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雄是西汉末年著名的哲学家。他在吸收西汉天文、历法科学成就的基础上，模仿《周易》著成《太玄》一书，建立了一个以玄为最高范畴、包容天地人的哲学体系。这个哲学体系认为，世界是一个充满类的差异的存在，又是一个流止无常的变化过程；事物之所以有变化，是由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物极必反是事物变化的规则，三分九段式则是事物发展的普遍形式。
一、罔、直、蒙、酋、冥
世界是如何存在的，事物是如何发展的，是哲学家所必须回答的问题。而基本的答案有两种，一是正确地反映事物的存在和发展，一是歪曲地反映世界的存在和发展。扬雄基本上是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来解答的。
扬雄认为，整个世界万物虽然千差万别，形态各异，但却以类相联，充满类的差异性，世界就是一个以类的差异为基础的客观存在：
阴阳相错，男女不相射，人人物物各由厥类，掜拟之虚赢；日月相斛，星辰不相触，音律差列，奇耦异气，父子殊面，兄弟不孪，帝王莫同，掜拟之岁；啧以牙者童其角，撵以翼者两其足，无角无翼材以道德，掜拟之九日平分（《太玄·玄掜》。）。
这是说阴阳、男女各以其类而存在，太阳升而月亮落，星辰各有其位和运行轨道，五音十二律高低参差，父子不同貌，帝王各相异，兄弟不相同，长牙的走兽有两只角，长翅膀的飞禽有两只足，人无角无翼而有道德。总之，万物既相区别，又以类相联，所以，扬雄说：“玄聘取天下之合而连之者也，缀之以其类。”（《太玄·玄告》。）这说明，扬雄不仅看到了事物的差异性，而且看到了类的不同是其差异性的基础。
同时，扬雄又认为世界是变动的：
天地相对，日月相刿。山川相流，轻重浮，阴阳相续，尊卑不相黩，是故地坎而天严，月遄而日湛，五行迭王，四时不俱壮，日以昱于昼，月以昱乎夜，昂则登乎冬，火则登乎夏，南北定位，东西通气，万物错离乎其中（同上。）。
无论是天地、日月、山川，还是阴阳、四时、五行，无不处于变动之中。按照这种观点，就无不变化、不发展的东西。但是，扬雄在涉及人伦时，却讲“尊卑不相黩”，为论证儒学的伦常原则，而牺牲了理论的真理性与彻底性。扬雄所描绘的这个世界的变化，是一个永恒的发展过程。他说：“圆方之相研，刚柔之相干，盛则入衰，穷则更生，有实有虚，流止无常。”圆方指天地，刚柔喻昼夜。这是借天象的变化、天绕地浑仑无穷、昼夜相继永无终止来说明，世界是一个流止无常的永恒过程。当事物发展到极盛，就会向衰亡转化，但衰亡并非完结，“穷则更生”，又会有新的东西产生，从而形成世界永无休止的发展变化。
对这个变化过程，扬雄用罔、直、蒙、酋、冥五个字来概括。这是一个从无形到有形，再到无形，复到有形的过程，是一个有时间、空间双重变化的过程：
罔，北方也，冬也，未有形也。直，东方也，春也，质而未有文也。蒙，南方也，夏也，物之修长也，皆可得而戴也。酋，西方也，秋也，物皆成象而就也。有形则复于无形，故曰冥。故万物罔乎北，直乎东，蒙乎南，酋乎西，冥乎北。故同者，有之舍也；直者，文之素也；蒙者，亡之主也；酋者，生之府也；冥者，明之藏也。罔舍其气，直触其类，蒙极其修，酋考其就，冥反其奥（《太玄·玄文》。）。
这里的罔、直、蒙、酋，分别代表四方、四季，冥是用来概括万物随四季终而复始的变化。罔代表北方、冬季，这时阳气萌发地中，因此说是“罔舍其气”，万物随阳气萌发而潜动，所以罔是有之“舍”，但万物尚未生成地上，故说罔是“未有形也”。直代表东方、春季，在此方位和时令，阳气从地中上升地面，万物各依其类而生成，这就是“直触其类”，万物初成有质无文，这就是“质而未有文也”，但有质就有了文的基础，所以讲“直者文之素也”。蒙代表南方、夏季，在此方位和时令，阳气极盛，万物郁郁葱葱，生长繁茂，文彩彬彬，这就是“蒙极其修”，万物繁盛充满天地，故说是“物之修长也，皆可得而戴也”，阴生于仲夏之月，阴主亡，万物随阴之动而趋于灭亡，这就是“蒙者，亡之主也”。酋代表西方、秋季，在此方位和时令，阴气始盛，万物皆生长成熟，这就是“万物皆成象而就也”，万物至此完成了从生到死的发展，故说“酋考其就”，一个阶段完结了，新的阶段又开始了，因此，终即始，死即生，所以说酋是“生之府”。就上一阶段言，万物从生到死，是有到无的变化，所以说“有形则复于无形”；就下一阶段言，上一阶段之终，即下一阶段之始，所以说“冥者，明之藏也”，这个万物由终而始，由死而活的联结十分奥秘，故说“冥反其奥”。扬雄借罔、直、蒙、酋、冥，说明了万物的变化周期，和这个变化终而复始的永恒过程。
