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兰事件对我们有重大意义。建议书记处或联合国务院召集一次会议进行专门讨论。这次事件，对于我们进一步认识苏联东欧各国社会矛盾及各国外交关系固然很有帮助，但我想我们的讨论主要宜重于国内。一个共产党执政国家(姑且如此说)的社会内部矛盾(我不认为是阶级斗争，这是我们要研究的另外一种性质的社会政治矛盾，波匈事件和我们的十年内乱以及目前的民族纠纷都是它的不同表现形式)可能达到的激烈程度和爆发形式；社会主义制度所未能解决的政府与人民之间的隔阂或对立，包括经济纠葛(除物价、工资、供应、住宅、就业等项外，还有把政策、计划和经营的错误造成的巨大损失转嫁于人民，这就使上述各项问题更严重，我们也一样)和政治纠葛(我们也有，少数持不同政见者与心怀不满的工人群众相结合可能成为怎样一股巨大力量，这一点对我们应是一个重大教训，因此，对所谓自发组织绝不能以驱入地下为了结，而政治的有计划有领导的民主化和对这些组织的成员开展各种形式的教育争取分化工作并辅以必要的打击措施应成为当务之急)；外来思想、经济、政治、文化影响(这在我们也是一大问题)；工会之可以分为官方工会与独立工会(我们如不从速解决也并非不能造成这种局势，而且其他群众组织也可出现类似情况)；宗教之可以成为严重政治问题(我们过去都把宗教问题看得太简单了，其实是汉人大多数因长期宗教观念淡漠而产生的错觉，故现在非认真研究对策不可，可能在若干方面要作出一定合理的让步，尤其要培养一大批真正拥护党的真正宗教领袖和宗教信徒)等，凡此都是现成的迫切的一课。且因与我无直接利害关系，我可以作出较为客观的分析。我希望中联、中调、外研、社研、计委及有关各财经部门、工会、青年团、中宣、《人民日报》、新华社、教育、文化、出版、公安、法制、中纪委、统战各部委都能从各自角度出发进行研究，事前写成一两页至多三四页的建议(即鉴于波兰事件的教训对于我们当前某一方面或某几方面工作的建议)，讨论前大家都看过，如此则开会时只需互相补充意见而不必解释，也许到会的人虽多，会还是可以开得不长。书记处和国务院也不一定要在会上作结论，也可能开过一次会后还要再开一两次或分头深入研究。如各方建议确有某些重要而紧迫的内容，则可考虑由书记处和国务院分别作出一些具体决定或指示。波兰事件没有结束，它还要发展并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世界前途(如在波继续演变扩大和影响到邻国或引起苏联干涉时)。1956年波匈事件时，毛主席曾企图由此引出结论，正确解决我国人民内部矛盾。毛主席提出这个问题非常正确而重要，至今仍有巨大指导意义。可惜：(1)后来完全反其道而行之，把人民内部矛盾当成敌我矛盾，造成历史上的大悲剧，即认为人民内部矛盾部分亦未实际正确解决。(2)《正确解决》一文的内容其实并未完全正确解决，除因修改而前后矛盾外，还因为社会主义社会内部主要矛盾是经济问题，该文并未认真研究，都是不能用“团结——批评——团结”解决的；其次矛盾是政治社会文化等问题，亦非“团结——批评——团结”或“双百方针”所能完全解决，这就要解决一整套分权、民主、人权、法制、党的工作体制和工作方针等问题，该文亦略而未谈。这本亦不是一篇讲话一个时候所能解决的，而是社会主义社会的长期任务。现在新的波兰事件又来了，希望今天的党中央引为殷鉴，对每一有关问题认真研究制订出正确的具体解决办法并予以力行，则他人之祸即可化为我人之福了。
匆匆写就，错误和不周到之处必多，请指正。
敬礼
胡乔木
九月二十四日
据铅印件排印
〔吴江评说：为了使读者了解真相，宋木文同志将发生波兰团结工会事件后胡乔木写给胡耀邦的信公诸报端。为了存真起见，我把这封信收在我的集子中，并谈谈我的一点看法。我认为，1980年9月发生的波兰团结工会事件和1956年发生的匈波事件，无论在国际关系背景上和对我国的影响，两者都有很大的不同。胡乔木信中提到当年的匈波事件，但没有指出两者的不同点。1956年发生匈波事件时，中苏关系正常，两国对事件的立场一致，中国并敦促苏联出兵匈牙利。中国领导人过分估计匈波事件对中国的影响，后来中国发生大规模的反“右派”运动，就和这种过分估计其影响有关，这是重大的历史教训。20世纪60年代后，由于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和霸权主义及其对外政策，中苏关系破裂，中苏大论战，中国被迫联美抗苏，中国共产党同苏共及世界上70多个共产党中断了关系，包括波兰在内。1980年波兰之所以发生团结工会事件，从根本上来说，也是由于苏联的大国霸权主义损害其国家的独立自主权所致。