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理学科相互渗透也是当前培养“通才”的有效途径，60年代以来，美国大学的文科广泛开设了各种自然科学和计算机技术。斯坦福大学文科学生，在数学、统计学和电子计算机应用技术等3门功课之中必须选修其中的一门。同时，理科学生也要学习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法学以及哲学等课程。美国不少大学的物理系要求学生在物理学之外，必须把总课时的29%用于学习人文学科的课程。日本东京工业大学、早稻田大学的理工学科规定学生必须学习24个学分的人文社会科学课程，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使大学“适应时代的发展，培养能够解决复杂课题”的大学生。为了促进文理学科的相互交叉，采取了减少必修科目学分，增加选修科目学分等措施。如早稻田大学理工科部应用物理学科，规定必修学分为30，而选修学分为50；数学科必修学分为10，而选修学科高达70学分。除此之外，国外一些大学为了刺激“通才”的产生，还设置了文科和理工科双重学位的课程。最近，美国国家工程院院长认为，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的关键因素有几个方面：一是强调基础，如数学、物理、化学等方面的基础教育；二是要了解行政程序，以此培养研究跨学科难题并获得突破的能力；三是认识人类活动的国际化，这是跨世纪人才所必需的。国外一些企业家认为，未来的人才，一要有勇气和胆识；二要肯不断学习；三要能够搞好公共关系；四要有创造性；五要有全局眼光；六要理解和自己不同的文化。我国的高等教育怎样把培养多能又是专家的人才纳入教育的决策轨道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我国高等教育50年代深受前苏联的影响、文理分家，理工分校，专业面狭窄，近几十年来，已有较多改革，但尚不彻底。我国的数、理、化，天、地、生，文、史、哲、法、经、社，农、医、工等主要学科中，学科比例不尽合理。人们在思想上，重工轻农，重理轻文，重“硬科学”轻“软科学”。就是在工科中，对地质、勘测、水利等专业也重视不够。在理科中，重理论轻应用，如搞应用数学、应用物理、应用化学的力量就很薄弱。最后出现懂电子元件的人多，懂计算机的人少；新学科的设置明显落后于实际，如我国的资本市场已有10多年历史、但至今还没有一个这种专业的大学毕业生。这些现象说明我国当前的社会智力结构失调，不适应现代化建设的要求。
为了适应学科高度分化、高度综合的发展趋势，我们认为，首先必须改革现有的高等院校系科结构，在深入调查研究和系统分析的基础上，有计划有步骤地、稳妥地进行学科调整。建立一批具有文科和理、工、医、农各科的真正的综合大学，这将大大提高目前一些专业性过强的高等学校的水平。其次，建立跨学科的专业。如环境科学、系统科学、生命科学、材料科学等专业，并在现有课程内容上向综合化方向进行改革。再次，加强“通才教育”。在试行学分制的基础上，增加选修科目，允许学生在系际、校际选修课程，甚至在必要时应同意中途转系、转校。研究生毕业后，一般不宜留校，避免“几代同堂”、“近亲繁殖”，以利于学术健康发展。
在科技、经济、社会之间关系日益密切的今天，只有专业技能是不够的。专业太窄不行，不采取厚基础、宽专业、重应用的设置办法，容易造成学生专业不对口，而一时又无法向其他领域转换。除了专业能力外，要考虑培养其他能力，如社交能力，心理承受能力，综合思维能力，表达能力，组织管理能力。知识面不能过窄，过专，过偏。要努力培养通才，培养“图钉式”的人才，除了具有较深的专业外，还要有一个相对广博的知识面，这样才能发挥人才的作用，为社会所用。
第五节 知识经济时代的管理教育
从科学研究的规模来看，早期的科研工作，都以个人研究为主。如哥白尼对天体运行的研究，牛顿对万有引力的研究，法拉第对电磁感应的研究，瓦特对蒸汽机的研究，以及居里夫人对放射性元素的研究，都是以一个人为主，或者在几个必要助手的参与之下进行的。19世纪下半叶开始，随着科学门类的增多以及电力工作的发展，重大科学技术问题的解决单依靠科学家个人研的方式受到了局限。于是出现了一些为一定科研目的把科学家组织起来的集体研究方式。1871年，英国剑桥大学建立了卡文迪许实验室，这是世界上基础科学领域中的第一个集体研究机构。同一时期，电话发明者贝尔在美国波士顿创立了一个研究所，后来发展成为规模巨大的贝尔研究系统。1881年，美国科学家爱迪生投资2万美元，建立了一所科学技术明工厂——门罗顿实验室。该室有科学家、工程师、技术人员、技术工人共100多人，设立了设备、样机、图书、器材等部门。爱迪生的1000多项发明大都是这个发明工厂的产物。自此之后，集体研究的方式更加蓬勃地发展起来。
