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远东慕尼黑”策动后的蒋日谋和
1938年10月下旬，广州、武汉相继沦陷，抗战局势更加恶化，进入了战略相持阶段。围绕着中国抗日战争有关的各方都在进行政策的探讨和改变。
日本侵略者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占领了中国大部分的大城市和沿海地区，但已感到兵力不足，战线过长。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坚持抗战，建立起了多个抗日根据地，牵制住大部分侵华日军，迫使日本难以摆脱敌后战场的困境。从当时的国际形势看，欧洲局势日益紧张，欧战面临一触即发的危险，第二次世界大战就要全面爆发。而日本被陷在中国战场无法进行其他方向的军事冒险，对日本的亚太侵略战略显然也是不利的。
于是，日军在攻陷广州、武汉之后已难以在军事上继续进攻，以此压迫蒋介石政权投降，因而一改战略进攻阶段的军事进攻为主、政治诱降为辅的策略为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策略。日本在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改变策略的明显标志是日本首相近卫文磨的第二次对华声明。
1938年11月3日，日本政府发表关于建立东亚新秩序的简短声明。同一天，日本首相近卫发表他在中日战争中的第二次声明，以广播讲话的形式播出。其中除宣扬日军的赫赫战果外，重点宣传中、日、“满”应紧密团结，共同承担保卫东亚的任务，“日本决心根除隐藏在蒋政权长期抗战后面之共产主义影响”。“至于国民政府，只要它恢复真正的中国精神，放弃其以往的政策，改造它们组成人员，作为一个彻底新生的政权愿望参加这项工作，吾人亦将不予拒绝。”这表明日本政府已改变了1938年1月16日“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强硬态度，但对蒋介石本人仍在坚持要其下野的态度。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一直在执行对日绥靖政策的英、法、美各国对近卫第二次声明的发表自然持欢迎态度，在幕后鼓动蒋日谋和，企图牺牲中国求得和日本在远东妥协，引日本北攻苏联，把祸水引过去，以达到保全英、美、法在远东殖民利益的目的，这就是“远东慕尼黑”阴谋。隐藏在国民政府中的汪精卫、周佛海为首的亲日派也极力主张“以外交方式，结束战争”，力主不能断绝和日本的和谈之路。汪精卫派的这些想法得到蒋介石的默许，在一面高唱抗日的调子下，一面和日本政府保持着秘密的外交接触。
1938年4月16日，国民政府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在香港将蒋介石的谋和条件转告日方代表西义显。5月17日，两人又在香港见面，西义显转告了东京政府拒绝和谈的意思，高宗武迅即去武汉向蒋介石作了报告，但蒋介石指示不要中断和日本的秘密接触。汪精卫、周佛海又单独指示高宗武要与日本沟通联系。这样，在日本情报人员西义显的安排下，高宗武见到了日本首相近卫和陆相板垣征四郎，并传达了汪精卫要近卫写亲笔信“保证日本政府愿以汪精卫为和平运动中心”的意思。近卫答应由板垣来写这封信，表示欢迎汪精卫投降。另外，汪精卫又派亲信梅思平在上海、香港两地和日本侵华军情报机关负责人今井武夫密商汪精卫投敌条件。10月22日，梅思平到了重庆，转告汪精卫“日本希望汪精卫脱离重庆，另组政府，谈判和平条件”。接到日方的最后答复后，汪精卫召集周佛海、陈公博等亲信决定叛国投敌。11月19日—20日，梅思平、高宗武和日方特务今井武夫、影佐祯昭在上海签订《日华协议记录》及《日华协议记录注解事项》等秘密卖国文件。11月30日，日本御前会议决定《日华新调整方针》，主要内容取自《日华协议记录》。
1938年12月18日，按照商定的汪精卫集团投日的秘密计划，汪精卫先飞到昆明然后又飞到河内。22日，日本首相近卫发表第三次声明。汪精卫在河内发表声明响应（史称艳电）。内称，日本政府11月3日之声明已改变了1月16日声明之态度，如国民政府根据以上三点，为和平之谈判，则交涉之途径已开。公开亮出了叛国的旗号。
汪精卫集团公开叛国后，蒋介石在12月26日发表演讲，题目是“揭发敌国阴谋，阐明抗战国策”，批驳了近卫第三次对华声明，并表示“中国只要守定立场，认定目标，立定决心……全国一心，必获最后胜利”。1939年元旦，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召开临时会议，通过开除汪精卫国民党党籍的决议，并公开发文指斥汪精卫“就其行为而言，实为通敌求降，充其影响所及，直欲振动国本”。
