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西方现代语言哲学思潮的影响，在20世纪，文学理论进入一个革新时代。总体来说，文学理论由重视对作家及其外部因素的研究，转向对文本的研究。现代语言哲学认为语言并不是工具，相反语言是人的存在的重要表征，人生活在由语言所规定的世界之中。由此改变了文学语言在传统文学理论中的从属和依附地位，转而成为文学研究的中心。由这一转变为出发点，众多的理论流派应运而生，如形式主义、结构主义、英美新批评等，这些流派都把文学语言作为文学研究的中心课题。对文学语言的重视，影响到文学史的研究，就是对作品文本的重视。韦勒克·沃伦在其《文学理论》一书中倡言：“文学研究的合情合理的对象应该是文学作品的文本。”这一观念是具有代表性的。对作品文本的重视，必然会引发对文体的研究兴趣。因此，在20世纪初，文体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在国内外出现了。张毅的《文学文体概论》一书指出：“从根本上说，文学文体学的建立是基于这样一种对文学的全面而客观的认识：文学既是一种有审美目的的语言创造活动，又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它历史地存在着，构成人类的一种文化存在方式。无论从文学史的事实看，还是与其他文化存在方式（哲学、宗教、艺术等）的区分看，使文学得以实现自身存在的价值、使文学独立地成为人类一种精神文化存在方式的，是文学文体，也即文学作品的构成。……文学文体的存在，作品语言文字的运行，就是一种关于存在的思虑或特定社会文化内涵的呈示，作品语言的运行与思想内涵的表达是同步的，不存在哪一方依附哪一方的问题。”（1）可见文体学的兴起，是与文学观念和语言哲学观念的更新密切相关的。文体学是关于文体构成和文体演变规律的科学，其研究对象是文体。什么是文体？单就语言层面来说，文体就是文学作品的话语体式，也即文学作品的结构方式。包括作品中词语的运用、句子结构和句法、修辞方法的选用和出现频率、韵律的格式等方面形成的主观的或客观的、比较稳定的特点。总之，作家为创造文本结构而选择的一切语言手段都可以划入文体的范畴。然而文体又非纯粹的语言现象，文学文体作为符号，不是一般的符号，而是人类情感的表现性形式，是生命体验的物态化形式，是人类生存状态的审美呈现。一定的文体，总是与特定社会文化中人们所具有的社会心理和审美习惯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文体的选择与社会心理和审美方式的选择具有某种同一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文体也可以说是人们感受和掌握外在世界的心理图式和精神结构的特殊外化方式。（2）需要说明的是，文体学并非西方文学理论的专利品。中国古代的文人很早即对文体问题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文体划分的意识在先秦就已经出现，之后随着秦汉时期文体创作实践的进一步展开，各种文体逐渐发展完备。汉代班固《汉书·艺文志》中对诗与赋的类别划分，已经具有文体分类的意识。在这个基础上，于汉末魏晋时期出现了热衷于探索文体问题的风气。蔡邕的《独断》，尝试对从文体功用出发对当时常用的实用文体进行分类，并开始对文体问题进行理论探索。这种作法为魏晋时期的曹丕、陆机和挚虞等人所继承和发展。曹丕《典论·论文》和陆机的《文赋》对文体构成和演变的剖析，已经涉及到文体的语体和风格的层面。挚虞的《文章流别集》及《文章流别论》，则在选文定篇的基础上，树立起“缘始表末”的文体历时性演变过程的描述方法。到了南朝，依体区分、以类编排的文学总集《昭明文选》，和系统研究各类文体的理论专著《文心雕龙》的出现，标志着以文体为中心的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传统和文学史观的最终形成。“体”、“文体”、“式”等相关术语，成为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和创作实践中的重要的范畴。中国古代很早就对为文当中的“文体”或“体”的问题十分重视。《尚书·毕命》倡言“辞尚体要”。墨子也指出：“立辞而不明于其类，则必困矣。”