20世纪30年代以来，出现了高度综合性的科研项目，如高能加速器技术、原子能技术、空间技术等。这些课题跨专业，规模大，决不是一、二家集体规模的研究机构所能承担的。因此，出现了国家规模的研究形式。1942年，美同动员了15万人员，耗费了20亿美元，动用了全国1/3的电力，搞了个“曼哈顿工程”，3年之后制造了首批原子弹；1958年，美国为了研制“北极星导弹”，组织了全国性的协作，参加该项目的有8家总包公司、250家二包公司、9000家三包公司，加上研究所及大学一共有11000多个单位；1961年、美国组织了为期10年的“阿波罗登月计划”，动员了42万人、2万家公司、120所大学，耗费了300亿美元，其规模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项科研活动。
随着科学研究向纵深发展，有的项目牵涉面广、信息量大，单凭一个国家来开展研究已感力不从心，因而需要加强国与国之间的联合研究，跨出国界，采取国际规模的研究方式。当前最为热门之一的“全球气候变化”研究，几乎所有国家都进行了有关的资料采集和研究。
科研规模的不断扩大还表现在投入经费和科学家人数的增长上。早期，科研费用消耗不多，而现在各工业发达国家的科研经费，平均每年增加15%，每5年增长1倍。科研投资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日趋提高。同样，从事科研工作的人数也猛增不已。从牛顿时代以来，全世界人口每30～40年翻一番，而科学家的人数却是每12年翻一番。19世纪末，全世界科学家约5万人，到了20世纪60年代，增加到300万人，占历史上科学家总数的90%。目前，全世界科技专家的总数还在不断增加。由于科学研究的规模越来越庞大，就需要用科学的方法去规划、协调、管理和预测。譬如，研究什么？发展什么？如何研究、如何推广？等一系列问题，就需要科学化的管理，需要团结精神，团结协作。如果管理得好，可以做到事半功倍，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
随着科研规模和企业结构的不断扩大，管理科学已日显重要。有的学者认为，如果说20世纪是经济学人才的盛世的话，那么21世纪则是管理人才的天下。普遍认为，管理是一种经济资源，并把科学、技术、管理称为现代化文明社会的三鼎足。美国把它从二次大战后取得的经济发展归功于两个因素，其中之一就是管理科学的成熟。欧洲则把它们和美国的“技术差距”视为“管理差距”。日本在发展本国经济和科学的过程中，拼命学习美国的现代化管理经验，并和本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创造出一套切实可行、效率很高的管理经验。日本人把先进生产技术和先进管理方法称为经济发展的两个车轮，缺一不可。把能不能培养出高水平的管理干部看作是“在竞争中得以生存和发展的生命线”。
为了培养从事管理的高级人才，发达国家在高等学校中竞相设立管理系科或管理学院。美国有600所大学设有管理专业，为企业不断输送管理人员。如今，美国在校大学学管理的有100万人左右，研究生10万名，再加上学经济的大学生，要占大学生总数的10%左右。日本已有40多所大学设立了“经营工学”专业和研究班。目前，日本企业高级经营领导人已有80%以上受到过高等教育。法国政府和企业为了改革企业管理、提高竞争能力，建立了各种管理学院。如“国际公共行政管理学院”、“欧洲实业管理学院”、“埃居利国际研究中心”，并与各大企业共同建立了“国家企业管理教育基金会”作为全国性的企业管理教育的咨询、协调和组织机构。
如果说，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平落后于各工业发达国家的话，那么管理方面的差距则更大。我国长期以来忽视培养现代管理干部，不仅现职管理干部没有定期培训提高的制度，就是对下一代管理干部的培养也十分薄弱。为了适应四化的要求，我们不仅要进一步调整管理干部结构，大力提拨专业人员，而且需要对大学生专业设置和招生计划进行较大的调整。
由此可见，我国高等教育的改革必须充分重视管理人才的培养和提高。当前，至少可以从以下3个方面进行探索：