汪精卫集团投敌后，日、汪之间就如何完成勾结进行了一系列讨价还价活动。1939年1月，日本近卫内阁倒台，平沼骐一郎接任首相，有田八郎和板垣留任外相和陆相。2月21日，高宗武带着汪精卫拟定的《时局收拾之具体办法》到了东京，见到了平沼和有田，谈妥投降基本条件。4月25日，在日本的具体安排下，汪精卫进入上海，公开卖身投靠日本人。
但日本政治诱降的重心放在蒋介石身上。因此，并不急于扶汪精卫上马组织伪政权，而虚位以设诱蒋介石人笼。所以日、汪之间的勾结进展由日本方面控制，显得很慢。
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后，平沼内阁倒台，阿部信行组阁，力图尽早结束中日战争以便能腾出手来配合德国，对付英、美，确定援助汪精卫组织伪政府和加强对重庆政府进行的诱降活动，即所谓“和平工作”。
从11月1日起，日、汪在上海正式进行所谓“调整国交”的谈判，日本方面提出了全面的侵略要求，双方进行长达两个月之久的谈判，在12月31日签署了《日华调整新关系调整要纲》及其秘密事项等，日本取得如下权利：军事上治安驻屯权，驻屯区内的军事上的要求权和监督权，日本顾问对中国军队的指导权；经济上日本掌握全中国航空支配权，特定资源之企业权，华北、蒙疆的经济指导权和参与权，给予日本以优惠关税；承认伪满洲国等。由此日本实现了几十年梦寐以求的侵华愿望。由于这个文件卖国如此彻底，日、汪约定“永不公布”。但3天后叛汪而去的高宗武、陶希圣即在香港以《汪的卖国秘约》为题公开进行披露。
在日本操纵下，汪精卫加快了组建伪中央政府的速度，1940年1月下旬，汪精卫和日本扶植的伪华北临时政府首领王克敏、华中维新首脑梁鸿志在青岛举行会议，协商“统一”有关问题，3月20日，汪伪中央政治会议在南京举行。30日，伪中央政府在南京成立，由汪精卫任代主席兼行政院长。根据日、汪密约，在伪中央政府内设置日本最高军事顾问部和最高经济顾问部，全面控制着汪精卫这个傀儡政权的大小事务。
从汪精卫叛国到汪伪政权成立，时间经过了一年多，而且在汪伪政权成立后，日本政府并未马上予以外交承认。这其中奥妙，就是日本始终希望能动摇蒋介石的抗战决心，把他拉过来。事实上，日、蒋之间保持着多条秘密议和的渠道，时间长达几年之久。
从日本方面讲，在使用战争征服中国无法奏效的情况下，能策反汪精卫，再促使蒋汪合流就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唯一出路了。1939年10月30日，日本政府通过《以树立新中央政府为中心的事变处理最高指导方针》，设想了三种模式，一为“事前合流模式”，即先与重庆方面停战，再实现“蒋汪合流”，成立新中央政府；二为“事后合流模式”，即先成立汪伪政府，再实现日本和重庆政府之间的停战。然后实现“蒋汪合流”；三为“大持久战模式”，即宁、渝两中央政府对立，进入“大持久战”，等待世界形势变化后再解决中国问题。从日本政府考虑看，争取全力实现第一种模式，不成功再依次实现二、三模式。所以，日本政府通过多条途径谋求和重庆政府进行“议和”。
从重庆国民政府来看，也有多种考虑。抗战爆发后，美、英、法继续执行绥靖政策，既不肯全力援华，又想利用中国抗战拖住日本。蒋介石考虑用对日接触刺激美英加快提供援助；另外，针对“远东慕尼黑”阴谋的策动，特别是世界范围的力量对比还看不清楚，蒋介石考虑也不能被动地当棋子，和日方进行外交接触，掌握各方的动态，为争取最好的政治出路作准备。最后，汪精卫集团被策反后，重庆政府不能让他顺利组成伪政府，利用日本政府仍企图诱降蒋介石的心理，以对日接触来干扰习本的对华方针，这也是汪伪政府迟迟成立的主要原因。
蒋、日之间的秘密议和外交接触主要有三条渠道。其中“桐工作”即“宋子良工作”，据称是由宋子文之弟宋子良代表重庆和日本军部代表铃木卓尔在香港进行了一系列会谈。这一渠道为日本争取实现“蒋汪事前合流”的最主要活动。在1939年12月下旬、1940年3月上旬、5月中旬、6月上旬等谈了几次，但在承认“满洲国”问题、华北驻兵问题、对汪政府的处理问题上双方没有谈拢。这期间，日本大本营认为“桐工作”是重庆军统局的对日谋略活动，宋子良是伪装的，目的是阻止日本建立汪伪政权，因而下令停止“桐工作”。
此外，由日本外务省进行的对华“谋和”活动也在香港同步进行，这被称为“钱永铭工作”。这条线由日本外相松岗洋右幕后操纵，通过“满铁”南京办事处主任西义显和交通银行总经理钱永铭等在香港联系，为日本和重庆方面传递信息。1940年10月1日，日本与汪政权草签的“基本条约”和重庆商谈和平工作有突冲。11月13日，日本御前会议决定了《中国事变处理要纲》，规定至迟在1940年11月底为期，日本对于重庆的停战讲和工作要在日本承认汪伪政权前获得实际成绩。但这十几天的日蒋交涉工作已难以阻止日本承认汪伪政权。28日，日本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决定，按照预定日期承认汪伪政权，30日，在南京正式签署“日汪基本关系条约”，日本承认了汪伪政权，重庆方面停止了“钱永铭工作”。
