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穴现在空着，曾经在洞穴里面安放了近两个世纪的骨灰盒已经移走。起护卫作用的头盖骨已经不在，一千年间不易察觉慢慢渗出的红色石灰土在墓穴上留下了不可能留下的矿物质沉积，墓穴的居住者已经被拖到光天化日之下。从公寓楼的房顶俯瞰，可以看到耶路撒冷和伯利恒，整齐地排列着还没命名的大街。
一位年轻的市政官员停下来，背对着墓门擦拭眉头，那一刻，他要决定他正脚踏的街道的名字。这条街要纪念一位为帝国而战斗并于1947年逾越节后被绞死的35岁的犹太人。他死去的年代曾有些犹太人称他为土匪。现在他终于有了出头之日。为了纪念这位为了以色列独立事业而与英国人不懈地战斗的地下勇士，这条街名叫“多夫·戈拉那(Dov Gruner)”
在2006年第一个星期，我请一些在美国探索频道和在加拿大“视觉”公司的执行经理们观看了电影《墓穴》这两个公司和英国的四频道是共同为我们电影投资的三个广播公司。电影结束后，编辑室里静得令人窒息。为打破僵局，有人说：咱们看看……这部电影的主线是什么？耶稣的骸骨找到了！或者‘DNA证明耶稣和玛丽结婚’！还是‘完整的神圣家族成员找到了’！或只是简单地说‘他们有个孩子’！
屋子里传出了紧张的笑声，然后执行经理们回到了他们管用的谈话方式：放映这部电影要离复活节的时间多近？放多长时间为宜？我最喜欢的题目是：我们应该从头至尾采用怀疑的语气。当讨论转到要插播多少商业广告和缓冲时间以及致谢名单要以什么样的闪电速度滚动而过的时候，我又想到了故事。
所有事情都讨论并决定之后，我们的追踪真正显现什么呢？
事实是1980年推土机掘开位于耶路撒冷旧城和伯利恒中间的大比阿一座墓穴。墓穴正面有一个独特的符号。在里面有十个骨灰盒，其中的六个上面刻有碑铭。
事实是没有人调查骨灰盒的起源。现在没有，将来也没有关于碑铭真实性和合法性的争论。考古学家在出土原地发现它们，绘制了墓穴的地图，把骨灰盒编目，并且验证核实了碑铭。
六个碑铭最戏剧之处是一目了然地写着：耶稣，约瑟之子”在几千个出土并被编目的骨灰盒中，这是两个刻有这两个人名的骨灰盒之一。很有意思的是，骨棺的外壳极为平常朴素，上面没有任何修饰花纹——没有通常发现的骨灰盒上所有的“玫瑰图案”圆圈或其他设计图形，这个事实什么都不能“证明”但和我们从《新约》和其他不正规的书籍或记载中所知道的“耶稣，约瑟之子”相一致。也许这个骨灰盒的平常朴素正说明了被埋在墓穴里的人的性格，或者说明他的追随者不想引起人们对“不敢标出名字的骨灰盒”的注意。然而，有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朴素的骨灰盒上面带有历史上最著名的名字“耶稣，约瑟之子”
还有一个事实，在大比阿墓发现的所有碑铭中，耶稣，约瑟之子”是最难辨认的。引起争议的不是对它的解码；包括著名的碑铭研究专家L.Y.拉马尼和富有传奇声名的弗兰克·莫尔·克劳斯在内，所有人都同意这个骨灰盒上的碑铭一定是“耶稣，约瑟之子”不会是别的。可是仍然有个事实是碑铭写的特别快，特别潦草，因此某种意义上，它隐藏在平常朴素的外表之下。
名字前面有个清楚的“X”标记，是在刻出这个碑铭的同时刻上的。在这一点上，我必须要承认我已经跨越了争论的焦点。在以色列的上流考古学社团，任何人都不允许提及骨灰盒上的十字标记。多数考古学家，尤其是以色列考古学家错误地——假定——认为基督教象征的十字架是从4世纪的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开始的。当时，君士坦丁大帝使基督教合法化，奠定了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的下一个官方宗教。在那之前，历史上统一认为鱼才是基督教使用过的唯一象征，而不是十字架。但是由于任何《新约》学者都能证明十字架要比君士坦丁大帝如果不早几百年，也要早几十年时间。例如，在拉丁神学鼻祖特土良作品中，早于君士坦丁大帝一百年，十字架就已经被明确地作为基督教象征而提及。
