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知识经济时代的通才教育
“知识经济”的推动力是掌握了现代科学知识和技术的人，这一点已被近年来出现的西方经济增长所证实。美国以及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许多国家，近年来加快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调整，以科学知识和科学技术为基础的“知识经济”迅速取代传统的“工业经济”，劳动力的结构也随之出现明显的变化。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知识型人才倍受欢迎，雇佣员工最集中的产业界更是青睐“金领”族。正如美国著名的辛辛那提机床公司主管技术的副总裁A·施普德丁所说：“企业纵有周密的发展规划和蓝图，有最先进的设备，但如果生产现场缺乏足够的有独到能力的操作工人，企业的一切努力将是事倍功半，甚至导致公司计划的夭折”。也就是说“能说会做”的“全才”在未来的“知识经济”中所起的作用将越来越大。“知识经济”需要具有综合能力的通才，这对于教育改革是一个挑战。
在“知识经济”的社会里，学科知识将向两个方向纵深发展，其一是高度分化，当今许多重大突破都是在极“窄”的领域上取得的，如生物技术上的“克隆”技术，各种新材料的开发；其二是高度综合和集成，如软件本身就是一种知识集成的产品——既含有“软”的知识如程序设计，也包括“硬”的如载体制造。早期的自然科学，学科门类较为简单，而现代自然科学的学科划分越来越细，分支越来越多，加之，学科之间相互渗透，相互交叉，产生了许多边缘学科。目前，学科门类已达数千门之多。1946年版的《大英百科全书》只由两名科学家编写，1967年版的《大英百科全书》。则是1万名专家共同劳动的结晶，而最新版本的《大英百科全书》动用了几万名专家、学者进行编写。统计表明：当代的基础科学和技术科学的专业门类不胜枚举，单是近10年来发展起来的新兴学科已达500余门之多。
然而，自然界是统一的整体，是一个多层次、多结构、多序列的完整系统。随着认识的不断深化，科学技术的综合化、总体化就越来越明显，需要人们以“立体作战”的形式对自然界作综合的探索。
综合探索的趋势不仅表现在各门自然科学的发展过程，还表现在新的综合性科学和横向科学的出现。综合性科学是以特定的自然界的客体为研究对象，采用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进行“立体作战”的科学。新兴的综合性科学主要有环境科学、能源科学、生态科学、材料科学、海洋科学、空间科学等等。将这些科学引伸到人们的经济活动又产生了许多新的科学，如80年代以来出现的工业生态学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工业生态学的研究对象是所有工业生产过程、产品，直到产品消费后的废物处理。它以系统的观点来设计工业体系以及工业体系和环境之间的物流和能量流，使用物理学、化学中的一些基本原理，改变过去工业生产中一次性物料投放、生产出产品和排放废弃物的思路，通过废物、零件、组分及原材料的循环、回收和再利用，从开放性的物质流体系向封闭性的物质流体系转变，从而实现物质的永续利用，减缓自然系统中熵增的过程。
横向科学主要是指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所谓的老三论），以及突变论、混沌理论和耗散结构理论（新三论）等科学。信息论是研究信息的计量、传送、变换、储存的科学，其范围非常广泛。如电子计算机程序是技术信息，遗传密码是生物信息，人的语言是社会信息。控制论所研究的是生命现象、人类社会、机器系统、思维和一切可能的一般结构里的调节和控制的规律。横向科学的诞生，表明在客观世界中除了具有数学所研究的空间形式和数量的关系之外，还存在着更深层次的普遍关系。人们在研究这些关系时，能够而且必须撇开各个过程的具体物质特性。这些学科产生了许多新的特有的概念和科学认识方法，为科学的统一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的途径。
综合探索的趋势又表现在技术领域之中。回顾20世纪的科学技术发展的历程，似乎给人这样一种印象：即三四十年代的科学文明，到50年代物化为技术；60年代变成产品；70年代则进入了“饱和增长”的“非常时期”。1925年到1945年的重大科学发现与发明有42件，如晶体管、激光、原子能、计算机等都是这一时期的发明和发现，50年代把这些科学成果转变为技术；60年代使之变成产品，形成社会生产力，有力地推动了经济的发展。70年代的科学技术主要是向着综合和转移的途径前进。综合化的趋势导致技术领域中的“种子”型技术的减少，“需求”型技术的增加。所谓“种子”型技术，指的是直接来源于科学发展与发明的技术，如原子能、半导体、激光等，这些技术都是立足于新的科学原理而研制成功的。进入70年代以来，这种由全新的科学发现、发明而产生的技术突破越来越少，代之而起的是“需求”型技术。这种技术是从社会市场需要出发，将已知的科学原理和老的技术有系统地综合起来，从而形成与原有技术完全不同的新技术。美国阿波罗登月计划总指挥指出，阿波罗飞船计划都是现成的技术，没有一项新技术，关键在于综合。同时指出，重大技术的突破现在极少，而各项技术的组合系列化则是发展趋势。因特网的开通使信息获取极为便利，但其中所用的通讯技术则是早已使用的，用光纤代替了原来的导体使信息传递速度和信息量成倍增长。科学技术综合化的发展趋势要求科学研究结构进行必要的改革，使之适应“立体作战”的需要。因此，20世纪特别是90年代以来，科学研究和教育的结构都向综合化的方向发展。