当时我国从反对苏联修正主义及其大国霸权主义立场出发，对波兰突然冒出团结工会事件，使局势动荡，采取静观态度，不发表评论；波兰团结工会领导人则曾几次应邀出席我国驻波兰总领事馆的国庆招待会活动，并和中国记者多有接触，但是我国总工会和波兰团结工会并无来往，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波兰事件对我国也有一定负面影响，如国内也有个别学校的青年人要求组织“团结工会”，个别地方学生闹事等，这些，有的和波兰事件的影响有关，有些则无关，均经说服制止。重要的是，中国的工人群众或工会没有人理睬此类活动。当时，胡乔木信中提出要正视波兰事件对国内的影响是对的，但他对中国局势的看法则未免过分，从他的看法和提出的措施来看，他似乎仍保留着“1957年初”的那种思维和警惕，他认为波兰事件也会在中国重演，所以他总想把此事在国内“搞热”。胡耀邦只将胡乔木写给他的信批给书记处有关同志参阅；是胡乔木本人，他在明知道总书记有不同意见的情况下，以一些部门向他索要信件为由，自己将信作了一些修改并以书记处文件的名义散发给中央27个部门。这样的事，党内少见。胡耀邦则认为，像波兰那样的问题不致在中国出现，因为中国早已明确反对苏联大国霸权主义，走独立自主之路，现在我们应当做的是加紧抓自身的改革，抓发展生产力。所以在1980年，他即提出中国经济要在20年内翻两番，每年的增长率须在7％以上，突破所谓“争五保四”的老框框。实践证明这是对的。而以为“一封信抵挡住了波兰事件在中国的发生”，则历史证明不过是虚挎之谈。——吴江2011年5月10日特记〕
因此引发的讨论之二：胡乔木在大转折年代对调整阶级斗争理论的重要贡献
——学习笔记：从吴江同志的“两条重要的史料”说起
宋木文
吴江同志2010年5月7日在《文汇读书周报》发表《留下一份重要的史料》，想用两条史料来说明，由于胡耀邦的阻止，胡乔木欲发动又一次“反右派”运动的打算才未能得逞。7月23日，我写了一篇《为吴江同志“重要的史料”做一点补正》，就其中胡乔木以波兰事件为殷鉴致胡耀邦信的史料提出质疑。他又于8月6日在该报发表《对我所提供的两条史料的补充说明》(以下简称《补充说明》)作为回应。考虑到，他对我所关注和质疑的问题虽未正面肯定，但也没有直接否认，本不想再撰文商榷了。但近来看到一些当年的内部文件、工作笔记和图书等史料，觉得有必要着重对另一条史料，即胡乔木1979年1月3日在中宣部碰头会上的讲话，用历史事实澄清误传，阐明观点。这也是我对有关书报刊和历史文献的一次学习和考证。
《补充说明》首先让我们了解到，吴江同志留有的两条“重要史料”：一是出自韩洪洪书(即人民出版社版《胡耀邦在历史转折关头》)中转述的胡乔木1979年1月3日在中宣部碰头会的讲话。这只能是有待考证的“二手材料”；一是胡乔木1980年9月24日致胡耀邦信，也不像他所保存的原件，而是某种“间接资料”。吴江同志在《补充说明》中称他所保存的“实际上只能算是史料线索”。如此说来，吴江同志在5月7日文声言的为“防止日后遗失，特载于此”，作为胡乔木欲搞一次反右派运动证据的，竟不是客观、可靠的历史资料，而是“史料线索”了。也好，我就按这个“线索”做一些历史的“追溯”吧。
一次调整阶级斗争理论的重要讲话
先说1月3日在中宣部碰头会上的讲话。
如果说韩洪洪书中说的不够准确(我一向认为对重要历史事件的回顾一定要有可靠的史料为依据，这是对历史负责，也是对个人治学态度的维护，可惜现在远未做到)，而吴江同志借此所作发挥则是远离事实。
情况是这样的：
据时任胡乔木秘书朱佳木在《我所知道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当代中国出版社2008年9月版)一书中说，1978年11月12日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小组会上，胡乔木为正确认识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移的重大意义，作了一次关于阶级斗争与生产斗争关系的发言，被会议简报全文刊用。会后，胡耀邦兼任中宣部长，他感到胡乔木在会上的发言很好，请他在中宣部再展开讲一次。这就是1月3日那篇讲话的由来。中宣部理论局将这次讲话的主导和主要部分加以整理，于1月7日完成整理稿，以“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一些提法问题”为题，作为内部文件，经胡耀邦批准，印发1979年1月7日召开的全国宣传部长会议和稍后召开的理论务虚会。