那么，十字架的象征到底从何而来？会是早期耶稣的追随者采纳耶稣受难致死的工具作为宗教象征吗？如果罗马人把耶稣吊在一棵树上，他的追随者则在自己的颈上套上小的有修饰物的金套索绕圈行走吗？耶路撒冷圣经学院的杰罗米·墨菲·奥康纳主教认为，耶稣运动开端之时，人们戴着作为宗教象征的十字架是不可能的事情。它是磨难的象征，不是拯救的象征。
然而，在庞贝古城的姐妹城市赫库兰尼姆古城的一个宗教神殿里发现了一个十字架。这个十字架可以追溯到在耶稣受难致死49年后的公元79年维苏威火山爆发的时候。学者们并没有解释这个十字架为什么会在这里，却想尽量避免对十字架的解释，他们说：这不是个十字架，是个架子。毕竟在君士坦丁大帝之前十字架不会是耶稣追随者的宗教象征。那么耶稣时代成百个有十字架的骨灰盒又是怎么样？常规的聪明的回答是：它们不是十字架，是泥瓦匠的标记”
骨灰盒上“泥瓦匠的标记”是石匠做的用来让客户知道根据盖子排列骨灰盒。结束时，他们在骨灰盒和它们的盖子上制作十字架。按照定义，上面带有单个十字架的骨灰盒并不符合带有泥瓦匠标记的骨灰盒。这并不是说十字架绝不是泥瓦匠的标记，是说君士坦丁大帝之前的每个十字架都不可能自动被否定为十字架的标志。如果不是泥瓦匠的标记，他们一定有什么含义，例如，在大比阿墓穴有一个很清楚的十字形符号在一个没有碑铭的骨灰盒的后面。为什么它在“耶稣，约瑟之子”的骨灰盒旁边？按照L.Y.拉马尼和弗兰克·莫尔·克劳斯来说，还有一个没法解释的“X”成为“耶稣”碑铭的一部分。因为在盖子上没有一个相对应的“X”没有理由下结论说这是一个泥瓦匠的标记。因此“耶稣”这个名字前面的“X”意味着什么呢？
正如我们所辩论的，要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不是那么困难。自从公元前 6世纪希伯来预言家以西结时期，比耶稣早500年的时候，X”和它旋转之后的形状十字形是代表正义的符号。比如，旧约·以西结》上面说：主对他（以西结）说，你去走遍耶路撒冷城中心，因此，那些城中所行可憎之事叹息哀哭的人画记号‘Tao’在额上。Tao”也是“Taw”是希伯来文和亚拉姆语的最后一个字母，用希伯来文叫“Taf”亚拉姆语是“Tao”这个名字字面上的意思是“记号”它代表路的尽头，也许还有新的开端之意。在《旧约·以西结》里最普通的意思是，这个正义的记号象征着保护，把标记为拯救的一群人和标记为毁灭的人区分开来。那么为什么考古学家仅仅把“耶稣，约瑟之子”的碑铭里“Tao”的记号看作泥瓦匠的记号呢？
如果所有这些看起来深奥或牵强，只要记住耶稣称自己为活生生的“Tao”在《启示录》中，耶稣说出了现在非常著名的话：我是阿尔法和欧米加”——我就是开始和结束。阿尔法和欧米加是希腊文的第一个和最后一个字母。但因为任何基本了解《新约》的人都会承认，耶稣用希伯来文和亚拉姆语说话，不是用希腊语。如果他说了新约里面他说过的话，他当初就会用希伯来文和亚拉姆语的第一个和最后一个字母，并这样说：我是阿尔法和Tao。一些学者可能辩论说到耶稣时代，希伯来文“Taf”已经演变成超越“X”记号和十字符号。他们会说，到公元1世纪，它的写法不一样了。但是并没有否认这样一个事实，将近六百年的时间里，最后一个字母——“Tao”——一直是正义的代表。到1世纪，Tao这个标志已经有将近六百年的历史了，作为宗教象征，它一定被描述为一直以来所显示的那个样子——是一个“X”或是一个加号（＋”
我意识到，不是所有骨灰盒上的“X”可以看作是“Tao”但也不是所有的“X”都能看作泥瓦匠的记号。我们是否看到特土良、赫库兰尼姆、以西结陈述的或耶稣自己的称自己为“Tao”不应马上就不考虑Tao和十字架。事实上，碑铭为“耶稣，约瑟之子”的骨灰盒上面断然没有泥瓦匠的记号，但它上面却故意刻上了Tao的记号。
有一种并非很新的说法，新的耶稣的外邦追随者的十字架是从早期犹太人和犹太教－基督徒的符号发展来的。3世纪时，一位灵命高深的基督教教士俄利根写道：
有人正质问犹太人他们能否举例证明祖先关于字母Taw的任何传统习俗。回答如下：一个人说字母Taw，是犹太人使用的22个字母之一，按标准的字母顺序是最后一个。然而，虽是最后一个字母，那些有美德的人为人们所犯的罪而哀悼悲伤并可怜犯罪的人，而这个最后的字母被选择作为这些人完美的象征。第二个人说因为这个律法被犹太人叫做妥拉Torah，它就是以Taw开头的，所以字母Taw象征着那些遵守律法的人。 最后，第三个人是基督徒，他说《旧约》上写到Taw是十字架的象征，也是在基督徒开始祷告或读经之前或习惯在前额上用手做的记号。
