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大学竞争的发展论

比较，是人类进行认识的一种基本的思维活动。借助比较的思维方式，我们可以概括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揭示不同时代大学竞争演变的时代特征和要求，传承成功的经验，修正错误。现代大学是以西方学术模式为框架构建的，人们很难超出欧洲早期大学的范围追溯其起源。哈罗德·珀金认为：“一个人如果不理解过去不同时代和地点存在过的不同的大学概念，他就不能真正理解现代大学。”透过大学竞争起承转合历史的内在发展逻辑，可以不断提高大学竞争的实力和效益，大力推进我国高等教育的向前发展。

一、朦胧性：中世纪大学竞争的基本特征

教育史家所说的中世纪大学是指12世纪至16世纪欧洲产生的大学。其实，最早的中世纪大学诞生的准确时间很难确定，但史学家一致认为，大约在11世纪末12世纪初，大学就在欧洲出现了，到13世纪进入它的发展巅峰，最具代表性的最早的中世纪大学一般认为有五所，即意大利的萨莱诺大学、博洛尼亚大学、法国的巴黎大学和蒙比利埃大学，以及英国的牛津大学。至16世纪末，欧洲共有79所大学，其中不少发展成为现代著名的高等学府。

11世纪，当一群年轻的僧侣集中在中世纪的修道院中研究“一根针尖上是否可以站立着7位天使”时，他们不知道他们的行为会给整个人类文明带来怎样深远的影响。这种把聪明的年轻人聚集在一起，传授学习神学知识的方式却造就了大学的最初形态，它是黑暗漫长的中世纪里最伟大的遗产。美国的《生活》杂志把“大学”视为这一千年中最伟大的事件之一，因为“它创造了一个延续整个世界文明的场所，也培养了大量全面了解这个世界的智者”。

从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至15世纪、16世纪欧洲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之前，在这长达1000多年的时间，史称“中世纪”时期，在欧洲又称“黑暗时代”。中世纪大学在西方教育史和文化史上的地位是举足轻重的，中世纪大学不同于以往作为地区性教育机构的教会学校，它以传播知识、研究学问为目的，并以西方各国通用的拉丁语作为教学语言，所以可以不分国别、地域、民族和种族招收学生和聘请教师，从而具有跨越地区和种族的学术团体的地位。中世纪大学肇始便形成的开放性等特点，对活跃当时的思想文化活动，发展科学知识，促进城市的发展和繁荣，推动人类文明进步，以及为日后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奠定基础等方面都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可以说，欧洲许多国家近现代大学的一些主要特征和风格基本上源于中世纪大学，是在此基础上演变、发展而逐渐形成的。然而，中世纪的大学竞争在许多方面又不完全等同于近现代大学的竞争，正如法国著名史学家雅克·勒戈夫写道：“大学社团组织的起源，正如其他职业的社团组织那样，常常很难弄清楚。它们靠积累的成果通过每次都提供的可能的偶然事件，慢慢地组织成功。这些成果经常在事后才以规章制度的方式固定下来。”

由此，谢安邦教授认为，中世纪大学的起源绝非古代高等教育历史自我发展和逻辑演绎的必然结果，就此而言，它的产生具有很大的偶然性。但是，我们不能否认，即使是作为一个偶然性的历史选择，它也是特定社会背景下的产物。换言之，正是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才为大学的出现提供了一定的生成条件。

中世纪大学诞生于西欧黑暗时代的背景之中，形成和发展于简单商品经济阶段和教会刚刚从封建贵族制中获得解放的历史关节点上，在政教夹缝之间求生存，中世纪大学的创立不仅是宗教、政治斗争的产物，而且是商品经济作用于高等教育发展的一个公认的历史范例，但是，由于宗教在世界范围内拥有强大的势力和具有跨国性的特点，教皇往往凌驾于国王之上，大学实际上沦为宗教的奴婢，大学竞争的基本特征自然也难脱其轨。简单商品经济阶段，复杂人才和科学技术还没有“商品化”，大学培养的高级人才仍逗留在商品生产和流程过程之外，大学远离社会生活和生产的实际和需要，禁锢于“象牙塔”之中，因此，从大学校际竞争的角度看，这一时期大学有其自然生成性，中世纪大学竞争属于大学竞争的朦胧状态，没有形成明确的竞争目的、方向、组织形式、方式等。纵览中世纪大学发展和演变的轨迹，我们认为中世纪大学竞争主要有如下几方面的特点。

