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相信有来生轮回的现世，卑下的人生观给不了遭受此种不幸的人多少安慰。当他们无法使自己的生命或死亡变得高尚可敬，当他们已被宣判死刑并留下千古骂名时，只有宗教才能有效地宽慰他们；只有宗教才能告诉他们：洞悉一切的上帝会对他们表示同情，劝他将现世人的不公看法完全置之度外；只有宗教才能向他们展现比眼前这个龌龊的世界更为光明、公正、有人情味的天堂，在那里，上帝会在适当的时候还他们以清白，美德终将得到应有的回报。只有这一伟大的宗教法则才能让洋洋得意的罪人感到心惊胆战，才能给蒙受不白之冤的无辜者带来唯一有效的安慰。
敏感的人不会因为犯下真正的罪行遭到别人不齿而感到伤害，却会对不义的诽谤耿耿于怀，无论面对小过还是大罪时莫不如此。一个风流女子对社会上有关她的流言置之一笑，而毫无根据的流言对一个清白的处女来说却是道德上无法估量的伤害。我认为这些都昭示着人类道德社会的一种普遍规律：有意为之的人很少会觉得自己的罪行有什么不光彩，而惯犯则几乎不会有任何羞耻感。
既然所有人，甚至智力平庸的人都会对名不副实的称赞毫不犹豫地表示鄙视，那么，莫须有的指责为什么常常会让卓尔不凡的人感到莫大的屈辱呢？个中缘由值得进一步探讨。
我曾说过，痛苦在任何时候都比扭曲或由衷的快乐更具刺激性：快乐会让我们常常沉浸在幸福的状态中，而痛苦几乎总是破坏这种和美的心灵状态。敏感的人不会欢欣于恰当的赞美，却更容易对公正的指责耿耿于怀。明智的人则在无论何时都不会贪恋似是而非的称赞，但却经常为不应有的指责而愤愤不平，自己从未做过某事却受到称赞让他于心难安，僭取并不属于他的优点更让他因为卑鄙的谎言而怀有负罪感；他不但耻于接受那些出于误解的赞美，还会羞愧于来自那些真正值得受崇拜者的鄙视。如果发现很多人打心眼认为他完全有可能去做那未曾有的好事，他或许会感到某种快乐，这种快乐来自于人们对他的绝对肯定。但是，即使他会感谢朋友们的赞美，他还是觉得有必要去消除他们的误解，否则自己就是一个虚荣满怀、品性低劣的罪人。当他意识到别人在了解真相之后可能会转变对自己的看法，再套用他们曾经看待自己的目光重新审视时，就不会产生多少快乐。不过，虚伪的人经常用那种自欺欺人的态度来糊弄自己。他把人们在不知实情的情况下将所有的优点善行归到自己头上看作是理所当然，且继续谎称自己还有更多不为人知的好处，无耻地将自己从未做过的事情、别人的作品和发明都不假思索地划到自己名下，犯下剽窃、卑鄙、说谎等所有令人发指的罪行。诚然，因为自己莫须有的事情得到别人的称赞是不会给正常的人带来多大快感，但是根本不存在的罪行突然降临自己头上，却会令一个明智的人痛苦万分。这时候，上帝不但让痛苦比快乐的程度加倍，还使它大大超过承受的限度。人可以断然拒绝愚蠢荒唐的享乐，却无法总是摆脱这样那样的痛苦。如果他断然否认不属于自己的优点，没有人会怀疑他的诚实。但是，如果他否认枉加在自己身上的罪名，就可能招来别人的质疑。莫须有的陷害让他无名火填满胸臆，看到人们竟然相信这种诬陷更令他痛心不已：自己平素的品德竟无法免于诬陷，而别人失望怀疑的眼光也完全不是自己所期待的样子，相反如果绝大部分人都认为对他的指控可能属实，他却完全坚信自己的清白无辜，完全清楚自己的所作所为，即使只有少数人完全理解自己可能会做什么，他的心理状态可能会引起怎样的行为，也会多多少少加深他人的怀疑。没有什么来自比亲朋好友们的信任和好评更能帮助他战胜别人的疑神疑鬼给他带来的痛苦了，因为来自他们的怀疑和批评最让他难以忍受。他可能满怀信心地认为亲朋好友那令人不快的看法是出于误解，但是这也难以消除那种误解给自己带来的影响。总之，一个人越是敏感细腻、能力超群，这种影响就越深刻。
需要注意的是，在任何情况下，别人的感情和判断与我们自己是否一致以及随之可能产生的影响，完全取决于我们对自己感情的拿捏是否恰当，对判断结果到底有多大的把握。
有时，情感倾向敏感的人可能会担心自己即使在高尚的情操方面也会过于率性而为，或者害怕对自己和朋友受到的伤害过于愤愤不平，他怕自己情绪过分激动，一味感情用事，继而盲目见义勇为而给别人造成真正的伤害；那些人即使不是清白无辜，但也许并不是自己原来认为的那样罪不可赦。这时，来自别人的意见几乎决定他的看法：赞同的意见让他得到最大的安慰，而反对的声音则可能给他本就惶恐不安的内心更增负担。假使一个人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完全有把握，就不会把别人的看法当作衡量自己的标尺。
