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下两条重要的史料
吴江
在我的手上，尚留下一份重要的历史资料，为防身后遗失，特记载于此，以飨读者。
(一)1979年1月3日，在中央宣传部的一次例会上，胡乔木(按：原文未写胡乔木的实名，此次收入集子，采纳读者的意见，采用了实名制)说：“现在党内存在着‘否定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否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观念’的三股风，局势和1957年初相似，甚至还复杂很多”(按：所谓“1957年初”的形势，就是“右派”疯狂进攻的形势，可参阅《毛泽东选集》五卷《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
事后，胡耀邦找胡乔木谈话，指出，他对形势的看法不正确，说有“三股风”是不合适的。
(二)1980年9月24日，胡耀邦收到胡乔木来信，来信就9月间波兰全国范围罢工表示了独特的看法，认为波兰事件说明：持不同政见的人利用社会的经济政治矛盾，可能使其达到激烈的程度和爆发的形式。信上说，我国也有持不同政见者，他们一旦与心怀不满的群众相结合，就可能成为一股巨大的力量，爆发波兰事件不是不可能的，希望中央引为殷鉴，研究对策。
胡耀邦对中央党校少数人(我也在内)说起这件事，认为波兰事件说明了波兰人民不满苏联霸权主义，积极要求改革，我们在波兰事件中要“引为殷鉴”的应是加快改革开放的进程。
此时胡乔木已是中央副秘书长，为尊重胡乔木起见，胡耀邦将此信批发给书记处有关同志参阅。胡乔木信的实际用意是反右(现在叫“反自由化”)，而胡耀邦的这种态度实际上是阻止了又一次反右运动的发生，保护了改革开放事业的进行。然而，胡耀邦后来却终于肩负“反自由化不力”的罪名而下台。
(载《文汇读书周报》2010年5月7日)
因此引发的讨论之一：为吴江同志“重要的史料”做一点补正
宋木文
《文汇读书周报》2010年5月7日发表吴江同志《留下一份重要的史料》一文，讲胡耀邦曾两次拒绝胡乔木(吴老文中称“胡××”，我以为还是恢复实名为好，何必让别人再去猜测)的主张，因而“实际上是阻止了又一次反‘右派’运动的发生”。这是一句讲得很重的话。他以两件事来作证明。一件是1979年1月3日胡乔木在中宣部例会上的讲话遭到胡耀邦的批评。这件事我不知情，这里就不说了。另一件事我却是知道一点事实的，那就是吴江同志说1980年9月24日胡乔木致信胡耀邦，就波兰团结工会事件“表示了独特的看法”，“希望中央引为殷鉴，研究对策”，“胡耀邦对来信未予理睬”。吴江同志还郑重地声明，对他手头保存的重要的史料“为防止日后遗失，特记载于此，以飨读者”。
其实，胡乔木因波兰团结工会事件致胡耀邦的那封信，早已收入人民出版社公开出版的《胡乔木书信集》，关心这件事的人一查便得，用不着“防止日后遗失”的了。
更重要的是，胡耀邦对胡乔木这封信，是否“未予理睬”？不是。相反，他还批准在中央的一个内刊上刊载，让中央和国务院有关部门的领导同志阅研。胡乔木以波兰事件为教训，建议中央各部门就“一个共产党执政国家”的“社会内部矛盾”等进行研究，说“我不认为是阶级斗争”，并且着重讲到1956年波匈事件后，毛泽东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可惜“后来完全反其道而行之，把人民内部矛盾当成敌我矛盾，造成历史上的大悲剧”，未能解决“一整套分权、民主、人权、法制、党的工作体制和工作方针等问题”，“希望今天的党中央引为殷鉴，对每一有关问题认真研究制订出正确的具体解决办法并予以力行，则他人之祸即可化为我人之福了”。我至今以为，胡乔木作为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向时任中央总书记写的这封信，无论时机和内容都是正常的，他谈到的一些问题同邓小平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等讲话中的精神是相通的，实在看不出有什么“独特的看法”，更谈不上有什么会令人忧虑导致“又一次反‘右派’运动的发生”。
因为中央内刊上转发了胡乔木这封信，当时我所在的国家出版局党组认真讨论了这封信，并且向中央书记处写了报告，认为在出版方面容易引起社会矛盾的主要是出版自由问题，党组主要负责人陈翰伯要我协助他起草这个报告和对策建议，以“如何保障宪法规定的出版自由”为题，于1980年10月9日报送中央书记处。这个报告，经我提议，已收入商务印书馆版的《陈翰伯文集》；我在著文怀念陈翰伯时，也讲到此事，详载于中国书籍出版社1996年版《宋木文出版文集》第59—61页。陈翰伯的报告一开始就写道：“读了乔木同志给耀邦同志的信，深受启发。波兰事件对我们的重大意义在于要以波兰事件为殷鉴，研究我国社会内部的矛盾，制定并实行正确的政策，避免激化矛盾，达到安定团结的目的，以利于‘四化’建设。”报告在叙述分析了出版自由问题的中外历史与现状后指出：“出版方面，以波兰事件引为殷鉴，就要求我们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适当参考资产阶级民主的某些经验和方法，探索并逐步形成一套实行社会主义出版自由的制度。”还建议制订出版法，“使宪法规定的出版自由得以正确地贯彻执行”。
不难看出，陈翰伯这位老共产党员，站在自身岗位，出于维护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以改革开放的眼光，观察刚刚步入20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新形势新矛盾，他所提出的对策建议也是符合改革开放新形势和国家长治久安新要求的。这也表明，许多同志读到胡乔木给胡耀邦的信时，并没有产生像吴江同志那样的一种理解。