（一）宗教奴婢

中世纪大学是相对自治的独立办学机构，不仅拥有神秘的宗教气息，而且带着浓厚的政治色彩。在大学竞争的价值取向上，采取国家本位论和宗教本位论并存，以宗教本位论为先为重的态度。在国家之间、宗教之间，以及教派、教区之间，抑或说在大学与国家、大学与宗教或教派，或教区之间展开竞争。教皇、教区和国王均采取了既限制又利用、既拉拢又威逼的正反两面的政策。作为大学整体来说，始终处于既要争取独立，又要依附于宗教和朝廷的矛盾地位。宗教给大学带来财政收入的同时，又决定了大学的内容；朝廷给了大学许多特权，保护了大学，但又限制着大学的重大改革。因此，国家、教皇和教区与大学之间总是处于控制和反控制，对抗和反对抗的动态“平衡”之中。

中世纪大学是“为学习和研究某种学问而自愿结合起来的师生共同体”，即具有某种职业活动者的行会性质，师生按照行会的契约方式进行教学活动。在与官方和教会的巧妙周旋中获得决定和管理内部事务的较大自主权及某些“特许证”，改变了原来的私立机构游离于政府或教会的直接管辖之外的状况，通过“教授会”、“同乡会”等行会性质的学者组织，保护自己不受政府与教会过多的干涉，改变了大学属于政府机构一部分的状况，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封建主和教会对教育领导权的垄断。中世纪大学尽管享有的许多特权并不十分稳定，但是它毕竟刺激了各地大学的兴起，对于形成相对统一的标准、相对统一的办学模式和学术繁荣产生了积极的正面作用。

进入13世纪后，随着教会势力在大学中渗透的明显加强，大多数中世纪大学为获得稳固的财政来源和权力上的庇护，并有效地摆脱专制暴戾的地方政权，相继归顺于罗马教廷，文化教育由教会势力一统天下，宗教神学正如恩格斯所说的那样，成为惟一的意识形态，“意识形态的其他一切形式——哲学、政治、法学都合并到神学中，使它们成为神学中的科目”。大学坚持知识的传统形式，排斥一切新知识，从而被教会和国家用作维持现状的工具，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社会的进步和科学的发展。至此，大学已经开始沦落为宗教性的机构。大学在拥戴一个“慷慨大度”主人的同时，也付出了极其高昂的代价，因为“西方国家的知识分子已发展到一定的阶段，但是它却显然变成了教皇的走卒”，这标志着一个“独立的时代”满怀无私地献身于研究和教学的精神时代的结束。

（二）非功利性竞争

如果从市场经济演进的历史顺序划分经济形态的话，可分为简单商品经济、自由竞争市场经济、现代市场经济三个阶段。陈列教授认为，在中世纪，简单商品经济毕竟是一种在自然经济强大氛围中艰难生存和发展着的经济形式，自然经济的总特性决定了简单商品经济在自然经济下所固有的生产和交换、地域狭窄、市场不完整、竞争机制缺乏等特性。简单商品经济对高等教育的作用，在整个自然经济大环境中，显出三个特征。

（1）单向性。商品经济作为自然经济中的一个生产方式因素，对高等教育的产生与发展起着或多或少的作用，但高等教育却对商品经济发展几乎不起什么重大作用。

（2）偶发性。简单商品经济与高等教育发生的关系，伴有偶发性质。商品经济对大学的发生、发达确有重要作用，但这种作用只是多种因素作用合力中的一个方面。不能说凡商品经济发达地区必然地会使大学发生和发达。工商行会与大学组织形式之间，也并不存在一种必然的内在因果关系，而完全出于自然的模仿。

（3）局部性。简单商品经济下进入交换市场的只限于消费品，生产要素（生产资料、劳动力）还未成为商品，它的这种市场不完整性，无法将高等教育活动全面卷入商品生活中，它对高等教育的作用，只停留在表面上、外表上和形式上。

中世纪大学从一开始就企图把自己构建成“象牙塔”。这种“象牙塔”，一方面是大学表明自身对知识和精神追求的超然与执著；另一方面则是为了保护自己的权益，以免遭受外界的侵害。它包括学者自由地发表言论，自己管理大学事务等。由此可见，从中世纪大学开始形成的自治性和国际性的大学理念的“萌芽”，并不主要是社会需求的直接结果，而更多的是大学自然生成性质和自我保护使然。甚至，大学为了表明对知识和精神追求的超然，有时还着意通过自治去摆脱和抵抗社会需要的功利性诱惑。

