生怕在被视为“专政工具”的报社，再犯什么不可饶恕的过错，重新遭贬斥成“牛鬼蛇神”。作为有如此政治身份的人，在一个什么都讲出身的年份，我能得到这个岗位已经知足。这是我当时唯一的愿望。而且做好在此终了一生的准备。
然而，政治伤疤明摆在头上，想不让人揭不大可能，特别是在牵涉个人利益事情上，政治身份是取舍的重要标准。在工资调整停顿多年之后，国家准备给大家增加工资，名额毕竟有限，总有人调不上，可是机会却是平等的，谁也没有权力剥夺谁。在报社调资动员会上，编辑部一位负责人讲话，公开点名拿我做例子，先是夸奖我一番，而后说“因为名额有限，这次恐怕就不好考虑了”。工资还未正式调，就先剥夺我正当权力，听后心里很不是滋味儿，当天夜晚怎么也睡不着觉，满腔的忧愤无处诉说，本能地想起家乡想起父母，浓浓的乡愁犹如乌云，推开我痛苦和不解的闸门，委屈的泪水顿时急淌下来。
假如他不是公开这样讲，私下里跟我交换一下意见，我想我是会理解和放弃的，因为，即使在1957年受处分降了级，在那家报社职工工资中，相比之下我还属于高的，放弃一次根本算不得什么。他这样公开表态剥夺，很明显是拿政治身份说事，在我看来，这不仅是不按政策办事，而且是对人格的伤害，无论如何我都无法接受。在我的心目中，人格和尊严位置，远比政治生命，更为珍贵和重要。在人格和尊严上，我从来都不让步。这也正是我倒霉的原因。此刻，尽管有可心工作和稳定生活，按说应该用忍耐求平安，但是，天性不允许我有丝毫退让，既然没有权力享受，我也没有义务当陪衬，这个工资我就不调了。次日便请假回天津探亲，起初领导一再劝阻，最后在我的坚持下，领导只好批准。当夜我便乘上返乡列车。
跟每次路过北京一样，我总要看望几位好友。见到王文祥说起这件事，他也觉得不合乎国家政策，并且对我的遭遇很抱不平。稍停片刻，他说：“干脆，我想想办法，你回北京吧。”要知道，那时“右派”问题，还没有改正啊，这种事怎么可能呢？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耳朵。接着他又说：“到《中国青年报》、《工人日报》都行，我给你联系，不过青年报有个年龄限制，呆几年你还得调动，还不如直接到《工人日报》。”话都说到这个份儿上，我又不能不相信，何况此时，王文祥正参与《中国青年报》复刊准备，更没有理由不相信他的话。只是想到自己的政治情况，心里难免犯嘀咕：在内蒙古连调工资的资格都没有，现在说调北京就真能够调来吗？万一人家再从政治问题上卡，岂不是会受更大的羞辱？王文祥是我年轻时的同事，几十年的交往是值得信赖。经过再三思索，还是听了文祥的话，连天津父母家都未去，带着几分疑惑和期望，当夜乘车折返内蒙古。谁知事情竟然很快有了眉目，未过几天，便接到《工人日报》借调信。办理调动手续时，虽说有人设置障碍，用种种借口阻拦，在几位好友的帮助下，最终我还是到了北京。
到《工人日报》报到时，正是1978年的秋天。这是北京最好季节，满街槐花飘香，蓝天白鸽飞翔，闻着这久违的气息，心中有说不出的快乐。饱受“文革”灾难的首都，刚刚从窒闷中苏醒，行人脸上荡漾着喜悦，说话都不再那样拘谨，这种情绪无形中感染着我。使我隐约地觉得，这世道真的变了，不然，我的调动不会如此顺利。
筹备复刊的《工人日报》社，大院走动的人，楼内上下的人，都显得异常紧张而又兴奋，如同冬眠迎春的花树枝，每株都想早点绽放异彩。我被分配到文艺部，并以老编辑的身份，被委任为编辑组长，主编《文化宫》副刊，跟其他同仁一样，为报纸复刊尽心忙碌。有时上完夜班回到宿舍，睡不着觉在床上辗转反侧，我就独自想：同在一片蓝天下，北京和内蒙古两地，地域距离并不很远，政策执行咋就不同？假如没有朋友帮助到《工人日报》社，我还不是依然在那家报纸，满足于得来不易的编辑职业。当然，更不会有我后来的发展。人的命运就是这样奇妙，哪怕一步走错或走对，都有可能影响自己一生。
