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平津《太晤士报》二月廿四日的社论
前几天外国通讯社传出了几个谣言，忽而说德国要承认“满洲国”了；忽而说美国政府要放弃菲律宾的海陆军根据地了；忽而说罗斯福总统愿意重行考虑“司汀生主义”（不承认用武力造成的领土变更）了。几天之后，柏林也否认了，华盛顿也否认了，——原来都是有作用的人制造的空气。
可是在流言盛行的那几天，我们平时尊重的一家同业——平津《太晤士报》（The Peking and Tientsin Times）——却借这个机会做了一场快意的梦，写在2月24日的社论里，题为“新的一手”（A New Deal）。这篇文字是被上文说的那两种华盛顿谣言引起的，其中有这样一段：
我们现在困在各色各样的许多文件（documents）的喧闹声里，而明显的事实告诉我们：我们若要跳出来站在青天白日里，站在远处望个分晓，我们总免不了要踏践着几种文件。在这个时代，世界是在整个花样翻新的时候，各国内政上许多先例遗风都踢翻了的时候，踏践着几件公牍也算不得什么大不了的事。我们还是永远在无能之下做俘虏，眼看着事变，让他们管着我们，也许让他们领我们走进像上回世界大战一样的浩劫里去呢？还是鼓起勇气来打上前去，决心要做命运的主人翁，而不做命运的奴隶呢？
我们试看我们的同业提议的“新的一手”是什么。他说：
必须有一个清楚的目标，而那个目标必须是顶远大的。最后的目标是一个“统一的大国家”，略如当年中国文化独霸时代的大一统；开始时先成一个远东的国际联盟，将来重行建筑在一个经济统一的基础之上。
这是他的目标。要达到这个目标，他提议几个步骤：
“满洲国”是争执的中心，我们必须从“满洲国”做起。第一步，“满洲国”应向中国提议一个联盟，约如今日日本和“满洲国”的联盟。第二步，满洲境内的日本陆军的职务须改变，凡南满铁路线外的治安皆改由“满洲国”军队维持。以后关东军实行减缩，逐渐撤到租借地内，以至完全撤退。……目的在于把一个假独立做成真独立。……
假定这最有密切关系的三方面协定是可能的，就可以进行磋商中东铁路的出卖，关东军退回原防，苏俄也可以把一年内调到远东的军队撤退一部分。……苏俄近日在远东建立了一个新经济组织；若再进一步，自治权稍加大，可成一个变相的旧日远东共和国。……这个自治邦也可以在那远东国联里有代表参加。
如此做去，平津《太晤士报》的记者梦想一个远东国际联盟，包括日本，中国，朝鲜，蒙古，“满洲国”，西藏，东西伯利亚，菲律宾，香港，安南。（他以为中国应采联邦制，西藏与蒙古都成为中国的自治邦，也许新疆也成一个自治邦，略如不列颠帝国，以联邦会议为最高统治机关。）从这个远东国联，他还希望发展到一个“统一的大国家”。
以上略述我们这位天津同业的梦想。如今他所根据的两条美国谣言既然吹破了，这个梦想本来也可以不必讨论了。可是我们知道，做这种如意梦的，不只平津《太晤士报》的记者一个人。有许多日本人现在到处做宣传，印送匿名说帖，做的也是和这个大同小异的如意梦。所以我们不能不借这个机会指出这种梦想的几个根本错误。
第一，“满洲国”诚然是争执的中心，然而即使华盛顿和伦敦、巴黎、柏林、罗马的政府都承认了“满洲国”，中国的政府和人民也决不会承认它的，更不用说中满的同盟了。《太晤士报》的记者希望“满洲国”做中日两国之间的“连锁”（a binding link），而不能了解“满洲国”的存在恰是割断了中日两国之间的一切连锁，使这两国成为不解的仇雠！这是他的根本错误。现在伪国公然称帝了，长春的傀儡戏唱的越热闹，长城这边的怨毒种的越深沉。南京政府越缄默无声，中国人民越感觉这深刻的怨毒。此中无有理智可说，因为这完全是一团盲目的情感。如今高揭理智的口号来劝我们顾虑利害的人们，在二十年前，也曾昏迷了心窍，用机关枪坦克车拼命相屠杀。当时何尝没有人指出（如今日《太晤士报》向我们指出）“和平是值得努力的，值得慷慨的努力的，值得决心的努力的”？然而理智终于敌不住感情与怨毒，所以整个的文明的欧洲大踏步的走进“世界大战的浩劫”里去！我们决不鼓励怨毒，也不抛弃理智；我们只要指出怨毒是可怕的，而日本今日只是火上加油，在怨毒上堆起侮辱。中国的朋友们既没有方法与力量解除这种怨毒，就不该妄想我们非基督的民族能够爬在重重怨毒与侮辱之下，认仇雠做同盟。