胡耀邦在他上任后首次全国宣传部长会议开幕式讲话中说：“胡乔木同志在中宣部碰头会上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问题的讲话，是个带理论性的问题，先不在报刊上发表，向大家下点毛毛雨，透透气。今年要解决一批理论问题，这是其中之一。”在1月11日闭幕会上，胡耀邦讲此次会议成果时，也讲到：“包括我的两个讲话，乔木同志一次讲话，你们都可以带回去。”还说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这个问题比较混乱，人们最关心，恐怕需要我们根据马克思主义学说弄清一下”。可见他对胡乔木讲的这个问题的高度重视。这里顺便说明，1月3日的这个讲话，收入《胡乔木文集》(第二卷)，所注1979年1月7日，系中宣部理论局的整理时间，此点已在《胡乔木谈中共党史》一书的本文题注中作了说明。此外，胡乔木1月6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重大意义》的报告中，也比较深刻地讲到他对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理论的思考。
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问题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大转折年代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众所周知，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以阶级斗争为纲”为核心内容的一套“左”的阶级斗争理论，曾经在一个时期里在全党占据主导地位，给党和国家造成严重灾难，而如果不改变这条“左”的路线，就不能实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变，也谈不上改革开放，更谈不上国家的长治久安。因此，清理阶级斗争理论问题，就成为大转折年代胡乔木理论思考和工作实践的主要内容，并占有重要位置。
那么，他到底主要讲了什么？
据当时的资料，在多篇文章中，他主要是对“左”的阶级斗争理论及其表现，从理论上的谬误到实践中的危害作了深入的剖析。他指出，“文革”中兴起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是一整套向无产阶级夺权的理论，在现实中仍然可能成为不安定的因素；“以阶级斗争为纲”，“势必造成阶级斗争的人为的扩大化”；“过去的经验证明，这种全国性的政治运动经常成为妨碍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一个重要的原因”；“要保持必要的社会政治安定，就要防止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绝对化”，“不能随心所欲地……进行这样或那样的政治运动、阶级斗争”。他对若干年来把党内斗争统统归结为路线斗争并加以从一次到十次的次数排列提出质疑，这是“把党内一切复杂的斗争都简单化成为一定的刻板模式，我们今后有没有必要继续这样做？”
胡乔木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和党内斗争的理论集中发表在全党实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大转折开头之年，是对党的一系列“左”的指导思想的拨乱反正，是同任何阶级斗争扩大化、绝对化的观点完全对立的，更是同要搞新一次反右派运动这种开历史倒车的主张相对立的。
其实，这也不只是胡乔木的个人主张。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的胡耀邦就这样说过：“党中央讲了好几次了：离开社会主义建设，搞一刀切的全国性的政治运动，今后不搞了，因为搞一次就失败一次。”胡乔木正是在阐述中央的这个重要方针。我想，这也是胡耀邦那么重视胡乔木这个讲话的根本原因。
中宣部碰头会是个领导层的小型会议。1月3日的碰头会，开头先用一个小时议论胡耀邦1978年12月31日在中央宣传系统领导干部会议上的讲话，即我也聆听了的那次被大家称做“备感亲切又鼓舞人心”的“新任中宣部长的就职演说”。这里就不多谈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