在这个永恒的发展过程中，万物不仅随时间的流逝、方位的迁移而变化，而且有着新陈代谢的质的变化：
罔、蒙相极，直、酋相救，出冥入冥，新故更代，阴阳迭循，清浊相废，将来者进，成功者退，已用则贱，当时则贵（《太玄·玄文》。）。
这是说陈旧的事物一定要被新生的事物所代替，完成了自身发展的事物就会衰退，而未来的事物将逐渐兴起，过时的事物没有什么价值可言，最有价值的是那些最合时宜的事物。扬雄这段话包含着两个极其宝贵的思想：一是发展是新陈代谢的运动，二是“当时则贵”，把这两点联系起来，实际上很有点适者生存的意义。
扬雄的罔、直、蒙、酋、冥，本于《周易》的元、亨、利、贞。司马光说：“《易》有元、亨、利、贞，《玄》有罔、直、蒙、酋、冥”，而“以罔配贞，以直配元，以蒙配亨，以酋配利”（《说玄》。）。尚秉和在《周易尚氏学》中极赞《太玄》以四方、四季解罔、直、蒙、酋、冥，并认为这是对《易》的元、亨、利、贞的最好解释：“盖天之体以健为用，而天之德莫大于四时，元、亨、利、贞即春、夏、秋、冬，即东、南、西、北，震元、离亨、兑利、坎贞，往来循环，不忒不穷，《周易》之名，即以此也，后儒释此，莫过于《太玄》。”尚秉和随即引《太玄》论罔、直、蒙、酋、冥之文，接着说：“按《太玄》阐发此四字之理，至矣尽矣。”这段话说明，扬雄的罔、直、蒙、酋、冥，同《易》元、亨、利、贞一样，阐明世界是一个“往来循环，不忒不穷”的永恒变化过程。
从扬雄用四方、四季配罔、直、蒙、酋来看，他关于事物发展的描述，显然是根据万物在一年中，随天气变化而变化的大量经验而得出来的，因而，有着广泛的事实根据。万物年复一年的周期性变化，是经常可见的，也是易于观察的。世界上还有一些难以察知的变化，扬雄也有较深刻的认识，如他说：“自虚毁者，水息渊，木消枝，山杀瘦，泽增肥，贤人睹而众莫知。”（《太玄·玄文》。）渊水的增多，树枝的消损，山岭的变小，水泽的增加，这一切变化十分细微，看起来今天与昨天一个样，实际上有增加和减少的变化，这类变化，没有长期、仔细的观察，是难以察知的。扬雄关于事物发展变化的观点，与他对事物的精细观察是分不开的。
扬雄很强调运动对事物发展的意义。他说：“其动也日造其所无，而好其所新，其静也日减其所为，而损其所成。”（《太玄·玄摛》。）认为事物的产生及其日新月异，是由运动而造成的，已成事物的减损及其衰退，是因为静止的缘故。扬雄把事物的两种相反发展趋向，同运动和静止分别联系起来，强调运动对事物发展的积极作用，这是一种充满活力和富有朝气的观念。
扬雄还认识到，事物的矛盾是其发展的原由。这突出地表现在他把《太玄》81首，看成一种矛盾的关系。《玄冲》、《玄错》就专门论述81首的矛盾关系，但角度不一样。
《玄冲》是以阴阳相对为基础，把81首视为阴阳矛盾的对立统一关系。一般地讲，属于阳的首是代表肯定、向上、发展、积极的一面，而属阴的首则代表否定、向下、衰落、消极的一面。如“周”与“迎”相对，“周”为阳，“迎”为阴；“复”与“逆”相对，“复为德”，“逆乎刑”；“夷”与“视”相对，“夷”为阳，为平，“视”为阴，为倾。《玄错》则以同一事物言对立统一，如“差”首代表自憎，“饰”首代表自好，是就人自身言对立，“内”首为夕，“干”首为朝，是就一天时间言早晚。可见，扬雄的哲学体系是一个矛盾的体系。他把解说81首矛盾关系的《玄冲》、《玄错》，摆在剥解玄体11篇的前面部分，就是要说明矛盾是他哲学体系的重要内容，也是万物变化的根据所在。
在扬雄看来，矛盾双方的一方发展到极端，就会向其对立面转化：
阳不极则阴不萌，阴不极则阳不牙。极寒生热，极热生寒。信道致诎，诎道致信（《太玄·玄摛》。）。
阴不极则阳不生，乱不极则德不形（《太玄·玄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