第二，即使我们退一步想，想寻求一个比较合理的解除将来无穷惨祸的方法，我们也实在想不出一条路来，除非日本忽然真有一种决心悔祸的具体表示。这就是说：平津《太晤士报》的记者把步骤恰恰想颠倒了。如果他把他的第一步和第二步倒转来看看，他就可以明白那就差不多接近了李顿报告书的解决方案的精神了。如果日本军队撤退了，如果“假独立做成真独立”了，那三千万的中国人民自然会做到李顿报告书所建议的“在无背于中国主权及行政完整的范围内”的自治权，——那么，东北四省当然成了中华联邦国的一个自治邦，这就是《太晤士报》社论所谓“保存李顿报告书里的公道原则”的解决方案，也就是中国政府所曾在日内瓦声明接受的方案了。如果这个第二步不能先做到，先就要中国不但承认“满洲国”，还要和它联盟，这岂不是西洋俗话说的“在伤害之上加侮辱”吗？
第三，我们也承认今日远东局势包孕着绝大的危险：我们也明白，如果远东有大战祸爆发，受害最先又最烈的一定是中国。可是我们要回问我们的天津同业先生：这一场“像上回世界大战一样的浩劫”是中国能阻止的吗？即使绝不可能的忽然变成可能的了，即使中国政府真能“为世界和平而慷慨的牺牲”，毅然承认了“满洲国”，——难道国际的形势就可以立时改变了吗？难道世界的第二次大战就可以安然避免了吗？我们可以断然回答：“不，不，不。”日本所以成为孤立，世界所以猜疑日本，防备日本，这都是因为日本这两年多以来的行为足以破坏人类在三十年来辛苦造成的一点点国际和平的希望，足以使人类回到十九世纪末叶的弱肉强食的野兽世界。美国与国联的五十个同盟国所以违反一切国际法的先例，毅然决然的提出“决不承认一切用暴力造成的局面”的空前新原则，这岂是仅仅哀怜中国？这岂是仅仅“兔死狐悲”的一点同情之感？这岂不是因为人类的文明已进到了一个较高的水准，百余年的理想主义者的呼吁已因物质经济的进步而到了实际收功之日；所以需要一个新的国际关系的原则来维持一个新的世界？今日世界各强国的积极备战，岂是为了要维持南京政府之不承认满洲伪国吗？岂不是因为日内瓦的“纸老虎”一旦被日本的带甲拳头打破了，从此条约都成了废纸，军缩会议也成了笑柄，所以世界的文明国家无论大小强弱都自然想到“道德的制裁”之不足恃，都想在那“全世界的道德的贬议”的背后建筑起一种有实力的制裁来？中国今日如果完全屈服了，如果立刻承认了长春的傀儡，那也只够增添那个日本带甲拳头的一点气焰，使它更无忌惮，使全世界人更感觉畏惧，使世界战祸更不能避免而已！总之，今日世界的战祸与和平，锁钥全在日本。日本若无根本悔祸之心，世界迟早终不能避免一场空前浩劫。中国的明白人决不妄想世界任何国家为中国作战，但也看不出中国有何法子可以解救或阻止那一个浩劫。
最后，我们要正告我们平日尊重的天津同业朋友：一切维持国际安宁的“文件”都在这两年内，践踏撕碎完了。现在所剩的只有前年一月七日华盛顿提出的和前年3月11日日内瓦五十个国家一致表决通过的那一个“文件”了。文明的人类应该爱惜那一个短短的文件，使他成为这个新世界的有力护符，不可再想践踏它了！
1934. 2. 27夜
（原载1934年3月4日《独立评论》第90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