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内阁暴怒的秘密日记
罗伊·汤姆森从不在星期六造访《星期日泰晤士报》。我们总是通过电话交谈。1975年1月25日夜间，他和儿子肯尼斯一起走进了我的办公室，想必是有不寻常的事情发生。他们说没有什么重要的事，而我则告诉他们：“你们选择了一个特别的夜晚。”
眼下，印刷机器在一刻不停地忙碌着，我预料到政府随时可能会授权一道法庭令来阻止我们。总检察长办公室威胁将采取行动，我们的律师也严阵以待。首相哈罗德·威尔逊当时身在契克斯别墅。应他的要求，一名唐宁街的通讯员前来取走了初版的两件副本。
引起官方如此震动的，是刊登在《星期日泰晤士报》上占四个版面的报道。我无视内阁秘书的警告，面临违反《国家保密法》的刑事诉讼，不管多少人竭力阻止我，也要公布摘录的克罗斯曼日记。当然，这也是首次对该日记内容进行的一系列长篇选载。
作者理查德·克罗斯曼是前英国劳工部长，他知道公布日记内容必定遭遇阻碍，因此留给妻子和遗著保管人的遗嘱就是顶住官方压力发表日记。我决意公布这个重要的秘密，但也担心政府会颁布禁令阻止我们。所以即使在《星期日泰晤士报》内部，也只有6个人知道我们的真实意图：总编辑丹尼斯·汉密尔顿、2名报社律师、我的副手弗兰克·贾尔斯、印刷总管和负责页面设计的罗恩·豪。
深夜，印刷总管独自排完了10 000字的选摘。毛条校样的工作甚至没有调墨。按照惯例，我通常会在周六晚间给白厅送去印刷副本。然而这次，我决定隐瞒不报。
肯·汤姆森看起来有些担心。他的父亲透过那副厚重的眼镜眨了眨眼睛：“哈罗德，你很开心对吗？”
“是的。”我回答道，感觉自己好像站在被告席上一样，“里面都是有关内阁会议的事情，没有触及国家机密，完全符合公众的利益。人们有权知道政府的管理手段……”我向他保证，律师已经给出过建议。
“值得一读，不是吗？”他说。
然后，汤姆森勋爵愉快地走到前门，有力地告诉门卫闩上那扇巨大的双开门。他的手中还拿着可能引火上身的《星期日泰晤士报》。我的脑海中突然闪过一个念头：我们或许能拖延禁令，为分发更多的副本赢取时间。任何的法庭禁令都能通过电话当值的法官传达。身后紧锁的大门，也是我们身处困境的象征。
1967年至1981年，我在《星期日泰晤士报》从事了14年编辑工作。对于从葛莱氏法学院路的办公室到河岸街法庭的这条路线，我早已不再陌生。除非要为少数的诽谤案件辩护，否则我很少因为报纸发行的事情站在法庭上。
这次，我之所以出现在法官面前，是因为当局或者某些公司、个人试图借法律之手，阻碍《星期日泰晤士报》出版“真相”的权利。北岩勋爵说过：“新闻，是某些人在某些地点总想要阻止发布的信息。如若不然，就只有广告。”很少有人不同意他的第一个论断。
《星期日泰晤士报》并非想找法律的麻烦，只是罗伊·汤姆森打造的这艘新闻“大舰”与专制政权起了冲突。这个并非空想的、遥不可及的政权能打造一架明知会坠毁的客机，欺骗小额储户，掩人耳目地剥夺社区铁路，售卖致畸药物并拒绝合理赔付致残者。它甚至能以国家之名，反对一名官员日记的出版。
报业帝国的老帝王
不论怎样的故事，总能造成剑拔弩张的局面。我们每每涉足充满困难和争议的新闻工作时，罗伊·汤姆森就会受到政客和各界的质问。他却总是能给出一个答案。这个答案印在一张卡片上，放在他随身的口袋里已有25年了。他谓之“信条”。
我要着重强调，没有任何组织或个人，能够从任何汤姆森集团旗下的报纸收买或影响编辑的支持。每份报纸都要通过自己的方式，领会其中的利害关系，并在没有汤姆森集团总办公室的建议、审议或引导下，自觉践行上述规定。如果一份报纸的社论专栏，无法在技艺精湛和富有专业精神的职业记者手中自由、独立地运作，那么这份报纸也就没有“常态”可言。我的政策现在如此，将来也一如既往。