很显然，至少早在俄利根时代，基督教就了解“Tao”比十字架更早作为完成和遵守法律的象征。那么，为什么我们还对犹太人和犹太教－基督徒骨灰盒上发现的“Tao”感到惊讶？对于就刻在“耶稣，约瑟之子”的骨灰盒碑铭前面的“Tao”的事实，我们为什么把它最小化？
2006年，我到那不勒斯去见伊格纳齐奥·曼西尼神父，他人已上年纪，双脚疼痛，所以拖着脚走路，身边有一位年轻的教士搀扶。他在耶路撒冷鞭笞路上的方济会教堂居住了三十年，在传奇既是教士又是考古学家的贝拉米诺·巴加蒂主教下面工作。伊格纳齐奥·曼西尼也是《有关犹太教－基督徒的考古学发现》的作者。这本书在1968年由耶路撒冷方济印书馆首次出版，书中曼西尼教士给上百个Tao记号、 十字架和其他一些与早期耶稣追随者有关的符号编目。而所有这些早期基督教的符号都长期被学院和曼西尼的基督教同僚所忽视，为什么呢？
答案不难取得。毕竟千年之间，犹太教－基督徒或是以便尼派对于基督徒和犹太人来说都是尴尬的事情。他们对于犹太人来说很尴尬，因为在犹太人受基督教徒迫害的时期，他们时时提醒在基督教成为外邦运动之前，犹太人已经追随耶稣千百年了。相反，以便尼派对基督徒来说很尴尬，因为他们静静地见证了这样一个事实，即认识耶稣的人们和他一起掰饼，直接听他讲道，遵守犹太教规，谨守安息日，男人行割礼，拒绝承认处女生子和三位一体的见解。
因此，犹太教－基督徒堕落进了一个叫做方济印书馆的黑洞。简单地说，就是除了很少一部分学院派研究人员，几乎没有什么人知道有犹太教－基督徒存在过。然而，我和曼西尼高高坐在那不勒斯港上方美丽芳香的鲜花丛中，曼西尼告诉我：你不能一直不考虑所有的证据。犹太教－基督徒存在过，因为他们留下了他们曾经存在的考古学证据。基督教不是在理论和社会方面横空出世的。
持这种观点的并不只有曼西尼一个人。像法国考古学家查尔斯·西蒙·克莱蒙·加诺、西尔威斯特·萨勒、以利加·L·萨肯尼，贝拉米诺·巴加蒂，法国的拜占庭考古学家克劳迪恩·道芬，圣经学者、传教士Jack Finegan，以及其他一些考古学家学者从1873年就开始指出犹太教－基督徒存在的考古学证据。我们可以不考虑某个时期的某些证据，但不能不理睬一直以来所有关于他们的证据。然而，关于早期耶稣运动，学术界已经深入研究了150年得出上述结果。
忽视上述的结果会在真正的思维转换发现来到之时，像大比阿墓一样，人们似乎无法严肃看待它。但是，如果我们把发现探索想象成来自考古学真空，只会令人难以置信。然而，如果我们明白大比阿墓穴在一个历史考古学环境中存在，由数百个1世纪与早期耶稣运动有关的器物组成，那么这座墓穴开始成为考古学关注焦点。
这谈的是另一个问题，即一些人可能得出结论，所有试图把骨灰盒和《新约》特定的人物联系起来的行为，从一开始就是愚蠢的。可是，再一次事实是学者们的确把这些古物和《新约》特定的人物相联系。例如，我们在《福音书》得知，该亚法斯之子约瑟是大祭司，他认为耶稣是个招惹祸乱的人，把他逮捕交给罗马当权者。1990年12月，在耶路撒冷旧城外，建筑工人发掘到一个1世纪时期埋葬的墓穴。墓里有11个骨灰盒，其中两个上面刻有该亚法斯的名字，其中的一个装饰精美，上面有刻了两遍的碑铭“约瑟，该亚法斯之子”现在作为永久陈列品陈列在以色列博物馆。不夸张地说，多数《新约》学者现在认为在以色列博物馆的这个骨灰盒就是《新约》里那个让耶稣受难而死的最高牧师该亚法斯之子约瑟的骨灰盒。为什么有可能找到迫害者而没有找到受害者呢？显然，这不是学者的立场而是因为政治立场。
但还有更多发现。根据《福音书》在赴难的路上，耶稣的双脚绊到因而摔倒，一位从古利耐来耶路撒冷度假旅游的犹太人帮助他扛他的十字架。古利耐是一个很大的犹太人散居在外的中心，位于今天的利比亚。马可福音》中说，由于这次偶遇耶稣深深地影响了古利耐人西门，以至于《福音书》中有记载他和他的儿子亚历山大都成为了早期耶稣的追随者。1941年，发现了一个骨灰盒，上面用绿色粉笔在石头上刻有“亚历山大，西门之子”西门”和“古利耐”正如我们所展示的，学者们同意这些名字的结合说明要么是他们每一个人要么两个人的骸骨都放在了这个骨灰盒里。学者们也一致认为古利耐的骨灰盒上提及的西门和亚历山大就是《新约》中描述的那两个人。