高等院校应高度重视改革学校的系科结构，建立“跨学科”的科研与教学组织。美国利用大学学科多、人才广、设备齐的有利条件大力发展跨学科的研究中心。麻省理工学院现今已建立了近40个跨学科的研究实验室和研究中心，如材料科学、空间研究中心、能源实验室、人工智能实验以及运输研究中心等，打破原来的各系、各学科的历史界限，进行综合研究，共同解决只靠一门学科难以攻克的尖端科研项目。
科学技术综合化的发展趋势给教育带来的另一个课题是如何处理好培养“通才”与培养“专才”的关系，如何在培养“专才”同时，注意抓好“通才教育”。所谓“通才”是指具有某些专业知识而又知识面广博、基础扎实的人才。“专”是真才实学，“博”也是真才实学。美国曾对1311位科学家，从他们的论文、成果、晋级等方面作了5年调查，结果发现，有成就的科学家很少是仅仅精通一门专业的“专才”，而是博才取胜。当今诺贝尔奖的获得者中，有不少既是某门科学的“专才”，也是进行综合性研究的“通才”。
目前，国外各类学校十分重视通才教育。美国强调培养学生的“适应社会环境”的能力，在重视基础理论的同时，提倡“百科全书式”的教育。威斯康星大学在确定学生培养目标时指出：“不再培养株守一隅的狭隘的专家，而要为它的全体学生提供关于环境问题的广泛的普通教育，不管这一学生学业领域或职业前途如何”。比利时根特大学认为要培养“能看到最不同的科学领域间的相互关系的人，而这种人，又应是兼通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内行”。法国学者指出，高等教育应该培养“既有广阔得多的视野，又有某些新的问题或新的设想，有高度的造诣，不受学科的历史界线束缚的人”。日本教育界从“博才取胜”的事实中得到深刻的启示，意识到过去那种专业科目繁多，划分过细的“纵向深入型”的培养目标是不妥的，转而积极鼓吹综合性的“通才教育”。美国现代管理理论的代表西蒙，在行政学、政治学、企业管理学、组织理论、社会学、心理学和经济学等方面都有一定的造诣，并有著作10余部。由于他运用数学、统计学、电子计算机等科学知识对企业管理进行综合研究，把泰罗的“科学管理”学说和行为科学结合起来创立了决策理论。他因此获得了197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近年来，美国组织了数以千计的数学家、物理学家、电脑专家从事金融管理和监控研究，被西方闻媒体称为“火箭科学家向华尔街的大规模转移”。他们把美国星球大战项目中识别真假弹头的软件程序用于识别黑钱的流动，以此来加强金融管理和金融监控。
日本在通才教育方面的做法具有代表性。从70年代初起，日本就提出“培养理想的世界上通用的日本人”的口号，强调没有“综合化，就不会产生伟大的文化和伟大的人物”。到1985年，他们筹备并实施培养“四合一”人才计划。所谓“四合一”人才，就是指赤胆忠心报效国家，具有健康体魄的前提下，集科技、文学、经贸、外语于一身——既有科学技术内涵，又有文学艺术气质；既有经贸才干，又有外语翻译本领。为了宣传培养“四合一”人才的意义，日本内阁颁布了一份又一份文件，其中一份文件写道：“君不见当前世界潮流之趋势，由于制约综合国力的主导力量在于文化、科技、经济、军事的总和值，因此必须提高生产这种总和值基地——人才的全面总体素质。由此要下大功夫，花大力气，不拘一格地造就全新力量的‘四合一’人才。以此作为立国、立民、立家、立世、立新的依据，从而深扎现在及将来的根基，以求发展当今，赢得未来。”同时，不少学者呼吁，如不进行“通才教育”，将会造成“无知激增”的恶果。萨谬尔森教授指出：“我也记得戈登过去曾说过这样的话：‘这个世界上专才很多，但通才奇缺’。他没有提到专才与通才的比例，因此我要冒昧地提出一个至少90%和10%的比例。这种比例严重失调的原因可以在教育的和学术的传统中找到，在这些传统下学生们被训练成近乎无用的超级专家，因而使无知激增。”
为了培养“通才”，许多大学在制定教学计划时，强调综合科学的重要性，加强“学际领域”的研究。而在课程设置方面，则强调文理科的相互渗透和相互交叉。日本一些大学把综合科学纳入教学计划，在教学内容上，以学群、学类和专攻领域来组织教学。如第一学群，包括人文学类、社会学以及自然科学类，而其中的自然科学类又分成数学、物理、化学、地球科学等专攻领域。有的设立综合科学部，开设地区文化、社会文化、情报行为科学和环境科学等4个学科。有的大学则设综合学部，下设自然科学、环境科学、国际文化和语言文化等四个学科。由此可见，国外把课程内容综合化视为“通才教育”的主要手段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