1966年，我与汤姆森初次相识。那年，他72岁。
他是一个理发师的儿子，在1953年购得《苏格兰人报》时，已经拥有了北美众多小报。然而，汤姆森真正发家是在60岁之后。每天早上8:45，他都会准时步入位于葛莱氏法学院路的星期日泰晤士报社。他总是头上斜戴着一顶黑色的霍姆堡毡帽，身着一身闪亮的双排扣西装，搭配一条宽裆西裤。他在衣着上一毛不拔。1964年，为了庆祝受封为汤姆森男爵，他专程去博柏利排队购买了一件从75英镑降到40英镑的羊绒大衣。
汤姆森喜欢别人这样来介绍他：“《泰晤士报》赋予了这个男人伟大和权力。”他是一个倾听者，也是一个倾诉者。他可以为所欲为，打断满是政界权贵的午餐会，献上一段粗俗的笑话：“喂，我说，你们之前听过这个笑话吗？”他也可以在与周恩来和赫鲁晓夫的会见中，分别向二人推介银行业务和资本主义（他与赫氏私交甚好）。
汤姆森喜欢挑战，坚信有一天《星期日泰晤士报》的销量能够超过《观察家报》和《星期日电讯报》销量的总和。同时，他也会在物价上涨导致销量下降时大发牢骚。
这样的性情没有什么不好的。我们不必为了销量不择手段。汤姆森反对报纸出现性和暴力等内容。同样，他对留着新潮发型的人充满敌意。前“洞察力团队”主编刘易斯·切斯特创作《骗局》（前文提到的关于霍华德·休斯伪自传的书）时，留着一个爆炸头。为了安抚汤姆森，我让切斯特在拍摄封面照片时，特意剪了头发。
1976年6月20日，罗伊·汤姆森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抱负，报纸当天的销量达到了6 000份，超过了《观察家报》和《星期日电讯报》的总和。但是他当时已经病重住院。我写信转达了这个好消息。不久之后，汤姆森便离开了人世。
肯尼斯继承了父亲的衣钵。他是加拿大的汤姆森先生、英国的汤姆森勋爵。但是，谁又能预料到五年之后，鲁珀特·默多克就接手了这家伟大的公司。
我为罗伊的逝世在《星期日泰晤士报》上写了一篇社论：
汤姆森勋爵并非记者出身，却是新闻报道的挚友。他的其中一个贡献，就是从不将手中的报纸视作寻求个人权力或宣传的武器。当然，他的贡献远不止这些。简单地说，他让公正的新闻报道成为可能。他很清楚其中的标准，从不介入报纸的编辑工作。这也被视为他最大的美德。不论是在英国还是北美，总有很多反复无常、好干涉的老板，在旗下报纸的新闻报道上指手画脚且毫不犹豫。罗伊·汤姆森的不同之处在于，他创造了一种全新的所有者关系。他不给《星期日泰晤士报》强加个人观点，甚至从不为自己、朋友或同伴寻求哪怕一篇社论支持。他同恃强凌弱、暗箱操作的人势不两立。
他又是一个思想解放和激情洋溢的生意人。他是最清正廉洁、正直不阿的男人。他对于事实和新闻报道道德标准的那份朴实无华的关心，是最让我们敬爱和铭记的。
罗伊·汤姆森笃信，每一份伟大报纸的“社会使命”，就是要“给众多领薪的怪人安一个家”。但相信没有人会把“怪人”这个称谓安在汤姆森的朋友和同事查尔斯·丹尼斯·汉密尔顿头上。他是《星期日泰晤士报》任用6年的我的前一任主编，又在泰晤士报业控股公司的总编辑岗位上奉献了14年的青春，同时也是我的董事长。
汉密尔顿远远算不上怪人，反倒更像是站在传统顶峰的男人。他的成年生活充满高贵的韵律，身边的密友都是蒙哥马利元帅、哈罗德·麦克米兰和路易斯·蒙巴顿之类的人物。他的衣着和派头，像极了年轻时的安东尼·艾登，举手投足既正统又得体。
汉密尔顿欣赏年轻有才的群体，但他身上独有的气场却时常让他们烦恼。他为《星期日泰晤士报》招募和提拔了一批青年怪才，并给予他们充分的创作自由。1966年，当我来到这里时，发现身边已经聚集了一群青年才俊，他们的共性是对一个又一个的传统嗤之以鼻。