在抗战前期，为日蒋间“和谈”奔走的第三条渠道是由美国人、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为主的。由于司徒雷登和中、美首脑人物的特殊关系，他的调停活动很受日本侵华派遣军的重视。1938年2—3月间，他首次介入调停。日本华北派遣军通过王克敏请他向蒋介石直接传递日方的条件。司徒雷登离京到了武汉被美国政府阻止而未能向蒋介石面陈。1939年7月，司徒雷登又受日本兴亚院联络部长喜多诚一委托，离开北平取道香港前往重庆，这次见到蒋介石，并将蒋的条件传达给日本华北派遣军司令杉山之，但由于日本内部意见不一而没有结果。1940年2月，又由日本参谋本部次长多田骏通过周佛海请司徒雷登经上海往重庆，转达日方的和谈条件。但蒋提出除非美国同意介入中日调停，否则不考虑中日间的和谈。但当时美国无意调停，日本无意接受，又不了了之。1941年2月，日本参谋总长坂垣征四郎邀请司徒雷登在上海会晤，希望美国能介入中日调停。4月中旬，司徒雷登第三次到重庆见了蒋介石，但这次蒋态度强硬，告诉他：目前无意和平，日本不能持久，最后胜利必属于中国。5月上旬，司徒雷登返回上海告诉日本军方和汪伪政权重庆方面对此的态度。
从抗战爆发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蒋介石政府和日本侵略者之间谋求“和平谈判”的几条渠道一直在进行着密切的工作，这里面固然有蒋政权对日开展谋略工作、打击汪伪政权、刺探日方动向的因素，但很大程度上和蒋介石执行片面不坚定的抗战路线有关。他在国际形势不明朗、“远东慕尼黑”阴谋甚嚣尘上之时，不愿全力投入全面坚决的抗日战争，对抗战的最后彻底胜利没有信心，幻想着通过妥协退让取得偏安和保全本集团私利，因而一直在秘密状态下和日本政府进行着“媾和”的准备工作。只是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抗日军民坚决抗战，反对投降，形成一条难以逾越的界限，由于日蒋之间从各自的立场出发仍未走到利益平衡点完成讨价还价时，国际形势逐渐明朗，蒋介石政权的最主要支持者——美国逐渐趋向反法西斯阵营的立场，这才对蒋介石政权的妥协投降行为予以坚决有力的制约，使重庆政府坚持到底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但是，在抗日战争的大多数年代里，反对蒋介石谋求对日议和、妥协投降的斗争一直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中激烈地进行着。
二、“远东慕尼黑”阴谋的破产
积极策划“远东慕尼黑”阴谋的始作俑者是英国张伯伦政府。1938年9月，慕尼黑会议以后，英、法牺牲了捷克和德国，取得暂时的妥协。张伯伦政府又想策划“远东慕尼黑”阴谋，对日执行绥靖政策。遂以“调停”为名与重庆政府合谋，策划召开“太平洋国际会议”，推动蒋日议和，以换取日本对英美的“谅解”，实现“远东慕尼黑”阴谋。
从1938年冬至1939年春，英国驻华大使卡尔多次和蒋介石密谈。他劝说重庆政府接受日本方面提出的三项和谈条件：放弃东北主权；中日在华北进行“经济合作”；取缔全国一切反日活动。但是，英国对华的这种政策却激起中国人民的坚决反对。中国共产党当时就指出，所谓太平洋会议，就是“东方慕尼黑”，就是准备把中国变成捷克。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及时揭露和中国人民的坚决反对，所谓“太平洋国际会议”未能召开，“远东慕尼黑”阴谋这次未能得逞。
但是英国继续以牺牲中国的权益向日本妥协。1939年4月9日，伪天津海关监督程锡庚在天津遭暗杀。日方以凶手潜入天津英租界为借口，硬说英租界是“抗日分子的庇护所”，这一事件是“对东亚新秩序的挑战”，逼令英租界当局引渡“犯人”，遭英方拒绝。天津日本驻军当局扬言，英国只有与日本合作方能保全自身的利益，并于6月14日封锁了英租界。
在这种形势下，英国不敢采取强硬对策，反而建议谈判解决双方在华北的利益冲突问题。7月15日，日本外务大臣有田八郎与英国驻日大使克莱琪在东京开始谈判。日方态度极为强硬，要求英国严守“中立”，声明决无增强中国抗战能力的意图，并严控“有害华北治安秩序”的行为。对日方的这种蛮横态度，英方竟然“基本同意”，仅希望日本驻军当局通过外交途径进行交涉，而不要由英方不承认的机构（指华北伪政权）出面交涉。对于这种毫无实质意义的软弱要求，日方自然不必拒绝了。7月29日签订的《有田一克莱琪协定》规定，英国限制华北的抗日活动，阻拒“抗日嫌疑犯”进入英租界，削减英国在华北的驻军等英方单方面承担的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