古利耐的西门这个骨灰盒已经在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仓库的一张桌子下面静静放置了几十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每年成千上万的游客在悲痛之路上的第五处路过“古利耐的西门”的小礼拜堂，没有一个人意识到西门的骨灰盒还是得到确认的好。为什么？因为他的骨灰盒落在理论学和考古学的夹缝之间，它既不迎合犹太人也不迎合基督徒……对于任何政治或宗教派别的考古学者来说也不合适。
但是多数秘而不宣的发现，包括大比阿墓约拿之子西门的骨灰盒。根据基督教传统，第一任大主教不是别人，是耶稣最初的十二个门徒之一的彼得。早期教会的许多历史学家记录在耶稣受难之后，彼得是耶稣运动的领导者之一，在一些人看来，彼得是保罗版基督教的对头。传统认为他在罗马殉道，被埋在今天梵蒂冈的一个地下墓穴里。可是，事实是在罗马没有一丝考古学的痕迹证明彼得被埋在圣彼得基督教堂下面，不是没有尽力去寻找，墓被挖开又被封上，骸骨出现又消失，纪念碑被找到，异教徒的公墓也已确认。但唯独没有彼得，虽经多年努力挖掘，可甚至没有一个犹太人或基督徒的墓穴出土，更不用说骨灰盒了。换句话说，尽管罗马人的传统还在，但残酷的现实告诉我们，没有一丁点可信的证据能证明彼得或任何耶稣最早的追随者被埋在梵蒂冈地下。
1953年，贝拉米诺·巴加蒂在橄榄山上开掘了他称为“犹太教－基督徒墓地”的公墓。这座公墓坐落在号称基督教圣地的多米内斯·弗列维特礼拜堂。传统记载，耶稣是在这里看着圣殿，为他预先看到的即将来到的毁灭而哭泣的。在多米内斯·弗列维特礼拜堂公墓，巴加蒂发掘出几十个1世纪的骨灰盒，其中有一个是彼得的。
正如每个基督徒的孩子知道的，彼得”并不是那位使徒的真名，耶稣为“西门，约拿之子”起的这个名字。根据《福音书》耶稣叫西门“kepha”亚拉姆语是“岩石”Petrus”是“kepha”的拉丁语翻译，是“岩石”的古语版本。在多米内斯·弗列维特的骨灰盒中，巴加蒂发现了用黑色粉笔刻的Shimon bar Jonah——西门·巴·约拿。
西门在1世纪犹太男性中是最流行的名字。但是圣经中的名字约拿在耶稣时代完全落伍。在已经编目的几百个骨灰盒中，西门，“约拿之子”的骨灰盒就是其中之一，应该成为国际头条新闻。其实，如果这种特殊的碑铭在梵蒂冈找到，这个骨灰盒立刻就会成为崇拜朝圣的对象。但是，它不是在罗马找到的，是在耶路撒冷一个犹太教－基督徒的环境中找到的。因此，它至今仍被丢弃在一个鞭笞路上一座教堂后面的一个小博物馆里。
问题是耶稣的祖坟不是凭空而出的，它是与耶稣有关的最大的出土文物，却因为涉及到人们不愿找到的考古学文物而被忽视不理。
那天晚上的时候，如果约瑟之子耶稣的骨灰盒在私人收藏品中公之于世，它将会在考古学和统计学上都不相关。这个骨灰盒的朴素和碑铭上潦草的字迹和碑铭前面特意刻的“Tao”记号都给很少的几个人的晚餐增加了有趣的话题，但仅此而已，没有更多。然而，与很多其他的骨灰盒不同，耶稣骨灰盒不是神秘地从古董市场面世的，是由考古学家在出土的地方找到的。因此，这到底是不是放置拿萨勒人耶稣的遗骸盒子的问题可以从科学角度调查出来。第一个最明显的问题是：其他什么人和他埋在一起？如果确实是耶稣家的墓穴，耶稣旁边的那些骨灰盒与关于这个家庭成员的历史记载相吻合。
正如我们所知，出土耶稣骨灰盒的墓穴里，约瑟夫·盖特、阿莫斯·克罗诺和年轻的西蒙·吉布森发现了一个骨灰盒，边上没有错误地大大地写着玛丽的名字。玛丽是圣经名字米利亚姆的拉丁文。在1世纪的犹大，也许多达1/4的女性叫米利亚姆，英语是玛丽，这不时地让人搞不清楚。这就是为什么《福音书》经常在提到一个玛丽之后有许多昵称或解释，比如，在“某人的妻子玛丽”“某人的母亲玛丽”“某人的姐妹玛丽”“来自这个或那个城的玛丽”等等。在古代以色列有25％的女人叫玛丽，你必须要知道你在谈的是哪个玛丽。