汤姆森购得报纸的第二年，汉密尔顿就成为了《星期日泰晤士报》的主编。
“一个不善表现自己的小伙子，”汤姆森这样评价汉密尔顿，“但我认为他是这份工作的最佳人选。”
汉密尔顿最先给报纸带去的，是天才的团队和战士般的个人忠诚。给不幸的人施以安慰，与得到独家新闻一样让他高兴。
真正做实事的人，往往羞于自我炫耀。只是，汉密尔顿在这一点上也有些过了。他经常缺席内部活动，摆出一副寡言、内省的姿态。年轻人生气勃勃地前来面试，却往往被他的沉默不语弄得窘迫不安。他们支支吾吾地说了一通后，料定眼前是一台不通人情的纠错机器。
这并不是汉密尔顿故意装出来的，而是他天性使然。他的家人、朋友早已领教过了。即使在电话交谈中，他的停顿也能持续好几分钟。他事事担心，经常踱着步子来回走动，用鼻子费劲地呼吸着空气，在决策的边缘犹豫不决。
不过，这样的沉默也是一位梦想家的标志。他梦想着提高公众的品位，让报纸变成一块香饽饽。身为大英博物馆理事和泰晤士报业公司总编辑，他成功地把伟大的图坦卡蒙展和中国展带到了英国。
1976年，汉密尔顿经过了一番挣扎，接受了爵位。他极力反对新闻人接受政治奖励，担心这会危害到他们的独立性。到最后，他欣然接受了为艺术服务的荣誉。
正是汉密尔顿把我带到了伦敦，让我成为他的首席助理。37岁的时候，我成为了执行主编。之前，我在《北方回声报》做了近五年的编辑。和汉密尔顿一样，我在16岁投身报业，成为兰开夏郡一份周报的记者。结束了在英国皇家空军（RAF）的服役后，我前往杜伦大学求学，毕业后进入《曼彻斯特晚报》，成为了一名社论作者和助理编辑。后来，我获得了哈克尼斯奖学金，又到美国的芝加哥大学和斯坦福大学学习了两年外交政策。其间，我也在美国报纸工作，并为《卫报》做现场报告。
引起汉密尔顿注意的，是我任《北方回声报》编辑时参与的一项旷日持久的官方调查活动。这次调查活动针对的是被处以绞刑的蒂莫西·埃文斯，他被误认为连环杀人案的真凶约翰·克里斯蒂。一时间，全国上下陷入了是否要废除死刑的讨论。
我曾在伦敦面见了签署死刑执行令的内政大臣丘特尔·埃德。他这样对我说：“我的判断基于当时最好的建议。可惜却吊死了一个好人。”我们的活动成为了全国性新闻，并得到了议会的大力支持。我很荣幸能为汉密尔顿的《星期日泰晤士报》写下结语：“皇家赦免蒂莫西·埃文斯，死刑就此灰飞烟灭。”
一年之后，我被任命为主编。另一位重要候选人、海外新闻主编弗兰克·贾尔斯则成了我的副手。
1967年的《星期日泰晤士报》充满了鲜活的个性和激情。我在38岁那年，接过了这面大旗。我们召开会议的办公室舒适宽敞，席间整齐摆放着一排沙发、几个丝绸靠垫和一张埃姆斯椅。这都是斯诺登为汉密尔顿量身打造的。
当年，“洞察力团队”的办公室狭小不堪，只有三名记者和一名负责编写短篇背景材料的研究员。即便如此，基于报纸律师詹姆斯·埃文斯提供的证据，他们依然开展了对博若莱葡萄酒造假事件的调查性报道的探索。
在我对《星期日泰晤士报》的众多抱负中，最想实现的就是发展“洞察力团队”，再现W.T.斯泰德所说的新闻“统治作用”-- “洞察力”。
罗恩·豪是“洞察力”的主编，一名高度的怀疑论者，他毕业于剑桥大学彭布罗克学院，曾就职于《每日镜报》。他的副手布鲁斯·培智，是一个来自澳洲的聪明家伙，在墨尔本向艾德里安·迪默（《澳洲人报》的主编，后来被默多克解雇）学了一身本领。不久之后，我又给团队注入两剂澳洲血液--菲利普·奈特利和科林·辛普森。1981年，奈特利因为曝光了英国首富韦斯特的逃税丑闻而一夜成名。辛普森则是一个精明、多产的前军官和古董商人。豪点燃了一根慢捻的导火索，培智则继任了他的位置，急欲立下赫赫战功。
我加入报纸后，就与培智合作展开了一项重大的“洞察力”调查--伊美尔·萨旺德拉公司的汽车保险伪造事件。接下来的十年里，培智一直充当着重大调查事件的先锋。