（三）学科竞争的结果：由单科走向多科

中世纪大学对人类文化贡献的最为灿烂之处就是经院哲学，尽管经院哲学家们信奉《圣经》经文的权威，但他们把权威的规定同理性的法则结合在一起，以理性来解释神学，将神学科学化，在中世纪神学主导思想和文化领域的情况下，不能不说是一个进步。理性和科学尽管在当时成了宗教的婢女，但它所折射出来的光辉却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蒙昧主义的神秘色彩，它们的精神和价值与西方近代科学和文化传统的形成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

中世纪大学既有由教会出于传播和弘扬教义、培养高级神职人员和宗教的衣钵传人、巩固自身地位而创办的，如巴黎大学；也有由市民自发成立、后由政府或教会认可的，如萨莱诺大学。中世纪大学创立之初均为单科，如萨莱诺大学为医科，博洛尼亚大学为法学，巴黎大学为神科。由于教会对大学的控制，“以神学为首务，以古典学科为课程”，设有文、法、神、医四科，在四科中神科居支配地位，宗教目的为第一要务。文科属于大学预备教育阶段，隶属于其他三科。

同任何其他的行会组织一样，最初，中世纪大学也是由来自各方的学者自发组织而形成的，它能够存在并发展壮大的理由无非在于它提供的教学满足了社会的现实需要。罗尔夫认为：“严格说来，在1800年以前，大学主要从事的是职业教育，神学是为从事教职的人员提供的，它教人如何通过生活以拯救灵魂；而法学则迎合了人们处理俗务纠纷的需要；至于医学，自然是出于对健康的关注。”

虽然中世纪大学形成的以评析诠释古代典籍为主要特征的学术研究传统和教学模式，以及教学与学术研究、学术创新相结合的科学活动模式和职能，始终受到教会的严格控制和宗教神学的强大制约，但是，它仍明显地体现出了世俗化的变革特征和发展态势。

有研究认为，尽管这一时期大学宗教色彩浓厚，教学内容浸透神学精神，但是，中世纪经院哲学的范围却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地培植出唯物主义和尊重理性、尊重科学的花朵，并导致神学的日渐衰落。同时，随着医学、法学和文科在大学的传播，大学日益显示出与社会实际和需求更为接近的世俗性质。在一些不为教会直接控制的大学中，这种世俗色彩更为强烈。

在这种世俗氛围的影响下，中世纪大学的学科设置终于由一枝独秀的神科走向文、法、神、医四科并存，在一定程度上初步反映了当时社会世俗的实际和工农业生产的客观需要。

如果说中世纪建立大学的初衷，就是志趣相投的学者们追求知识，满足一种精神上的需要，以及为了世俗的目的，即“为了满足人口日益增长并且日益城市化的社会需要”，并且期望通过建立大学这样一种行会组织来寻求对其所作为的保护，由于这种对知识的探求是没有国界的，因此，当时的大学都是国际性的。……它不属于任何一个国家，也不承诺担负促进国家的责任。尽管当时像波洛那大学那样的以学生为中心的大学，还是以满足市场需要为世俗目标，但国家和社会对大学并没有主动提出什么需求和期望。

二、意识形态之争：近代大学竞争的基本特征

近代大学形成于17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叶，基于文艺复兴运动和宗教改革运动的基础之上，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为西方近代大学兴盛并形成体系提供了充分条件和制度保障，大学的发展由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欧美各国在加强国家对本国大学的干预、自然科学大举进入其中的背景下，通过改革古典大学、建立新大学和其他层次、类型的新型大学，逐步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大学体系和大学竞争方略。然而，几乎在历史的同一横断面，中国的高等教育史却出现了一个“断裂带”，致使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没有与西方的高等教育同步进入这一阶段。

（一）科学救国：近代大学竞争的内在动力

罗素指出：“近代世界与前几个世纪的区别，几乎每一点都能归源于科学，科学在17世纪收到了极为奇伟壮丽的成功。”