任何听过《万福玛丽》的人——那首在天主教圣餐礼拜时歌颂耶稣母亲的令人难以忘怀的赞美诗——都知道教会传统指主的母亲就是：玛丽。崇拜耶稣母亲玛丽是天主教和新教的不同点之一，天主教要给母亲更多的关注，在传说她神秘出现的地方聚在一起代祷寻找她。这一直是玛丽——不是米利亚姆，也不是拿萨勒人玛丽，或约瑟之妻玛丽，就是“玛丽”
忘记大比阿墓，如果某个地方有刻着耶稣母亲名字的骨灰盒，我们期待在它上面找到什么？因为种种迹象表明她是1世纪的犹太人，我们期待她的名字是用希伯来文或亚拉姆语写的。因此，如果上面写的是“米利亚姆”这不会令我们惊讶。如果上写“约瑟之妻”或“主的母亲”我们会很高兴。但是如果我们找到用四个希伯来字母“Mem”Resh”Yud”和“Hay”写的——记录她名字的拉丁文，玛丽，我们同样会感到激动无比，因为这已经是两千年前的记载了。
所有学者编目的骨灰盒中，只有很少几个上面有用希伯来文写的拉丁版的“米利亚姆”其中一个出自大比阿墓穴，这里面保存的约瑟之子耶稣骨灰盒旁边保存着安静处女长达两千年的时间。
大比阿墓穴玛丽的碑铭能给我们提供最终没有争议的证据吗？就是这个骨灰盒中保存着《新约》叫“处女玛丽”的骸骨吗？当然不能。相同的现象可以由数字来解释。但事实是，我们现在有三个和耶稣相关联的名字集合在两个骨灰盒上：耶稣、约瑟和玛丽。回到1980年，由于这三个名字在同一座墓中被发现，应该引发一系列的科学活动：统计学家应该进行可能性研究，提取DNA——至少——从耶稣和玛丽的骨灰盒中提取来判定两者间有没有血缘关系。但是当时并没有做这些事情。没有受到过任何统计学训练的考古学者断定耶稣、约瑟和玛丽的名字在1世纪的犹大相当平常，以至于研究整个出土名字的集合没有意义。
还不止这些。有一个没有争议的事实是：玛丽和耶稣骨灰盒旁边还有一个骨灰盒上面刻着四个清楚的——有人甚至会说这太奇特了——希伯来字母凿刻在边上：Vav”Yud”Samech”和“Hey”，拼出来是Yosa。巧合的是，根据《马可福音》Yosa或约西恰恰是耶稣的兄弟约西。
《马可福音》和《马太福音》上说，耶稣有四兄弟：西门、犹大、约西和詹姆士。马可福音》还提到了耶稣至少两个姐妹。基督教传统的著作（埃比法尼乌斯Epiphanius的希腊文著作《帕那里昂（Panarion）记载她们叫撒罗米和玛丽。用文本和考古学的碑铭作为数据库，学者们同意西门是1世纪最流行的名字（21％）约西是在最流行的名字中列第二位（14％）犹大列第三（10％）雅各列第四（2%）但是，从最早的资料《马可福音》来看，关于一个兄弟或唯一一个兄弟的重要信息告诉我们，约西因他的昵称而出名可能是希腊文Yose或希伯来文Yosa。也许这个约西是因他已故的父亲约瑟命名的，是Yosef/Joseph的缩写，希伯来文Joey的一种而被人所知。
大比阿墓穴最令人惊讶的事是我们在骨灰盒上只找到一种版本的Yosa。所以，假如你站在1世纪时候拥挤的耶路撒冷集市喊道：Yosef”一百个犹太男人中有十四个可能会举手。假如你喊“Yosa”只有一个人会回答。那么你必须要问他以下问题：你是拿萨勒人耶稣的兄弟吗？极有可能他会肯定地回答你。
但仅仅“Yosa”不能为大比阿墓的确是耶稣家的墓增加可能性。不幸的是，我们几乎没有任何关于耶稣之弟约西的信息。但是，假如我们找到的是正确的墓穴，我们现在了解约西没留在拿萨勒。与耶稣和他的母亲一起，在耶路撒冷结束的生命。另外，现在我们在三个骨灰盒上找到四个与耶稣有关的名字：耶稣、约瑟、玛丽和约西。
但是用Feuerverger的术语说，大比阿墓的所有骨灰盒中最“令人惊讶的”不是约瑟之子耶稣骨灰盒，而是上面刻有“米利亚姆也是玛拉的（骨灰盒）从一开始，我们关注这个特别的骨灰盒是因为它是整个故事的关键。一切都依靠这个特别的古物。尽管如此，我们没有立刻了解它的秘密，秘密随着时间一点一点被揭开的。”
詹姆斯·泰博，引用其他骨灰盒指出“米利亚姆”碑铭应该读作“米利亚姆也是‘玛拉’的（骸骨）我们了解的是，不看大比阿的发现，世界领先的研究玛丽·玛德琳娜的专家总结出《福音书》中作为玛丽·玛德琳娜的这个女人实际上用希腊文叫做“米利亚姆”是俄利根主教最早提出的，他称抹大拉为“米利亚姆”然后埃比法尼乌斯的书和非正规的一些文件中，如《皮斯提斯·索菲娅》里也出现此说法。但是更有说服力的是《菲利浦行传》