丹尼斯·汉密尔顿成为《泰晤士报》和《星期日泰晤士报》的总编辑后，常用白芝浩的话形容他和每位主编的关系：“建议、鼓励和偶尔的警告。”与汉密尔顿共事多年，我从未见他偏离过白芝浩的路线。同汤姆森一样，汉密尔顿信任编辑的独立性。“与罗伊在一起，你拥有完全的自由。”他告诉我，随后补充道，“前提是你不可抨击女王。”
这就意味着，我们获准介入女王陛下的政府。理查德·克罗斯曼日记的出版，给了政府当头一棒。要知道，政府有明文规定，如果内阁大臣希望在30年内公布包括个人经历在内的纪实文献，必须提交官方审查。
1964年至1970年，克罗斯曼是工党内阁一员。他拥有敏锐的目光，善于攫取私下谈话和小道消息，更是一个强迫性交流者。他曾在牛津大学教书，对英国宪法极度痴迷，分析起来头头是道，仿佛自己置身其中一样。尽管不失为“值得一读”，但独家新闻和逸事趣闻并没有为他的日记赢来掌声。反之，相关人士意识到，克罗斯曼决心全盘托出英国政府系统运作的实际情况。不管他的本意是好是坏，其中都包含了首相、内阁政策和大臣讨论内容的众多细节。
表面上看，克罗斯曼日记向人们展示了集体责任制的信条，其实却是在掩饰内阁的愚昧和无能。常务官员的权利就是如此，如果一个大臣没有首相或法官撑腰，就不能对公务人员创作的各部门间资料提出上诉。
然而，一个极富争议的、重要的宪法改变真真切切地发生了。首相不再是同僚之首，他开始拥有无上的权力。或者，如克罗斯曼所说的那样：“现在，他能够轻而易举地清除党内的异己分子，甚至比任何一个苏联领导人降职或罢免自己的政敌都来得更容易。”
震动英伦的政治八卦
1974年8月的一个休息日，我拿到了首卷克罗斯曼日记的纸稿。
日记里揭露的这台政治机器的滑轮、杠杆和叮当作响的零件尽显无疑。哦，这种感觉真是让人着迷。
克罗斯曼在去世前，就其中两章的草稿向我征求过意见。克罗斯罗担心过多的细节描写会招致责难。而我一直鼓励着他，结果也让人相当满意和兴奋。
我很难想象这本日记遭到封杀和删减的结果。漫步在苏格兰的荒野，我产生了一个想法，我们或许能冲破早已设置好的重重障碍。当然，我明白政治八卦能够引起轰动，提高《星期日泰晤士报》的销量。对此，我作为主编，自然是毫无异议。
但是，这本日记拥有更为深远的价值。假若我们按照顺序大量刊布，抛弃绘声绘色的小道消息，就能反映日记的全貌，向人们展现它真实严肃的本质。这才是日记的真正价值。不过这样一来，我们也很难迈过政府的门槛。
作为首相权力和内阁协议的代行机关，内阁办公室将审查日记。1974年4月5日，克罗斯曼逝世。同年4月28日，我宣布《星期日泰晤士报》将在当年秋天，以连载的形式公布克罗斯曼日记第一卷的内容。
内阁秘书约翰·杭特爵士即刻给珍妮特·摩根博士写去一封信件。后者是一名牛津大学历史学家，并做过克罗斯曼的助理编辑。
“像大多数人一样，我期待看到理查德·克罗斯曼的日记，”他写道，“但我对《星期日泰晤士报》的报道着实有些惊讶……克罗斯曼先生认同提交手稿的必要性。我相信你和（或）他的遗嘱执行人会将计划出版的部分内容提请审查的。”
此前，克罗斯曼已经选定了他的遗著保管人：他的妻子安妮·克罗斯曼和两个朋友--迈克尔·伏特和格雷厄姆·格林。格林也是乔纳森·凯普出版社的执行董事与合作出版商。6月10日，他们给杭特送去了书的校样。6月21日，两人被请到了杭特豪华的办公室。他们看到了一个简单的声明：不论删减与否，该日记都不能在30年内出版。日记中充满了对高级公务人员政见的细节描写，这种出版行为会破坏英国政体所依赖的相互信任。
事情至此陷入僵局。
此时，案子移交到了古德曼手中。他是英国最负盛名的仲裁人，同时也是首相哈罗德·威尔逊的私人律师。格林相信，古德曼势必能找到解决办法。他确实也说服杭特收回了之前的全盘封杀说辞。