“大学在18世纪、19世纪早期还处于一种休眠状态。缺少一种切实的、在知识上的职责，强调传授已有的文化，严格限制发挥社会作用，所有这些都造成了动力上的不足。这个时期的教训可能是这样：大学不是科学与知识成就的必要组成部分”，“科学研究不在大学工作之列”，“大学在整个社会创造性智力生活中没有发挥出什么重要作用”。

而这期间（19世纪前）正是欧洲科学技术迅速发展，创造发明层出不穷的时期，大学并没有加入到这令人激动的创造洪流中，仍囿于培养少数人才和保持传统与现存文化的有限作用中。

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这两大平行发展的伟大变革运动，都对近代科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深刻的支配作用和广泛深远的历史影响。在某种意义上说，文艺复兴运动是西方中世纪学术复兴运动的继续和发展。她高擎抑神扬人的旗帜，冲击着宗教套在人类身上的精神枷锁，颂扬人、人性、人的能力和作用，使人性的自由不再屈从神性的奴役，最终为信仰与理性的分离创造了条件，使人类关于社会、关于自然和关于人自身的知识和学科都获得了空前的新生，并生气勃勃地发展起来。正如恩格斯所言：“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马丁·路德和加尔文的宗教改革运动，可以看做是人文主义运动的继续，但其规模更大，影响更为深远。从形式和制度上削弱了教会专制的社会基础，并为新兴的资产阶级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

尽管哥白尼、伽利略、开普勒、笛卡儿、牛顿、莱布尼茨这些著名科学家的成就都是在大学之外取得的，当时颇具划时代的科学——数学和自然科学也被排斥于大学之外，大学仍然是“自由教育”场所，而不是科学发现的基地。但是，这些伟大的科学成就毕竟极大地开阔了人们的视野，并影响着整个近代文化形态的形成。

而工业革命的到来，不仅加速了知识的分化进程，而且也极大的激发了人类对于科学知识教育的强大需求，引发了一场连动整个欧洲学术界的自然科学知识地位的深思和论争。特别是在工业革命最先发生的英国，经由以纽曼、阿诺德为代表的传统自由教育派与以赫胥黎、斯宾塞为代表的科学教育派之间展开的长期激烈的抗衡之后，自然科学教育终于在传统的大学教育里站住了脚，在其他新建的大学里，则得到迅速扩展。这是欧洲传统的大学教育观念在近代的一次巨大转折。从此，大学在科学“世俗化”的背景下，开始围绕着各种学科、各个专业、各门课程组织其教育形式和内容，展开了竞争。

（二）政教初步分离：大学竞争的环境保障

始于18世纪末的法国和美国的政治革命，宣布人人都应有政治自由；英国工业革命的兴起，使得人人都能从业，且闲余时间日益增多；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的进步，宗教对社会的影响力逐渐减弱，科学的社会地位和影响逐渐上升，科学知识精英开始取代传统的宗教知识精英成为社会的主导。为了顺应这些变化，维护本阶段的利益，英国资产阶级把目光投向了高等教育。但以牛津和剑桥为代表的英国大学却固守传统，注重理性培养和性格养成，排斥科学教育。为了扭转这种局面，英国大学采取了一条迂回的发展道路，在传统的大学之外建立专门实施科学教育的新大学和学院，出现了所谓的“新大学运动”。这些新大学效仿苏格兰的大学模式，以“市场”为驱动，具有收费低、入学要求低、不要求学生住校、排斥宗教教育、不注重知识的整体性等特征。这些新大学的产生危及英国高等教育几百年来形成的古典主义的教育传统，使传统的英式大学理想受到了严峻的挑战。与此同时，以斯宾塞和赫胥黎以及爱丁堡评论派为代表的功利主义和科学主义的倡导者，不断抨击牛津和剑桥的保守和封闭，要求这两所大学进行改革，废止宗教考试，把自然科学成果吸收到大学教育的内容中，设置自然科学的课程，并建立科学实验室。

总的说来，与中世纪大学相比，近代大学在组织结构和管理机制方面有很大改善，由学者的行会转化为由国家主办、资助和依法管理的社会机构，在许多国家，教师由自由讲学的学者变成国家公务人员，学校由远离社会的“象牙塔”转变成教学与科研结合，直接或间接为社会服务的场所。同时，近代大学的“跨国性”色彩也大大减弱，主张为本国服务，甚至为本州服务的政治本位论和工具论的价值观日益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