老同志留下一些“重要的史料”是十分必要的。但涉及已故的无缘起来声辩的同志的事情、并且得出很严重的结论时，似乎应当更慎重些。
(载《文汇读书周报》2010年7月23日)
对于我所提供的两条史料的补充说明
吴江
编者按：宋木文《为吴江同志“重要的史料”做一点补正》刊出后，吴江就其《留下一份重要的史料》中的两条史料又作了补充说明。为便于读者了解相关背景，本报今日特同时刊发宋木文随《为吴江同志“重要的史料”做一点补正》一文提供给本报编辑部的两个复印件，其中胡乔木致胡耀邦的一封信已收入《胡乔木书信集》，《如何保障宪法规定的出版自由》已收入《陈翰伯文集》，两书均已公开出版。
我在今年5月7日的《文汇读书周报》上发表《留下一份重要的史料》一文，很简短，实际上只能算是史料线索。不久，在7月23日《文汇读书周报》上读到宋木文同志所写《为吴江同志“重要的史料”做一点补正》一文，并提供了一些资料，其中有一篇已故陈翰伯同志所写的《如何保障宪法规定的出版自由》，十分重要，这是我所看到的正式提出我们应当制订一部新闻出版法的第一篇文章(文章也从乔木给胡耀邦的信说起)。但我不来谈这篇文章，我只是想对我提供的两条史料做一点补充说明，以回应宋木文同志的厚意。
先说第一条史料，1979年1月3日胡乔木在中宣部一次例会上的讲话。这次讲话缘起如下：1979年1月2日，正是筹办理论工作务虚会的时候，华国锋突然找胡耀邦和胡乔木谈话，谈当前社会上的政治动向问题。有一本2009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胡耀邦在历史转折关头》的书(作者韩洪洪)记录了这件事，说：“胡乔木在1月3日中宣部例会上，传达了华国锋谈话的内容。接着说，三中全会不可避免地要发生或引起一种趋势，就是对毛主席全盘否定的倾向或情绪。这种倾向、情绪、趋势，远远超过了分析毛主席一生的错误和缺点。这个问题也联系到否定党的领导倾向，怀疑和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这种倾向、趋势都出来了。……有人说，社会主义不如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说这话的不是个别人，我们应当把这个问题摆在宣传工作的第一位。现在的情况，很多和年初相似，形势比1957年初复杂得多。”(见该书第172页)
请注意：胡乔木是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不可避免地要发生或引起上述的趋势。这是什么话！这岂不是和当时盛传的所谓“三中全会犯了右倾修正主义错误”唱同一个调子吗？接着他接连说了全盘否定毛主席，否定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等话，说现在的形势和1957年初相似，甚至还要复杂。
现在我明白了，胡乔木为什么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极少露面，由胡耀邦一人唱独角戏。这个重要的会议最后终于草草收场了，惜哉！
关于第二条史料，对波兰发生团结工会事件的态度。在国内，1980年是领导层大变动时期，华国锋下台，1980年2月，胡耀邦在十一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总书记。9月，波兰事件发生了，我国上下当然关注这件事，但看法不同。如上所说，陈翰伯同志是提出要以波兰事件为殷鉴，研究我国社会内部的矛盾，制定并实行正确的政策，以达到安定团结的目的。他提出解决矛盾的办法之一是制订新闻出版法，正确解决出版自由问题，这是有胆识的。胡耀邦则提出解决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以改革来化解各种矛盾，以改革来防止类似波兰事件的发生。胡乔木的看法就不同了，他为此给胡耀邦写了一封信。胡耀邦于就职总书记后不久来党校安排工作，谈起波兰事件和胡乔木给他的信，他对这封信说了他自己的看法，话并不多，是附带提及的。
现在宋木文同志将胡乔木致胡耀邦的信从已出版的《胡乔木书信集》中摘出，向我们公布。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胡乔木的信是在胡耀邦的手里，胡耀邦即使有意见，也不会将原信退回。那么，收在《胡乔木书信集》里的那封信是复印呢，还是另有修改？这点且放下。据宋木文同志说，胡耀邦曾将原信在中央一个内部刊物上刊载，我未曾见，但我想不妨将原信和后来收入《胡乔木书信集》的那封信对照一下，以明究竟。即使从宋木文同志提出的1980年9月24日胡乔木致胡耀邦信，我们也可以看出胡乔木的态度。他虽然提出要以民主化方法来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但从他以后的所作所为看，他的着重点显然不在这里。他在信中一语不及改革，更不提“出版自由”，只是警告我们，“我们也有少数持不同政见者与心怀不满的工人群众相结合可能成为怎样一股巨大力量”，我们应当对这些成员“开展各种形式的教育争取分化工作并辅以必要的打击措施应成为当务之急”。仅此两句，已令人刮目相看，以后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
在我们的上空，波兰团结工会的乌云，直到苏联垮台东欧变色以后，才最终散去。
这段历史总算跨过去了！
(文中个别句子的着重点，系本文作者所加。)
(载《文汇读书周报》2010年8月6日)
胡乔木致胡耀邦的一封信
(一九八○年九月二十四日)
耀邦同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