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天台宗由宗正、宗议会、总务院、监查院、元老院和参议院一直到各个寺院、僧众及信徒的三级组织体系，上下沟通、彼此配合，形成了一个从决策、执行到监督的完整系统，确保爱国佛教、生活佛教、大众佛教目标的实现，积极弘扬佛法，开展新佛教信仰运动。
中国台湾的慈济基金会则为主体系在家信众的教团代表。慈济成立后，实际上已孕育了不以传统寺院为分会会址的新型网络式组织结构，不依赖寺院并不意味着不要总部与教堂，其花莲本会仍以比丘尼为核心，下属各地分会、支会则都以在家的慈济委员为核心。佛光山在教团体制和内部管理上也是充分衡量了大陆十方丛林制、传统子孙制、管理人制、现代董事会制、日本佛教大本山制等体制的各种利弊，尽量扬长避短，初步创立了佛光山宗务委员会组织体制。本山住持对内综理一切事务，对外代表佛光山。采用住持制，偏向于权力的集中，这是为了贯彻星云人间佛教理念的需要，也是防止争权的摩擦，提高效率的需要。为了防止权力过分集中造成个人专断的弊端，故采用委员会制度加以制衡。宗务委员会下属的分、别院也采用住持制，为防止权力集中可能造成的腐败等弊端，佛光山的分、别院后来还采取了财权与管理权的分权制；为了僧众和合，防止传统寺院常有争权夺利现象，采用职事轮换制，使各职事在工作中都可以体会他职的苦乐。另外，佛光山系统还形成了一个惯例，即分、别院的住持，一般都不是该院的创建者。这样，可以防止常有的“恋栈”现象与权力专擅。[68]
在大陆，加强对寺院的民主法制管理也成为一种制度措施。中国佛教协会颁布的《汉传佛教寺院管理办法》第3条明确规定了要发扬“六和”精神，实行民主集中管理。住持的产生也建立了相应的规章制度，即：寺院住持，须根据选贤任能原则，由当地或上级佛教协会主持，经本寺两序大众民主协商推举礼请之；住持每届任期三年，连选可连任但不得连任3届。住持对外代表常住，对内统理大众。凡重要寺务，由住持召集班首和主要执事及有关负责人员举行寺务会议，集体讨论决定，[69]充分体现寺院管理的民主化、法制化精神。
4．社会参与的广泛性
在东亚现代化的过程中，随着威权主义的衰落，民主政治的发展，为人们积极参与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建设提供了广阔而自由的空间。宗教作为社会的一支重要力量，一方面在接受和适应急剧变化的社会环境带来的强烈冲击，另一方面宗教也在主动积极地参与社会，在这种参与中实现自身的现代转型，而且这种社会参与，从传统的慈善、教育卫生等向思想、政治、经济、文化、环保、人权、和平等方面不断扩展，具有广泛性、普遍性。
佛教参与社会，在20世纪前期还只是佛教界为维护自己生存的需要，当代佛教参与社会就不仅仅为了佛教自身的利益，而是立足社会以佛教本有的理念来引导社会，净化社会，显示出佛教人间化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其社会价值和意义更为深远。在日本，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立正佼成会以“变革世道”为宗旨的社会活动益发活跃。1969年在庭野日敬的倡议下，发起“创建光明社会”运动。在社会上广泛展开募捐、绿化、清扫、献血、慰问、交通宣传等活动。“唤起民众爱自然之心，爱人类之心，贯彻为人类服务的观念”。这一运动遍及日本40余个都道府县，颇有声势。[70]韩国佛教曹溪宗开办了东国大学医疗院、浦项医院、庆州汉方医院。太古宗开办了佛教般若医院等机构，向社会提供服务。圆佛教的慈善机构遍布大部分地区，其事业不限于救济，而在于以圆佛教精神指导参与社会，谋求社会改革、正义、福祉等活动。在大陆，佛教界坚持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原则，充分发挥佛教的功能，积极地参与到慈善、赈灾、捐学、扶贫等社会公益事业中。仅以武汉佛协为例，1996年以来为公益事业共投入764万元，为教育事业投入143万元，赈灾扶贫投入100．7万元，社会公益投入205．4万元，受惠数万人；为国分忧，为社会解难，共投入资金300万元，维修300多处房屋，受惠人数万余人，投入资金15万元，减免困难户租金10万元。