有的艺术品非常高贵典雅，需要极高明的鉴赏力和洞察力才能看透其中的奥妙，只是对于鉴赏结论可能见仁见智。还有一些艺术品，它们的优点一目了然，而且有令人信服的证据。显然，前者比后者更加需要来自公众的评价。
只有具备高超的艺术鉴赏力才能品味诗歌中的优美，年轻的初学者几乎不能确定自己的诗歌是否优美。这时，没有什么比朋友和公众的好评更让他喜出望外，也没有什么比完全相反的评价更让他无地自容。前者让他对自己的表现和能力信心十足，后者则让他垂头丧气、倍感郁闷。随着经验和成就的逐步获得，他会对自己的判断愈来愈趋于自信，但是公众的批评还是会带来深重的困扰。拉辛因为自己的悲剧《菲德尔》——一部最好的悲剧，或许已被译成多国文字——反响平平而耿耿于怀，以至于虽然正处于写作的巅峰时期，也发誓与写剧本绝缘。这位伟大的诗人经常告诉他的孩子：那些不值一提、漏洞百出的批评所带来的痛苦，往往超出最为热情中肯的赞扬给自己带来的快乐。众所周知，伏尔泰也对那些微不足道的指责极为敏感。蒲柏先生的《邓西阿德》几乎可以和所有最优美和谐的英国诗歌相媲美，但是这不朽的名著却受累于最卑鄙拙劣的作家们的批评。据说格雷因为自己最得意的两首诗遭到拙劣的模仿而大受刺激，因而此后不想再写重大的作品。那些自诩妙笔生花的写作散文的文人的敏感性与诗人有点接近。
与文学家背道而驰的是，数学家对自己的发现的真实性和重要性信心十足，毫不在乎别人的异议。当代最伟大的数学家——格拉斯哥大学的罗伯特·西姆森博士和爱丁堡大学的马修·斯图尔特博士，据我所知，从来不会为无知者忽视他们最有价值的著作而感到丝毫的苦恼。据说，艾萨克·牛顿爵士的伟大著作《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多年遭到冷遇，但这也丝毫没有打破这位伟人内心的平静。物理学家们跟数学家一样不受公众评价的束缚，他们同样对自己的发现和知识的内涵价值充满自信、毫不动摇。
不同类型文化人的道德品行之所以千差万别，多多少少受他们与公众的关系的影响。
数学家和自然哲学家们从来不受公众评价的束缚，便很少为了抬高自己、贬低别人而拉帮结派、党同伐异。他们通常和蔼可亲、胸怀坦荡、和睦相处、相互尊重，不会为了攫取公众的吸引力而明争暗斗。自己的著作受到同行激赏固然令他们高兴，但遭受冷遇也不会使之怒火中烧。
诗人和那些自吹自擂的文人截然不同：他们热衷于拉帮结派，搞小团体，明里暗里把持异议者当作不共戴天的仇敌，用尽一切卑鄙的阴谋诡计，力图把公众聚拢到自己这一边，同时不遗余力地作践对手和仇敌。在法国，德彼雷奥斯和拉辛并不认为起先为了贬低基诺和佩罗的声誉，后来为了贬低丰特奈尔和拉莫特的声誉，而充当某一文学团体的领袖，甚至以一种极为无礼的方式对待善良的拉封丹，虽然这样会有失自己的身份。在英国，和蔼可亲的艾迪生先生并不认为为了贬低蒲柏先生与日俱增的声誉而充当某一小文学团体的领袖，会同自己高尚和谦虚的品质不相称。丰特奈尔先生在撰写科学院——一个数学家和自然哲学家的团体——成员的生活和为人时，经常会颂扬他们亲切朴实的风度；他认为，这在数学家和物理学家中间是如此普遍，以致成为整个文人阶层，而不是任何个人特有的品质。达朗贝先生在撰写法兰西学会——一个诗人和优秀作家们的团体——的成员，或者人们认为是该团体成员的那些人的生活和为人时，似乎并不是经常有这种机会去作这一类评论，甚至找不到任何借口来把这种和蔼可亲的品质说成是他所称颂的这帮文人所特有的品质。
人们之所以渴望了解别人对我们优点的评价，根本原因还是缺乏信心，希望别人对自己的优点予以好评。来自别人的好评会让我们精神为之一振，备受鼓舞，而受到别人的批评则会让我们倍感失落、疑窦丛生，不过我们还不至于为此而勾心斗角、拉帮结伙。如果一个人贿赂所有的法官可使诉讼者胜诉，但是即使来自法院全体一致的判决也不能让他相信自己有理：假如打官司只是为了证明自己有理，讨回一口气，就绝不会去行贿，但要是希望法院判决自己有理，并同时希望胜诉，他就会去贿赂法官。同样，如果我们并不在乎别人的赞扬，而只是想证明自己是否值得别人赞扬，就不会大动干戈、患得患失。赞扬之于聪明的人所以重要，是因为它能够证明某种值得赞扬的品质（至少在受到怀疑的时候如此），这说明赞扬本身在某些方面也不是无足轻重的。因此，那些头脑灵光的人——在这种情况下，不应该称他们为聪明人——有时也会不择手段地去赢得赞扬和逃避指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