《菲利浦行传》记载了玛丽·玛德琳娜之兄弟菲利浦传福音的使命。这部非正统的文献里的提取的信息已经存在一千年的时间。但只是在1976年在位于现代希腊阿陀斯山半岛的色诺芬修道院图书馆搜寻的时候，佛朗索瓦·布冯和博特兰·布维埃教授找到了接近完整的《菲利浦行传》这本书看来是5世纪的文书，很可能是更早手抄本的副本。这个手抄本至今也没有翻译成英文，只在1996年出版了法文版本。因此，即使在学者中间，它也已经从雷达探测器下面消失了。
《菲利浦行传》讲述了与大比阿墓米利亚姆骨灰盒相同的故事。例如，《菲利浦行传》称玛丽·玛德琳娜为“米利亚姆”称耶稣的母亲为“玛丽”在大比阿墓，有一个“米利亚姆”和一个“玛丽”
按照后来的基督教记载，罗马人镇压了耶稣运动后，玛丽·玛德琳娜逃到了法国。假如这个说法是真的，她的骨灰盒不可能在耶路撒冷。但是早期的《菲利浦行传》里惯用的说法是，陪伴她的弟弟去小亚细亚后，玛丽·玛德琳娜回到了耶路撒冷在那里终老一生。显然，这个说法与大比阿墓穴的情况一致。
然而，后来的基督教传统认为玛丽·玛德琳娜是耶稣曾经从乱石打击中解救出来的奸妇，还把她看作一位无名妇人给耶稣洗脚用她自己的头发为他擦干。福音书》本身绝对没有给出任何暗示说玛丽·玛德琳娜就是那个奸妇或是洗脚的罪人。事实上，我们从福音书中了解的就是玛丽·玛德琳娜一直在耶稣生命的中心，包括他的死亡和后来的复活。福音书》上说，她在十字架的脚下，她第一个发现空了的墓穴，她第一个遇到复活的弥赛亚救世主。我们求助于像《玛丽·玛德琳娜诺斯替教派福音》和《菲利浦行传》这样非正统的文献中记载的来得到更完整的形象介绍。这些书中，她是心爱的使徒，拯救者，传道者和她自己权力的主人。在《新约》中耶稣被认为是“玛拉”或“主人”就像镜子的效果那样，大比阿墓里米利亚姆的碑铭后面的字是“也是玛拉”
根据新约，菲利浦是给古代以色列说希腊语的犹太人做使徒的。既然我们了解他的姐姐米利亚姆陪他完成布道使命，她有可能也说希腊语。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大比阿墓穴上的“米利亚姆”碑铭是这座墓穴唯一一个希腊语碑铭。
我认为，很可能是与其说拿萨勒人不如说约瑟之子耶稣埋在玛丽、约西和另一个“主，米利亚姆”的玛丽身边。但是，会有通达之人想象到，在1世纪的以色列可能有两个耶稣生命中都有一个叫约瑟的父亲，一个男性近亲叫约西，两个女性亲属叫玛丽——一个叫玛丽，一个说希腊语叫“主人”吗？
《福音书》清楚地记载耶稣与玛丽·玛德琳娜无关，就是在《菲利浦行传》中叫米利亚姆的那位玛丽。理论上，即使这是耶稣家的墓穴，大比阿墓里的第二个玛丽可能是耶稣的姐妹米利亚姆，虽然我们没有根据说她就是“主人”或是她名字的希腊版本。
2005年，制作人费利克斯·高卢贝夫与学者史帝夫·芬和法庭科学考古学家斯蒂芬·考克斯一起工作，从耶稣和米利亚姆骨灰盒里拿到人类遗骸残片。这些小的碎片然后运到了安大略的湖首大学，卡尼·马特森博士所在的古DNA实验室。卡尼·马特森博士和他的团队不能从已经退化的样本中提取核子DNA。可是，他们从耶稣和米利亚姆骨灰盒中成功提取了线粒体DNA，这使科学家们可以确信这些残片确实是中东人的后裔，他们两人没有关系。
先暂时忘记我们在谈论拿萨勒人耶稣，两个没有关系的男人和女人能出现在一个1世纪耶路撒冷家庭墓穴里的唯一原因就是他们可能是夫妻关系。
在后达·芬奇密码时代，耶稣有个妻子和孩子的观点是流行的想象力的一部分。同样毫无疑问，很多不同的秘密社团如果不在一千年前，也是早在几个世纪以前就接受了这个观点。但回溯到耶稣受难之后和基督教作为罗马帝国处于统治地位的宗教而兴起之前，那些正统和非正统的文献能否作为这种信念的基础？
如我们所见，“双胞胎”托马斯，可能实际是儿子托马斯。但是他的证据主要来自非正统文件。那么《新约》本身又如何呢？
无疑，福音书》深深埋藏了一个秘密。例如《约翰福音》故意模糊了耶稣最爱的一个人的身份：他挚爱的门徒。没有人了解为什么这个人的身份不是根据名字来辨认，而是根据耶稣对他的感觉来确认。尽管文中最平白的意思和《达·芬奇密码》都认为，他是男性，但是我们能对他了解更多吗？