杭特同意考虑一个删节后的版本。作为回报，古德曼也向他保证，如果遗著保管人有任何出版意向，会提供14天的预先通知。这样一来，杭特就有足够的时间取得法院的出版禁令。至此，作为连续刊载版权的所有者，《星期日泰晤士报》正式介入进来。遗著保管人做出的鲁莽决定，将我们拖下了水。
要知道，只有在日记“准备”出版时，我们才能拥有连续刊载的版权。格林无疑是事件的关键人物。他在这出剧中扮演了三个角色：朋友、遗著保管人以及合作出版事宜的负责人。在他的建议下，我在7月1日拜会了古德曼，向他展示了可能让杭特满意的删减本。正如他所料，我非常沮丧。
然而，古德曼和杭特的分歧非但没有缩小，反倒越来越大。8月6日，杭特拿到了删节版的日记，并在9月驳回了这个版本。古德曼失望地讲述了事情经过。
“那么，”古德曼生气地对杭特说，“日记里还能说些什么呢？说克罗斯曼坐在内阁桌旁，闲来无事，安静地欣赏圣·詹姆斯公园的美景吗？”
杭特沉思片刻。
“这完全可以，”他终于表态，“前提是你们没有指出他身边的其他人员。”
于是，克罗斯曼的遗嘱执行人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汉普斯蒂德的劳埃德勋爵和御用大律师布莱恩·尼尔表示，如果当前的诉讼程序在《国家保密法》之下进行，政府势必能阻止或处罚我们的出版行为。我们的律师也持相同意见。此外，受限于和杭特立下的14日协定，古德曼告诉杭特，如果《星期日泰晤士报》有任何出版克劳斯曼日记的计划，他一定会得到通知。
这也正是我所思虑的。想来想去，唯一能跳出这个死胡同的方法，就是利用报纸迅速的特点，打政府个措手不及。这一招需要技巧。克罗斯曼的另一位遗著保管人迈克尔·伏特，现在已是一名内阁大臣。他当初选择伏特的原因，正是看上了他的记者出身。
作为一名记者，伏特理应对出版这件事满腔热血，可惜克罗斯曼看走了眼。伏特对下议院和政府内阁更加敬畏。他对能履行自己的公务职责感到无上光荣。
“我答应过克罗斯曼了。”他说。但我不想因为伏特的大臣身份，或者其他复杂的事情让他处境尴尬。于是，我分别约了安妮·克罗斯曼和格林共进午餐。
因为他们受制于杭特，我委婉地告诉安妮，并更为直白地转告格林：“眼下可能有这么一个机会，你们醒来时会发现《星期日泰晤士报》已经刊布了日记。假若这样的事情发生，也只是为了帮助日记的发行。当然，二位应当明白，我眼下还没有这个意向。我更愿意征得内阁秘书的同意，删减选摘内容……”
与此同时，《星期日泰晤士报》里对日记的“阉割”工作还在继续。
杭特表示，如果我能够接受与古德曼相同的14天协议，他会考虑我们的修改版本。我拒绝了杭特并告诉他，我和遗嘱执行人的关系受到法律约束，反过来他们也受到自身职责的约束。从一开始，我就明白编辑工作注定会失败。我们只是想证明自己曾经尝试过。
事实上，我一直在为可能的官司做准备。我曾与前“洞察力”主编约翰·巴里开展了一项复杂的工作。通过挖掘劳埃德·乔治首相之后的过往先例，我们全面透彻地对比了克罗斯曼日记和同时期经哈罗德·威尔逊首相批准的回忆录，从而证明出版的合法性。杭特寸步不让，毅然否决了《星期日泰晤士报》的修订版本，我也将此事通报了遗嘱执行人。
所有人都聚集在这间下议院的小会议室内：安娜·克罗斯曼、伏特、格林、古德曼、丹尼斯·汉密尔顿、约翰·巴里以及公司的高级律师詹姆斯·埃文斯和《星期日泰晤士报》的律师安东尼·惠特克。
这是一场漫长又紧张的会议。伏特建议我们直截了当地告诉杭特，出版一事将会继续下去。这个勇敢大胆的想法对我的秘密计划却是毁灭性的。在公众认识到克罗斯曼的立场之前，我们就会为自己“赢得”一张禁令。