首先，要创造条件，有重点地、稳步地建立现代化的管理学院，更应在综合性大学、理工科大学中成立管理系或管理学院。培养目标应该使学生具备产品设计、生产工艺的基础技术知识，掌握生产组织、现代化管理与技术经济分析等基本理论和方法，完成管理工程师的基本训练。毕业后可从事企业综合管理、决策咨询、参谋或工业企业的计划、生产、技术管理和技术经济分析等业务工作。课程设置应着重于现代管理理论和方法，开设管理数学、计算机应用技术、系统分析、生产组织、经营管理和技术经济分析课程。学生来源不宜从中学毕业生中直接招收，而应从企业单位、科研单位有3～5年工作经验的专业技术人员或管理人员中挑选。同时，应为管理学院建立实验基地。理工农医都有实验室或工厂作为实验基地，而管理学院学生如何开展科学实验工作，也是非常重要的问题。
其次，在现阶段不宜在所有大专院校全面设置管理专业，也不宜脱离我国实际情况，过多地创立管理学院。重点应是在大学中举办多种形式的经营管理进修班，学员来自现场单位的原经营管理人员。学制可以分半年、1年、2年多种。这种办法见效快。如美国哈佛大学管理学院，最近几年愈来愈重视经营人员进修班，而不像过去只注重培养硕士研究生。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管理学院有教师200人，有1/5的人专门为进修班服务。据统计，美国600所大学中有2/3都举办多种形式的在职管理人员的进修班，重点是培训中、高级管理人员，向他们传授最新的管理经验和管理科学知识。
再者，为改变过去那种大学只教科学技术，不教经营管理的现象，应在现有理工科大学中渗入管理科学的教育，使技术教育和管理教育互为补充，开设诸如“管理科学概论”、“战略研究”、“科学学”、“软科学概论”、“工业企业管理基础知识”以及“系统工程”等课程。使大学生不但具有一定的科学技术的造诣，而且有一定的组织能力协调能力、计划能力、决断能力、创新能力、以及经济核算能力，培养必要的管理才干。
此外，面对“知识经济”的挑战，学校应加强对学生的心理素质教育。面对竞争，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永远是胜利者，相反，失败却是常有的，理性地面对失败，经得起失败的考验，应当成为现代人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之一。心理素质对人的成功非常重要。美国著名心理学家特尔曼对800名男性进行了30年的追踪研究表明，成就最大的20%与成绩最小的20%之间，最明显的差距不在于智力，不在于智商，而在于是否有良好的心理素质。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卡门对智商在130以上的1528名超常儿童进行了历时5年的追踪研究，他的结论是，早年智力测验并不能正确预测晚年工作的成就，一个人的成就同智商的高低并无明显的关系，相反跟情商、识商有直接的联系。情商是指一个人的情绪、恒心、自信等，是人的心理素质的反映，情有情商教程，侧重培养学生的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如学生自己选题，自己分析，全班学生和教师参加讨论，同时，对全班最后1%的学生采用淘汰制，在学习期间就培养学生的竞争意识。从该班毕业出来的学生，已有不少于300人成为世界大腕级总裁或经理。哈佛人的成功之道不在于他们的高级，而恰恰是哈佛的情感训练造就了一代又一代的总裁们。
综上所述，面对“知识经济”的挑战，需要对教育进行创新，包括从教育体系，教育结构，教育方法，教学内容到教育的时间和教育的空间。需要加强对学生的智能教育，通才教育、终身教育、管理教育，提高学生的素质，提高学生的创新精神，使他们能够在“知识经济”的大潮中学会学习，学会选择，学会生存，学会发展。同时，应将教育的时间从学校延伸到整个人生，使其在未来的工作中不断“充电”、“加氧”，不断接受新知识、掌握新知识和运用新知识。另一方面，“知识经济”对教育创新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农业经济”、“工业经济”时代所形成的教育模式已不能适应“知识经济”下对人力资源、人的智能开发的需求，也不符合“知识经济”下发挥传播知识的最大效用。我们应当组织人力进行综合比较研究，弄清“知识经济”的本质特征，深入调查研究，分析“知识经济”对教育领域的巨大影响，不断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成功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