[71]台湾佛教界在环保运动方面努力的成效甚好，他们成立关怀生命协会，保护野生动物、反赌博合法化，推动建立野生动物保育法、动物保护法等。通过广泛参与社会，佛教对一些社会的理念进行了重塑，对一些不合时宜的法律政策进行了解构，佛教适应社会、关怀社会、净化社会、引导社会的人世功能得到了具体的体现。比如，从惜福角度提醒人们人类资源是有限的，人类不能无限制地纵容自己的贪婪欲望。从众生平等的角度反观和检视以人类中心主义为理念的生态保育，从缘起法的万事万物相联系中，揭示人类无法独存于世，应该跳出本位，尊重生物的多样化，尊重所有的生命。从佛教参与社会运动来看，传统佛教那种一心念佛，不问世事、怕世事的软弱形象得以改观。[72]在香港也同样，例如当禽流感发生时，香港佛教徒立足于全社会利益考虑，自觉地暂停一向坚持的禽鸟放生活动。
5．弘法传播手段的科技化
与比较保守的佛教宗派相比，倾向于人间化的东亚佛教社团也更对现代信息传播媒介感兴趣，较早采取先进发达的广播、电视、广告、录像带、电影、报刊，现在更有网络、光盘、手机和MP3等新型的现代传播媒介，这些传播媒介为佛教的兴盛提供了强大的助力。
在日本利用电视传教成为一种普遍手段。宗教讲座、宗教仪规的示范到转播法会盛况，以及从宗教角度的道德教育、人生教育等，琳琅满目。阿含宗大量发行广告电视，其阿含星祭通过电视直播，可以到偏远的山村，那种集体狂热的宗教气氛的确能征服不少信众。孝道教团从1953年就设立东京、大阪等13个广播局，突出孝道乃佛教精神之根本。20世纪60年代后，星云在佛教弘传事业方面，开台湾科技传播先河，及时利用现代传播媒介进行通俗弘法。1979年8月，通过审查，佛光山率先制作了《甘露》节目，并与中华电视台签约播出，与官气十足的其他电视节目相比，其新鲜的不落俗套的内容立即受到了观众的欢迎赞叹。其后《信心门》、《星云佛学讲座》《六祖坛经》、《星云禅话》陆续播出，反响极为热烈。此后，佛光山创办了佛光卫视，慈济也成立大爱电视台。
进入90年代，网络、光盘等各类新型媒体很快被各个宗教团体用于弘法。一是数字化日本花园大学国际禅学研究所开始建立禅学典籍数据库，发行名为“电子达摩”的光盘；由日本全国各大学组成的佛典输入团体sAT正在建立“大正新修大藏经原典资料库”，采用xML和uMcODE处理文献。韩国海印寺从1992年初开始的《高丽藏》电子版已经全部完成。韩国东国大学计划将《韩国全书》及海印寺的《高丽佛教藏》翻译本，两大部共计划15万页的资料电子化。佛光山刻制了400万字的《佛光大经藏》光盘，其中还包括一部《佛光大字典》，具有很强的信息检索功能，输入关键词就能在浩如烟海的佛经中找到所需的资料。一些佛教网站如“佛网”还将佛经转化成FDA电子书，直接进行电子阅读。二是建立电子资料库。如台湾的佛学数位图书馆、大陆的佛教导航网站、国学网的佛学研究版。三是创办电子图书与期刊。台湾“中华”佛学研究所把全部学报上网。大陆则有佛教在线等上百个佛教网站。四是网络交流及活动。台大的狮子吼网站、大陆的网海莲舟、复旦大学的日月光华站的佛学研究都有相应的聊天室BBs论坛可以进行交流。宁玛咨询网站为四川省和西藏自治区交界处的女尼筹集道粮活动。[73]灵鹫山通过网络，把全台各地讲堂连在一起，对每周的禅修课程，实行同步互动。
在利用电子传播媒介的基础上，传统的文字传媒也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日本每个中型教团都有自己的机关刊物，都有上百万的销量，像创价学会的《圣教新闻》日刊，发行就有400多万份。立正佼成会的《佼成》月刊是130多万份等。[74]台湾每个教团基本上都有自己的刊物，大的教团办有多种刊物如佛光山出版的《人间福报》、《普门学报》等十几种报刊。香港佛刊也有十余种，像佛联会办的《香港佛教》创刊于1960年，延续时间最长。大陆的《法音》、《禅》、《净土》、《丛林》等也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
另外，宗教电影也很多，日本、佛光山等都拍摄发行过各自的宗教题材的影片，有故事片、宣教片、观光片和艺术纪录片等，这些电影艺术地利用声光音响等现代手段，具有很强烈的宗教感染力。日本的《集光》、大陆的《弘一大师》等影片都具有宗教艺术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