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4月下旬，叶挺从皖南新四军军部前往六安，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执行成立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开辟皖东抗日根据地的重大任务。叶挺先后到过六安、舒城、庐江、肥东、金寨、寿县，六安各界人士用来招待叶挺将军的，就是此地盛产的六安瓜片。
叶挺和周恩来一样十分器重许继慎，北伐时许继慎担任独立团第二营营长、团参谋长，在著名的汀泗桥、贺胜桥之战中，许继慎都冲锋陷阵，担任前线指挥；武汉国民政府迁都武汉后，许继慎指挥一个团，阻击夏斗寅叛军七个团，成为保卫武汉的功臣。
这样一个中国革命的功臣，竟然牺牲在张国焘煽动的“肃反”狂潮之中，让人扼腕叹息。叶挺到达重庆，把一大筒来自六安的六安瓜片送给周恩来。周恩来知道叶挺的拳拳之心，他一见到茶叶就如同见到当年的六安故人。
“皖南事变”爆发，叶挺被囚，出狱后又不幸牺牲。后来，周恩来身边和六安瓜片茶有联系的学生和战友几乎全部牺牲了。除叶挺外他们大都只活到30岁左右，他们的革命生涯并不长，但都为中国革命事业发出了辉煌灿烂的光彩。
周恩来没有忘记他们，也没有忘记六安瓜片茶。新中国成立后，六安瓜片茶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成为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的特供茶；1972年基辛格博士来华访问，周恩来曾用六安瓜片茶招待他。
1972年6月，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周恩来不顾个人安危，十分沉重地说：“许继慎这个同志我了解，政治上很强，很能打仗，红四方面军的战斗作风与他有很大关系，他把叶挺独立团的战斗作风带到了红四方面军！”
正是周恩来的一席话，奠定了许继慎作为中国无产阶级军事家的地位，这是何等可贵的同志式的关怀！而他的临终茶思，更如同一滴水，折射出这位伟人高尚的情操、深邃的思想、丰富的情感。
寓于茶事的人品——胡适与茶
胡适祖籍是徽州。明清时徽州商人走遍大半个中国，闻名天下，胡适祖上是其中的一员。徽州是有名的茶乡，胡适祖上经营的就是家乡的茶叶。其曾祖父曾在上海东边的川沙开“万和”茶铺，胡适两岁时就曾随母亲在此居住。其祖父不仅继承了祖业，还把业务进一步扩大，后来又在上海开设了茂春字号。山水的孕育和家庭环境的熏陶，加之茶本为文人学者所宠爱，从而胡适的一生与茶结下了不解之缘。
胡适除少年时代曾在家乡绩溪县生活过外，一生中绝大部分时间均是在外地奔波，然而饮茶却是其一生的嗜好，无论到哪里，他都是标准的茶人。这在他两次出国旅美期间，表现得尤为深刻。如1914年9月，胡适在美留学，在寄给母亲的家书中写道：“乞母寄黄山柏茶，或六瓶或四瓶，每瓶半斤足矣。”次年8月，他在给母亲的信中写道：“毛峰茶不必多买，两三斤便够了。”这里说“不必多买”，绝不是嫌茶量过多，而是出于对母亲手头拮据的考虑。这一点在1916年3月先生收到母亲寄来的黄山柏茶后的回信中可以证明：“前寄之茶叶……除分送友人外，余留自用。”“茶叶尚存许多，可敷一年之用。”而当毛峰茶寄到后，先生又说：“前寄之毛峰茶，儿饮而最喜之。至今饮他种茶，终不及此种茶之善。即当来往儿处之中国朋友，亦最喜此种茶。儿意若烦吾母今年再寄三四斤来。”