根据手头的法律建议，日记只能在30年后重见天日。就在这时，古德曼伸出了援手，他建议应当由《星期日泰晤士报》出面和杭特交涉。
杭特闻讯立刻写信警告我：“某些情况下，事情不受我的控制。”他总结道，“我别无选择，你必须保证，在克罗斯曼日记得到我的首肯前，《星期日泰晤士报》不能刊登任何内容。另外，我希望贵方能提供一个至少7天的预先通知，并在（1975年）1月27日（周一）给我答复。”这是我在1月23日（周四）收到的来信。对《星期日泰晤士报》而言，真是有趣的周五和周六。
杭特的信函让我欣喜不已。他采取的行动，让我有一个周末的时间免受任何约束或法律限制。这着实让人为之一振。我已经决定放手一搏，无视警告和后果，抓住机会冒险出版日记。
对我而言，此举不单是挑战英伦帝国的内阁秘书，或攫取一篇劲爆的独家新闻那么简单--这是在挑战杭特所代表的神秘政府的绝对信念。
我告诉汉密尔顿，不论有没有许可或警告，我都会在周末把日记付诸出版。此事已经讨论了多次，没有必要再把理由具体化。
詹姆斯·埃文斯认为起诉不可避免。迈克尔·伏特建议我们寻求一个法官的裁决。我认为现在事情的走向已经让人难以接受，我们要给法庭一个机会，让其强化先前已经让人无法容忍的对各种出版形式的约束。这时，汉密尔顿离开了几分钟时间。
“看在上帝的份上，你别再说了。”我示意埃文斯别再做声，并把几个月来的挫败感统统浇在了他的身上。当汉密尔顿回来时，埃文斯让安东尼·惠特克提出自己的立场。惠特克赞同出版日记，这远比让日记躺在灰尘里更有帮助，特别是对不久之后的审判而言。
“你准备好为这个案子辩护了吗？”汉密尔顿问我。
我向他全盘托出了先前的准备，之后是一个特有的汉密尔顿式长停顿。这也是一个值得庆祝的停顿。
“那就开始吧。”说罢，汉密尔顿便动身前往坎特伯雷大教堂。第二天，《泰晤士报》刊登了他出席大主教加冕仪式的新闻。
就这样，我们刊登了日记。
智谋的交锋
于是在本章开头老少汤姆森造访后的第一个周一，陷入舆论中心的总检察长考虑立刻展开起诉。我先行一步，找到了能让检察官和政府避免公开对抗的方法。
我没有在报纸上发表声明承认我们在藐视政府，而是给报纸的克罗斯曼专版写了一段介绍：“内阁办公室已阅，诸公看法已谏。”要知道，这么做算是给了他们一个台阶下，也让我们的秘密连载得以继续进行。相反，他们表明并不排除提起上诉。
不久，我接到了内阁秘书约翰·杭特的电话。
“听着，我不想和你吵架，我能看看你们的下段选摘吗？”杭特很有礼貌地向我索要未来几周的日记选摘，但是我非常遗憾地转告他我无能为力。
接下来的9周时间里，我们的连载经历了一场非凡的战略比拼。每周，我给杭特送去的材料都多过我可能出版的。时间随之流逝，其中大部分内容都是禁止的。他若确认并质疑其中五段，我便会撤下其中两部分，出版另外的三个部分。关于早期内阁会议的选摘，我会留下对分歧意见的描写，拣出姓名统统删掉。但一周过后，我就会把姓名全部公开出来。
杭特陪同首相正式访问奥纳瓦、华盛顿和莫斯科期间，他的电传线路忙个不停，试图控制我们的所作所为。“大段的文章让我担心不已，我必须请你删除或修改它们……”
关于对内阁会议的四段描写，我删掉了一段，修改了另一段，剩下两段则是原汁原味的。内阁对移民政策和公共开支问题的讨论，首次完整地呈现在公众面前。我们也面临着成败参半的风险，这个行为招致了财政部法务官的一封信：
根据总检察长的指示，我致信贵报……《星期日泰晤士报》刊布的题为“7月8日”、“7月17日”和“7月20日”的日记内容，详细刊载了已故的克罗斯曼先生对内阁会议的描写。
总检察长认定，此类出版行为有悖公众利益。我受命通知您，如果《星期日泰晤士报》再次刊载日记内相似的细节，针对泰晤士报有限公司的禁令诉讼程序将不再另行通知。
