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在美国对于人的观察，很通行所谓四P要诀。Personality，译中文为“人格”；第二P为Principle，可译为“原则”或“主义”；第三P为Programme，可译为“进行程序”或“计划”；第四P为Practicability，可译为“可以实行”或“可行”。原文这四个字都有P字为首，故称四P。就是说要观察人，第一要注意他的“人格”怎样，第二要注意他的“主义”怎样，第三要注意他的有无“计划”或怎样，第四要注意他的计划是否“可行”。他们以为对人能仔细考察他的四P，思过半矣。
不过我们倘略加研究，便觉得所谓“人格”，人人看法不同。在统治者看来，往往觉得奴性并无背于人格；在革命者看来，和罪恶妥协都是人格的破产。从前认女子殉夫或上门守节是女子的无上的好人格，现在却不值得识者之一笑。这样看来，所谓“人格”，
还该需要一种新标准。我以为人格的新标准，应以对社会全体生活有何影响为中心；对于社会全体生活有利的便是好的，对于社会全体生活有害的便是坏的。例如压迫者榨取者之欢迎“奴性”，是要利用多数人以供少数人享用的工具，这于全体生活是有害无利，是很显然的，关于第二P的“主义”，也可以这同样的标准做测量的尺度。
第三P和第四P合起来讲，有了“计划”还要“可行”，这便是说计划要能对准现实，作对症下药的实施，不是徒唱高调的玩意儿。但是有时“计划”之“可行”，虽为识见深远者所预见，往往为眼光浅短者所无从了解，嚣然以高调相识，为积极进行中的莫大障碍。在这种情况之下，便靠实有真知灼见者之力排众议，以坚毅的精神，和困难作殊死战。等到成绩显然，水落石出，盲目的反对或阻碍有如沸汤灌雪，立见消融。所以第四P的辨别判断，尤恃有超卓的识见，对于现实须具有丰富缜密的观察。
（原载1932年12月3日《生活》周刊第7卷第48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