1937年胡适再次赴美，所不同的是，此次担负寄茶任务的不再是胡适的母亲，而改成妻子江冬秀。如1938年胡适给冬秀的信中写道：“你7月3日的长信，我昨天收到，茶叶还没有到。”后来茶收到了，先生又立即回信道：“茶叶六瓶都已收到了。”1939年4月，先生再次嘱托冬秀寄茶，但这次要求寄的茶有所变化：“（一）这里没有茶叶吃了，请你代买龙井茶四十斤寄来。钱请你代付，只要上等好吃的茶叶就行了，不必要顶贵的，每斤装瓶，四十斤合装木箱。装箱后可托美国通运公司运来。（二）使馆参事陈长乐先生托我代买龙井茶四十斤寄来，价钱也请你代付，也装木箱，同样运来。”五个月后，先生又给妻子回信：“你寄的茶收到了，多谢多谢。陈先生也要谢谢你。”“陈先生还你茶叶钱，法币三百二十九元两角，寄上上海中国银行汇票一张，可托基金会去取。”从信中看得出，随着先生交际日广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不但其喝茶档次和品种以及茶叶数量在变化，而且极力宣传华茶，这在先生后来的家书中更可证明：“治平能替我买好的新茶（龙井），望托他买二十斤寄来。1940年3月20日”；（收到）“茶叶两批，一批是你寄的，两箱共九十瓶，另红茶一盒。一批是程士范兄寄的红茶五斤，两批全收到了。1940年7月29日。”值得注意的是后信中第一次提到了红茶。当时红茶有祁红、滇红、川红、闽红等品种，而胡适祖籍徽州祁门县所产祁门红茶，又为这些茶中之极品。因此，无论是从先生地位身份，还是从先生乡情之恋来看，所钟爱的应是祁门红茶无疑。
以瓶装茶，可谓是胡适的首创。而他的饮茶之法也同样很有特色。下面介绍几例，以窥一斑。
“儿室中有小炉子，有时想喝茶，则用酒精灯烹茶饮之，有时有朋友相访，则与同享之。”这是胡适1916年在美留学时的饮茶法。类似的与人共享饮茶法，先生是经常使用的。又如1937年11月15日，先生记道：“今早九点，我坐汽车回到纽约，中午在哥伦比亚大学同一位老师吃饭。下午有人来吃茶，谈了二点钟。”以茶待客，一谈就是两个小时，可以想象，只有茶好才有情好。
至于独饮，先生的饮法是地道的中国式了：“回家吃了晚饭，觉得还有些醉意，便睡了两个钟头，起来喝了一壶茶。”这是1918年2月先生在国内的喝茶小景。
以壶饮茶是中国茶道的独创，所以即使旅居国外，先生对这一国粹也坚持不懈。“林先生带来茶叶三瓶，都收到了。茶叶很好，我有工夫在旅馆，总泡一小壶喝喝。”这是1938年4月先生所记的纽约饮茶生活。如果说独饮是先生一种悠闲消遣的享受，那么以茶驱疾就是先生对茶寄托的另一种希望了。“冬秀，我（1939）12月4日到纽约，晚上演说完后，我觉得胸口作痛，回到旅馆，我吐了几口，都是夜晚吃的甜东西。我想是不消化，叫了一壶热茶来喝，就睡了。”
胡适嗜茶成癖，世人皆知，故他的亲朋好友纷纷以茶这一独特的媒介来向他表达热忱之情。如1946年6月，胡适从美国归来赴任北大校长，7月20日上海的文化界在国际饭店专门为其举办了“迎茶会”。又如1953年1月19日，胡适去日本，日本文化团体为其专门设置了“招待茶会”。再如1961年10月，先生的夫人江冬秀由美返台，中研会全体同人眷属又专门筹办了“欢迎胡夫人茶会”。
胡适因茶受敬固然是其高兴的一面，然而先生因茶受累又有其尴尬的一面。这里仅以先生拒绝做茶广告一事为例。