轮到我退一步了。我的目标是按照时间顺序做九次选载。日记最吸引人的部分是对1966年7月金融危机的描写，在此之前还有四次选载要做。杭特否决了第五次选载中的六段内容。我删除了其中四段，修改了两段。
再接下来的一周，我放慢了脚步。在3月10日，我们实现了既定目标。我们最后公布的内容有近10万字。我原想如此一来，未删节版的日记就能完整出版。谁知该书刚准备推出，就收到了总检察长的法庭禁令。他曾放过我们一马，现在则决意阻止出版商和遗嘱执行人。即便要面临高昂的诉讼费用，出版商和遗嘱执行人也决定起来抗争。我当然不能坐视盟友的孤军奋战。于是，我设法进入了法庭。
接下来的一周里，我一直在浏览未公开的日记材料，内阁办公室对这些内容一无所知。另外，利用先前的长时间准备，我们比较了威尔逊首相和克罗斯曼对同一事件的描写。雨果·杨和约翰·巴里则以养老金和种族决议为案例，采访了其他内阁大臣。在某些方面，大臣们的回忆与威尔逊和克罗斯曼的记述均有出入。日记出版的必要性不言而喻。
我宣布还会有更多案例分析。这时，我确信总检察长会有所行动。受访的大臣成为我们挑战杭特的限制的砝码。
我的杀伤性武器就是我精心准备的一版报道，上面在偌大的空白处轻描淡写地写道：“鉴于昨夜高院法官批准了总检察长的禁令申请，克罗斯曼日记的选载到此结束。”
这一次，没有了财政部法务官的午夜来电。但是，图书出版两天之后，我们的律师安东尼·惠特克告知我们：“他们试图取得一个永久禁令来阻止我们。”
我的一通欢呼吓坏了他。在我看来，如果能赢下这场官司，我们不仅可以阻止对图书的审查，甚至能遏制政府的掩饰。
然而，我前往河岸街法院时才发现，总检察长的法院令不仅针对克罗斯曼日记，更企图阻止我们对大臣的采访。根据该令，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任何有关内部讨论的报道，如果涉及政策的形成或执行，内阁秘书都有权详阅和审查。这项限制确保了所有教化只够一名用功的《阿尔巴尼亚人民日报》的读者阅读。
我们了解到，眼下这些怪诞的附加条件是在最后时刻写下的。作者既不是杭特，也不是总检察长，而是该案律师自行添加的。
“那些鬼东西肯定没戏。”我对身边的人低声说道。
1976年6月26日，法官艾克纳全面批准了一个短时间禁令，明令禁止同一时期的政治报道以及克罗斯曼日记刊载。经上诉，我们将这个全盘禁令争取到了仅对日记有效的范围。修改后的禁令规定，我们在全面审理之前不能公布任何日记选载。《星期日泰晤士报》和遗嘱执行人成为了共同被告。
在同年7月底之前，我们有一个月的时间做准备。先前所有的准备工作都派上了用场，但是仍然给律师、报纸和遗嘱执行人留下了一个繁重的任务：分析300辑回忆录和其他图书，找出过去限制性因素出现的轨迹。倘若如此，那么事情也会发生在劳埃德·乔治、温斯顿·丘吉尔、安东尼·艾登、哈罗德·麦克米兰、哈罗德·威尔逊以及陆军元帅身上。我们努力从大量愿意为克罗斯曼作证的学者、律师和前内阁大臣那里取得宣誓证词书。汉密尔顿和汤姆森意识到了代价的高昂。我们决心尽可能地杀入上议院，不过这至少要花费10万英镑。
首席大法官威杰里勋爵主持了审理。此案和五角大楼文件案颇为相似，只是没有失窃的文件。出人意料的是，总检察长没有搬出《国家保密法》这尊重炮，也就意味着本案成了一宗有陪审团在场的刑事审判。话又说回来，国家角色的膨胀和官僚权力的滋生，与掩饰和秘密的多少成正比。我们和《保密法》对阵，是黑与白的斗争。
根据一则晦涩的保密法规，总检察长开口要求封杀克罗斯曼日记，“以符合公众利益的要求”。这在其他国家闻所未闻。整个事件怪诞诡异的轮廓更是越发清晰。
首席大法官会对《保密法》买账吗？两个月之后，答案自然会见分晓。
宣布休庭后，内阁秘书大人杭特穿过长廊，从安妮·克罗斯曼、格拉曼·格林和我的对面走过来，风度翩翩，面带友好之色。