在《约翰福音》最后的晚餐一段，挚爱的门徒被描述为斜靠在耶稣的胸前。再按照文中表面的意思来看，我们又得到关于这个“挚爱的”男性什么信息呢？除非你的吃饭习惯和我的非常不同，在我的饭桌上，只有孩子能和我拥抱，靠在我的胸前。所以，这个挚爱的门徒很明显年纪不大，不是婴儿或蹒跚学步的幼儿，但也不是成人，是个孩子，年轻男孩子。这种解释不是新的。实际上，著名的德国画家阿尔布雷特·丢勒(Albrecht Dürer)在他大师级的木版画作品《最后的晚餐》中，一个男孩子坐在耶稣的双膝上。简单地说，与文中所描述一样。
但是，在《福音书》中拥抱的动作并不是唯一谜一般涉及一个年轻男孩的事件。《马可福音》中叙述道：当最高牧师的军官来逮捕耶稣时，一个“青年”男子跟着他们。身上除了披一个“亚麻布”他什么都没穿。他们想捉住他，但他从亚麻布中溜了出去，赤身逃走了。马可是在谈论一个成年人吗？当然不是。实际上，文中明确说道：“所有的门徒都离弃了耶稣，跑掉了，只有这个只披亚麻布的年轻男子跟随着捉拿的军队。”在1世纪犹太人的圈子中，成年男人不会只穿质地很轻的亚麻衬衫到处赤身跑的，但是十岁或十三岁的男孩子可能这样。
《马可福音》给我们讲述了悲伤的故事，一个无名男孩穿着亚麻睡衣跟着被带到黑暗之夜的耶稣。当官兵使徒抓到他时，他赤身逃开。为什么马可给我们讲述这样一个离奇的故事？显然，故事包括一个重要的人物。那么为什么没有告诉我们他的姓名呢？无疑，文中暗示耶稣有个儿子。
这个神秘的挚爱的门徒在十字架脚下再次出现，他是所有《福音书》中提到的陪伴玛丽·玛德琳娜和耶稣之母玛丽出现在十字架受难时的唯一男性。根据《福音书》罗马人把荆棘皇冠放在耶稣头上，在他上方写上“犹太人之王”很明显，罗马官员的要传达的信息是，任何人说是大卫王的后代都会遭受这种下场。简言之，假如耶稣有个儿子，大卫权杖的男性继承人，这个儿子就必须躲藏起来，以免不久也戴着荆棘皇冠身体悬挂在罗马人准备的十字架上。
《福音书》引起我们怀疑心爱的门徒和那个在耶稣被逮捕当晚赤身逃跑穿行耶路撒冷大街的年轻男孩的神秘身份……隐藏与耶稣关系最亲密的年轻男孩的身份，有一个最引人注目的理由，他是耶稣的儿子。
此外，约翰记载耶稣看到他的母亲和他心爱的门徒在十字架脚下后对他说：“妇人，看，你的儿子！”又转身对着心爱的门徒说：看，你的母亲。从此，约翰告诉我们，玛丽就到那心爱的门徒家里去了。显然，他们是家人。最有可能是祖孙的关系。
另外，正如学者们表示，为了使她在耶稣生命中的作用没那么明显，在《福音书》中耶稣之母玛丽经常代替玛丽·玛德琳娜，难道不可能吗？如果是这样，可以把十字架那里的事情重新解释为垂死的男人对她妻子的最后遗言（“妇人”而不是对他母亲说的，他让她节哀以保护他们的儿子脱离即将来到的险恶境地。
我们无论如何对《福音书》重新诠释，事实是在大比阿墓穴，我们从骨灰盒上的碑铭“耶稣之子犹大”得知了年轻男孩的名字。犹大是心爱的门徒吗？这个两千年的谜团解决了吗？犹大在父亲逮捕的晚上跟随他了吗？他不顾一切赤身裸体地是跑到他的母亲那里去告诉她坏消息吗？
综合看《福音书》非正统的文本、口口相传的故事、DNA检测以及考古学成果，所有这些都在讲述相同的故事。有一个儿子，他发现了他最终的安息之地就在他的父母、叔叔、祖母旁边，他们的家族墓穴位于他们的祖先家在伯利恒和耶路撒冷中间，希望在那里建立他们自己的王国。
在英国普通法中，有“普通正常人”的原则。基本上，当看证据的时候，你没有义务提出每个可能的可以解释它的如科学幻想情节那样的证据。你只要有理性。把詹姆士兄弟带进方程式里时，似乎案子能够结束了。
詹姆士骨灰盒是让我开始这次调查的动因。起初，Yakov（詹姆士）约瑟之子，耶稣之弟”这个碑铭让我们高兴地堪称是千年里最大的考古学发现。然后，几个以色列专家宣布，耶稣之弟”是由一位有才气的伪造家具有讽刺意味地添加到“詹姆士，约瑟之子”后边的。可是，这个论点还没有给出任何能让人满意的证明。相反，2006年，奥登堡大学地质学系的沃尔夫冈·克伦宾博士在网上发表了一篇论文，提出主张支持整个碑铭的真实性。但是咱们暂时同意“耶稣之弟”是现代人加上去的这个论点。那是在哪留在詹姆士骨灰盒上的？毕竟，所有人都同意骨灰盒是真的。我们又怎么解释“詹姆士，约瑟之子”的碑铭呢？每个人也都同意它的真实性。