《周礼·春官》载：“太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表现出从语体形式和修辞方法等因素出发区分诗体的意识。到《文心雕龙》，在理论上系统地阐明了“文体”构成，以及影响文体产生和演变的诸种因素。综合考察，中国古代的“文体”一词，有“体裁”、“语体”、“风格”三种内涵，这三种内涵相互联系，很难截然分开。与文学文体的构成相对应，对文体及文体演变的研究，也很自然地形成几种研究视角。首先，文体作为一种文本结构，是由特定的语言形式构成的。这就形成文体研究的语言学视角。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云：“自汉至魏四百余年，辞人才子，文体三变，相如工为形似之言，二班长于情理之说，子建仲宣以气质为体，并标能擅美，独映当时，是以一世之士，各相慕习。”就是从语体视角出发审视汉魏四百年的文体变迁。俄国形式主义和结构主义的研究方法，也属此类。其次，文体的生成与演变离不开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特定文化背景下人们所共有的思维方式、审美趣味，吁求或决定着文体的生成。这就形成文体研究的社会文化视角。第三，文体的生成与演变与作家的创作和读者的接受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从创作主体和接受者的心理特征和文体意识出发，是研究文体第三种视角。阐释学和接受美学当属此类。魏晋以来的“文气说”，有从作家个性气质的差异探求风格形成的倾向，亦与第三种视角相接近。然而，正如前文所说，构成文体的诸层面本是密切相关的，难以截然分开，所以我们说理想的文体研究方法，应是兼顾文体构成诸要素的整体性研究。我们考察《文心雕龙》的《明诗》、《诠赋》、《辨骚》等文体专论，就是对上述三种方法综合运用的最好的例子。对中国古代文体的研究，可以细化中国文学史的研究。近些年，学者们在这方面的一些研究实践，证实了这个学术路子的可行性。邓国光先生的《文原》，吴承学先生的《中国古代文体形态研究》，可以说是这一领域带有开创性的著作。随着越来越多学者的加入，相信这种对古代文体的个案研究，汇集在一起，必将进一步深化中国文学史的研究。本书是运用文体学研究方法探讨先秦两汉及魏晋南北朝诗歌与辞赋的演变及相互关联等问题的一点尝试。其中《三代史官传统与先秦诗、史同体》、《颂为“仪式叙述”说》、《赋的诗文两栖性特点的成因》、《〈九歌〉楚颂说》、《〈天问〉题义及构思的跨文化思考》、《兼裁众美，其美在调——散体赋的创作模式与美学旨趣》、《论贾谊赋的“承上启下”》、《散体赋的句式实验与新诗体的产生》，以及《西汉后期士林中的退隐之风与诗赋创作的新变》、《文体辨析与魏晋赋风的转变》、《文论别调与魏晋赋中京都、音乐、说理类题材的反主流倾向》、《南朝诗、赋的形式美学倾向及其价值》、《文化心态对诗、赋文体的吁求——对北朝诗赋的特质成因的文体学考察》等，是从共时的角度出发，剖析诗赋文体的共时性构成的内容；《从“诗”与谣、谚、歌、颂的关系看先秦诗歌的形态及其演变》、《从祝辞到宴饮仪式乐歌——论〈鱼丽〉、〈南有嘉鱼〉的文体来源》、《高祭仪与〈宛丘〉、〈东门之〉》、《屈骚的悲剧精神及其在文体层面上的衍变》、《五言诗起源及相关问题探索》、《赋之“序物”、“口诵”源于祭神考》、《战国纵横家言与散体赋的关系》、《两汉咏物小赋源流概论》、《汉晋赋中的自然及自然观的演变》等，则是重在把握和梳理文体的历史演变的内容。前者主要侧重于对诗赋文体结构作静态的、横向的分析、比较、归纳，对诗与赋的文体特征，以及不同作家的文体作共时和水平的描述和区分；后者则是从动态的、纵向的角度描述和探索诗歌和辞赋文体的起源、演变，及其转化、兴替，描述文体演变中构成文体的“支配性语言规范”的转化所形成的各种特殊现象，总结其中的规律，并对特定时间维度上与文体演变有关的文化背景作了深入的分析。当然，方法论不能代替文学史研究的实践，一切方法如果脱离研究对象的实际情况，就会流于牵强附会、生搬硬套。因此本书对诗赋文体的研究首先是从诗赋创作的实际和作品的实际为出发点的，其中的观点和结论，大多数都是在“细读文本”的原则下，对作品进行穷尽性分析的基础上得出来的。从作者的主观上来说，是想尽可能地避免脱离实际的空谈。但限于学识，离自己的主观愿望还很远。错误和疏漏之处，还有待读者的批评。注释：（1）张毅《文学文体概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5-6页。（2）参童庆炳《文体与文体的创造》（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陶东风《文体演变及其文化意味》（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