1929年7月27日，上海裕新茶店老板给胡适去信，请求同意他打出“博士茶”牌号来推销茶叶。先生回信道：“博士茶一事，殊欠斟酌。你知道我是最不爱出风头的。此种举动，不知者必说我与闻其事，借此替自己登广告，此一不可也。仿单中说胡某人昔年服此茶，‘沉疴遂得痊愈’，这更是欺骗人的话，此又一不可也。”“至于说‘凡崇拜胡博士欲树帜于文学界者，当自先饮博士茶为始’，此是最陋俗的话，千万不可发出去。”看得出，先生对于别人想以自己名声销茶是极其反对的，从中也可看出先生对茶的敬重和对天下茶人的敬重。
因茶受敬也罢，因茶受累也罢，那均是他人借茶表达对胡适情感的逸事。而胡适以茶寓情寓志也很有创造陛，下面的以茶劝友故事就是。1938年8月，身在美国的胡适寄了一首诗给国内的好友周作人。诗是这样写的：“藏晖先生夜做一梦，梦见苦雨庵中吃茶的老僧，忽然放下茶盅出门去，飘萧一杖天南行。”诗中的“藏晖”，是胡适早年的室名，取李白的“至人贵藏晖”寓意。先生之所以隐去真名，原因在于时值抗日战争爆发不久，先生身在美国，对国内情况不十分了解，为慎重和保密起见而改用室名。“老僧”指周作人。诗的本意是劝告周作人离开北平，随北大南迁。处在那样一个特殊时期，身在异国的朋友，心中自然有数话要说，但碍于各种原因，胡适巧妙地选用了双方共同之爱——茶（弃茶而去）来表达心意，此情可谓深厚。
在上海市黄浦区，有一家名叫程裕新茶号的百年老店，保存了一本1929年第三家分号开张时编印的内部出版物，用于馈赠客户。洋红色手绘图案为被茶叶环绕的一个地球，旁边有一行字为“恭祝程裕新茶号万岁”，是胡适题写的，夸张而天真，透露出质朴的新文学风气。扉页是孙中山对中国茶叶的简短论述，内页介绍茶叶的种植及饮用等常识，特别是对徽茶的评价相当专业。书中还录有当时各地名茶的价格，如顶级狮峰龙井，每市斤银洋十二元，云海毛尖每市斤三元二角。当时上海一个店员每月的工资也不过三四元银洋。
程裕新茶叶店的创办人是安徽绩溪的茶商程有相，他于乾隆、嘉庆年间来到上海，在大东门外里咸瓜街开设茶叶店。传至他的孙子程汝均时，于道光十八年（1838年）增设程裕新茶叶栈。所称栈者，盖因其主营批发，捎带零售。第二家分号于1920年开设在中华路南侧的沙场街，第三家开设在浙江中路，一幢三层西式建筑也是平地而起。后来程裕新又分别在广东路和南京路开了第四、第五家分号。程裕新茶号在上海的发迹，并非孤例。
那么胡适又何以与程裕新发生关系呢？原来胡家与程家关系一向密切，胡适在《四十自述》一书中写道：“我生在光绪十七年十一月十七日（即1891年12月17日），那时候我家寄住在上海大东门外。我生后两个月，父亲被台湾巡抚邵友谦奏调往台湾；江苏巡抚奏请免调，没有效果。我父亲于十八年二月底到台湾，我母亲和我搬到川沙住了一年。”
胡适在文中只写了“大东门外”这个大致方位，以《银元时代生活史》一书而为大陆读者所知的陈存仁医生前些年写过一篇文章，说有一次上海亚东图书馆老板江孟邹请胡适吃饭，他作陪，胡适在席面上问起他的籍贯，他回答：“三代之前是浙江平湖，但是出生在上海县城大东门内。”胡适一听“大东门”三字非常兴奋，说自己“出生在大东门外程裕新茶叶栈内”。事后胡适还和陈存仁约了一个日子，搭电车到南市寻访程裕新茶叶栈，随后又到小东门，逛了城隍庙，吃了几样点心。最后又在蓬莱路上寻到了胡适曾经读过书的梅溪小学。胡适访旧的时间应在1927年6月至1928年3月之间，至于胡适的出生地，据专家考证应在里咸瓜街南段，门牌为25l号，这是一幢三层楼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