这里就是令人费解的地方。事实是在大比阿墓找到十个骨灰盒，并把它们编目，可是只有九个送到了IAA。一个在从大比阿原址送到IAA的中途丢失。我们对第十个骨灰盒有何了解？我们只知道它不见了——在有人给它拍照或进行适当的检查之前——放错地方了或是被人偷走了。起初，在开凿者看来它很“普通”非常像第一眼看詹姆士骨灰盒。但是从IAA的记录里我们的确有丢失的第十个骨灰盒的初步测量值。按照阿莫斯·克罗诺的报告，80/509号IAA骨灰盒——丢失的那个——高度为30厘米，詹姆士骨灰盒有302厘米高；骨灰盒80/509宽度是26厘米，詹姆士骨灰盒宽26厘米；最后，丢失的骨灰盒长度为60厘米，而詹姆士骨灰盒是565厘米长，误差为35厘米。这种情况很有可能发生，因为詹姆士骨灰盒在去多伦多的途中破了，然后重新粘好，它的原始长度会轻微改变。但是我们甚至不必这样分析。考虑到最初检查过的骨灰盒的特性，丢失的骨灰盒的所有数据是在船上测量的，也许最初的测量值就在一侧短了35厘米。所以，丢失的骨灰盒和詹姆士骨灰盒也许就是同一个。
詹姆士骨灰盒的所有者欧迪德·高兰有一张他宣称买到它的时候拍的黑白照片。这张照片被送到华盛顿特区实验室，判定照片没有经过修改，用的是1980年就停产的柯达相纸印刷的，1980年恰恰是发现大比阿墓穴的那一年。
但是还有更多的证据。当查理在电子显微镜下检测大比阿墓穴骨灰盒的矿物质沉积时，他发现与詹姆士骨灰盒相配的化学签名——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其他的与之相配。
假如詹姆士骨灰盒能追溯回到大比阿墓穴，那么统计学案例可以结束了。用Andrey Feuerverger的话说，这应该是个统计学上的“大灌篮”这座墓穴必须被公认为耶稣家族坟墓。但是如果这个骨灰盒不能和大比阿墓相吻合呢？即使我们把它排除在大比阿墓的骨灰盒集合外，即使忽视查理的所有数字；即使我们完全不理“Matias”碑铭，这个碑铭保存了耶稣之母玛丽的血统关系；即使不考虑耶稣之子犹大的骨灰盒，因为它和心爱的门徒的联系太小；即使不给V字形符号和“Tao”记号任何统计学上的权重；即使把我们所有的数字分成四份考虑无意的偏见；即使然后把整个事件分成一千份，这样考虑到1世纪耶路撒冷地区所有可能的墓穴——甚至是还没发现的和可能不存在的墓穴——我们仍然得到统计学家成为六百分之一的“可能性系数”意思是大比阿墓穴是拿萨勒人耶稣的墓穴的概率为六百比一。换言之，现在看来很清楚，耶稣家的墓穴包括约瑟之子耶稣及包括他的妻子和儿子在内的五个家庭成员的墓穴已经被发现。
当我离开编辑室，来到寒冷的加拿大，远离耶路撒冷及那片土壤下掩藏的秘密，我的头脑中又想起了很多未解的问题：能从其他骨灰盒中找到DNA吗？V字形和圆圈是什么意思？为什么头盖骨按照宗教仪式那样放置来保护墓里的放骸骨的壁龛穴？墓中还有没有藏在墙上堆积的沉积矿物质中还没被发现的碑铭？但是马上我的思绪就安定在了约瑟之子耶稣骨灰盒的盖子上了。
《民数记》中陈述道：有星要兴于雅各，有杖要兴于以色列。千年来这句话被看成是注定要来的救世主的出处。2世纪，犹太勇士Simon bar Kosiba，从132年到135年与罗马人战斗，被拉比Akiva称颂为救主弥赛亚，塔木德时期最伟大的圣贤，他的头像和雅各之星一起被印在硬币上。他用这样的方式宣称接任大卫权杖并宣布自己弥赛亚的身份。实际上，Simon bar Kosiba作为Simon bar Kochba——“星星之子”流传到现代社会。
耶稣没有兴起任何军队，也没有打造硬币。但是他和他的追随者坚信继承大卫和弥赛亚的主张。在约瑟之子耶稣的骨灰盒盖子上有一个仿佛风蚀雨刻一般美好的象征。这个记号很可能是一位经历过把耶稣骸骨放进骨灰盒，然后用盖子盖上骨盒这个心碎历程的人制作的。这也可能就是把骨灰盒被放进注定要在未来两千年里一直在这里安放的壁龛穴之前，实践爱、忠诚和尊敬的最后的动人一幕。那位不为人知的约瑟之子耶稣的亲戚在盖子上简单无误地刻上了……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