同样是从1978年起，我搁置多年的笔，开始捡拾起来。先是因工作需要，给我主持的副刊，写些配合性文字，后来应《中国青年报》之约，为《青春寄语》专栏，写些适合年轻人阅读文章。《寻找你青春的歌》、《不要熄灭心中的灯火》两篇短文，在报纸发表后竟然得到读者认可，其后《解放军报》、《辽宁青年》、《河南青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吉林人民广播电台等媒体，都相继来信来人找我约稿，中国青年出版社和四川人民出版社，还派编辑找上门来要为我出书，这样，在不知不觉中又开始业余写作。我的第一本散文集《生活，这样告诉我》，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后，此时正好中宣部、国家出版局、共青团中央、全国总工会举行图书评奖，这本书被评为“全国首届优秀青年读物一等奖”，这也是我平生第一次因写作获奖。此后，四川人民出版社又出版了我的第二本散文集《心灵的星光》，这就给我的写作增强了信心和动力。比这更为重要的是，曾经因笔墨罹难的恐惧感，渐渐地在写作快乐中淡忘，沉寂多年近乎老死的心，仿佛又有了新的生机。追补失去的时光，找回原来的自己，尽管知道不大可能，却也成了我那时的向往。白天编报纸，夜晚写文章，睡眠有时三四个小时，并不觉得怎么累，积蓄多年的正常人体能，像山泉水似的喷发出来。
借助《工人日报》这个地盘，我重新熟悉了北京，重新融入了文学界。过去在各种政治运动中，受迫害乃至被治罪的大批作家，这时纷纷从流放地陆续回来。这些人中有的过去就认识，有的是我北大荒难友，有的是到《工人日报》认识的，大家都处于雨过天晴的兴奋中，彼此之间交往交谈再无防备。我以报社编辑身份向作家们约稿，我以报社记者身份出席文学会议，二十多年的痛苦经历被暂时遗忘。那时的北京文化界，如同久闭的潮湿暗屋，门户被一股清风吹开，感到格外的明亮清新。走过文化沙漠地段，迎来花红柳绿美景——禁锢的图书开禁了，封存的电影放映了，连《魂断蓝桥》、《翠堤春晓》等外国电影，都以内部参考名义播放，我这个穷乡僻壤归来人，着实地饱了眼福开了眼界。著名指挥家小泽征尔、小提琴家师·特恩的到来，让优美的纯音乐重新响起，使人们被“文革”歌曲折磨的耳朵，从此不再有受刑的感觉。我作为报纸从业人员，都能得天独厚最先享受，心灵和思想也就显得开阔。
就是在这种清风送爽的氛围里，我所在的《工人日报》文艺部副刊，先后发表或转载了《于无声处》、《乔厂长上任记》、《爱情位置》等文学作品，刊发了《祝酒歌》、《让生活充满阳光》等歌曲，还有老诗人艾青归来后写的《镜子》、《花样滑冰》等多首短诗，以及“三家村”作者之一廖沫沙平反后写的杂文。能够见证这段历史，我为自己感到欣慰。当然，比这更令我兴奋的是，相隔半年之久，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四届文代会召开，我以记者身份参加大会采访。那些我敬重的文学泰斗，那些我钦佩的艺术大师，经过长期磨难和漫长等待，此刻相聚北京西苑宾馆。亲见他们相逢时的情景，作为一个晚辈文化人，为他们失去的宝贵时光惋惜，更为他们脸上有了微笑欣慰。尽管开心的日子来得迟了，但是毕竟还是真的来了，怎么能不让人们高兴呢。有的人合影留念，有的人对盏言欢，多年的思想隔膜，在一时的欢乐中，仿佛都不复存在，共同迎来的美好春天，让人们的心胸变得豁达。
这时，时间仿佛也在追悔荒唐时段，许多被扭曲的历史事件，都在拨乱反正中重新审视。我的“右派”问题改正后，又顺利调入中国作家协会，在刚刚复刊的《新观察》杂志社，开始我后半生的跋涉。栖身在年轻时起步的地方，人是熟的，地是熟的，就连散放的气息都无陌生感。尤其是距家乡和亲人近了，心里也就比过去显得踏实。就是从这个秋天开始，长长的幽怨，浓浓的乡愁，好像永远不再属于我。我这辆半新不旧的车，在其后的人生道路上，又欢快地奔跑许多年，超过退休年龄才停歇。留下深深辙印的时间，是30年前的那个秋天。从那个秋天起，我没有了乡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