这个场景简直是一幅扣人心弦的电影画面。
“是，政府应当有它的秘密。”
“不，它的秘密不能被禁止公布。”
谜底在最后一刻揭晓。
“我不相信，” 首席法官威杰里最后判决道，“任何日记首卷中内容的出版能够控制当今内阁的自由讨论。”
就这样，秘密日记的所有内容都获准出版。
我们的胜利
这场胜利比预期的还要好。威杰里虚晃一枪，尽管他将《保密法》的概念延伸到了公共事务，但首卷日记却可不受内阁秘书的约束，完整地呈现给读者。如此一来，《保密法》也就成了摆设。威杰里选择弃之不用，或许其他人也会作出相同的决定。
不管怎样，法庭的判决对内阁秘书来说无疑是釜底抽薪，同时也抑制了内阁的权力。晚些时候，政府接受了调查委员会的建议，放弃通过法令控制内阁大臣的回忆录。之后的15年，公务人员们得以免受普通法的限制。
至此，《星期日泰晤士报》挫败了来自开放、民主的大不列颠政府的众多干涉。克罗斯曼案可以说是一座里程碑。随后的几卷日记和回忆录也得以自由出版。我们的工作和努力让我一通狂喜，但是众人的不解以及他们对其中危害性的说道，也着实让我沮丧。我明白，我们仍然处在孤立无援、独自对抗黑暗的境地中。
“你们做了一件糟糕的事情。”一名政治记者告诉我。放眼望去，他的双肩犹如一道路障。此外，多家报纸的社论也支持政府禁令，少之又少的议员对此抱有兴趣。
另一方面，新闻业与专制权力的碰撞、克罗斯曼案的胜利等一系列事件，确实孕育了改变：反应停的受害家庭十载之后终获赔偿；DC-10空难原因历经磨难得以披露。法律和政治制度本应杜绝此类病态事件的发生，却放任自流，极力阻止赔偿，让反应停的受害家庭失望不已，甚至几乎毁掉了试图提供帮助的《星期日泰晤士报》。DC-10空难受害家庭最终得到了合理赔偿，也只是因为他们能够在美国提起诉讼。得益于美国社会的开放性，我们方能阐明空难的来龙去脉。
我认为，整整一代英国新闻界，在挑战当局权威和利益共同体方面毫无建树，进而导致了人权地位的陨落。英国法庭毫无《权利法案》可言，一贯将物权置于人权之上。
民主政治中，微小的改变至关重要--判例法的附加部分难以理解，其主要原则实属拼凑之举，其应用更是不负责任的行为；公众情绪又容易受到诱导；厚颜无耻的行为肆意横行却无人问津，直至被人们接受并成为一种习惯。战后的英国新闻业盲目无知且视野狭隘：通俗报刊往往借助竞选、低级趣味甚至侵害个人隐私等手段小题大做；通俗周报的腐化性和劣根性暴露无遗；质报的新闻工作毫无生气，报纸反复引用演讲和声明，在公共事务上报喜不报忧，甚至错把庄重当严肃。我眼中的严肃性，是指对于影响到数百万人民生活、安全和幸福的制度和活动的详查和监督。
新闻业不再刨根问底。它们批评政客，实则与之狼狈为奸，不敢越雷池半步。它们是事后诸葛亮，不敢做出头鸟。
在汤姆森和汉密尔顿入主之前，20世纪50年代的《星期日泰晤士报》在凯姆斯利手中俨然是一个“愣头青”，直到60年代，报纸才开始调派全职报道人员。70年代，《星期日泰晤士报》自认为卷入的最突出的审讯和禁令实际上并未发生，因为新闻报道突然掌握了主导权，对法律和政治制度发起挑战。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在调查案件的过程中发现，法律和政治制度已失信于人民。谁能料想到，一则19世纪保护维多利亚女皇蚀刻画的商业案例，会在现如今的政客日记案、议员贿赂案和反应停案的文件中被引用。专家委员会建议改革，议会却不愿响应。雨果·杨曾在研究克罗斯曼案时评论道，对谨慎和保密的迷信已经深入英国生活的方方面面，即便是对其所做的微小挑战，也足以震撼人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