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佛教的人间化代表着宗教必须适应、关怀现代工商业社会的趋势，但佛教的宗教本质规定了其还有净化人间的要求，要警惕商业化和其他现代化带来的问题。
1．人间化不是商业化
在现代市场经济的社会基础上，作为文化的宗教也会受到市场运行规则的影响。佛教各宗派为了争取信众资源，也常常会运用市场经济的各种手段方法，面向公众吸引社会资源，为佛教所用。比如广告、公关、会员制等许多现代商业营销手段就常被各类佛教团体所运用，来吸引信徒。
在台湾，随着佛教人世倾向的深入，台湾佛教动作的市场化倾向日益显著，以至于有学者认为“台湾佛教各教团就像是商业化的宗教企业”[75]。这种倾向在大陆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也开始成为一种趋势，如嵩山少林寺商标被滥用或假借少林寺名义的某些做法就是表现。应该说，这些商业化的运作对吸引社会资源投入佛教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但是，在运行过程中，也要防止出现商品化的倾向，一是从动机而言，要防止出现借佛敛财，商业化运作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如果把手段当做目的，无疑最后会走向邪路歪道，以致不可收拾。如不少地方的企业也建起了寺庙，或者根本没有僧尼主持，或者把僧尼作为摆设，把本为宗教场所的寺庙当做旅游点或借机敛财的手段来经营。二是要防止过度的商业化。商业化手段是佛教适应市场经济时代的应变之策，对于扩大宗教市场固然有利，但是这只是方便的手段，在运用时应该时刻注意其负面影响，不能给人们造成当和尚可以发财的印象。经忏佛事更是历来被高僧大德所批评，恰恰为人间化的佛教社团所反对。三是净资的来源与运用也要公开化，十方来十方去，净资应投入社会公益事业、佛教文化传播事业。
2．坚持佛教的超越性
东亚佛教在人间化的进程中，最引起争议或误解的就是把人间化视作世俗化，尤其是在海峡两岸人间佛教实践中更是一个引起广泛争议的问题。[76]实质上，这些非议不过是当年梁漱溟批评太虚佛教改革的老调重弹而已。[77]梁氏批评之依凭，是据他对古代印度佛教与中国佛教的观察，佛法就在于向人的内心追求解脱，不必关注社会。而在他看来，太虚提倡的佛教改革丢失了这一超越性。此说不知，古代形态只是佛教适应彼时彼地社会与环境的结果，而“向内追求”只是佛教万千法门之一，佛教根本的超越性并非只能体现于这一趋向。其次，这种说法除了刻舟求剑，不知变通之外，大体上乃无效的循环论证，即本依据对古代佛教的观察，然后又说，凡不符他所观察到的古代佛教标准者皆非佛教，最后作证明的仍是此观察。但是，梁氏还有证据，那就是教界公认的“三法印”（即三乘共法）。
与此相应，太虚则认为，“本人观察佛法之五乘共法、三乘共法及大乘不共法，原为一贯”。“依法契理契机的原则，依佛法适应这现代的思想潮流及将来的趋势上，（是）因为人类在一个区域之中，一个时代里面，适应其现在的将来的生活，则有一种新的意义，便是契机的意思。根据佛法的常住真理，去适应时代性的思想文化，洗除不合时代性的色彩，随时代以发扬佛法之教化功用，这在四悉檀中叫做世界悉檀，即是佛法活跃在人类社会或众生世界里，人人都欢喜奉行。”[78]太虚抓住了佛教一贯的超越性，但仅从变通的角度论证，说服力不太强。
印顺进一步击中了要害，他从“三法印”出发，证明了梁氏之说属“破”解与“执”见。印顺说：“三法印——诸行无常性，诸法无我性，涅槃寂静（无生）性。因为无有常性，所以竖观一切，无非是念念不住，相似相续的生灭过程。因为无有我性，所以横观一切，无非是辗转相关，相依相住的集散现象。因为无有生性，所以直观一切，无非是法法无性，不生不灭的寂然法性。龙树论说：三法印即是一法印（真如）。如违反一法印，三法印也就不成其为法印了。”这是佛法超越的一贯性。他又说：“佛法的思想、制度，流行在世间，就不能不受着无常演变法则所支配。若把它看成一成不变的东西；或以为佛世可以变异，后人唯有老实的遵守，说什么‘放之四海而皆准，推之百世而可行’；或以为祖师才能酌量取舍，我们只有照着做：这就是违反了佛法——诸行无常法则的佛法。”印顺此语实际上依三法印，驳倒了梁氏反对佛教改革的“执”见。梁氏与印顺对三法印的解释完全不同。显然，任何不抱偏见的人都会承认，印顺对三法印的阐解更有说服力。
赵朴初居士则在强调人间佛教的优越性的同时，指出应发扬中国佛教农禅并重、学术研究、国际友好交流的优良传统。佛教要克服历史给予的污染。[79]
综合他们的见解，人间化的佛教无疑坚持着佛法旨在克服人类生死困惑的一贯的超越性追求，继承着佛法克服人性的基本弱点如贪、嗔、痴的一贯的超越性追求，继承着佛法救治人类造作的罪业的一贯的超越性追求。佛教人间化所要纠正的，是不能认清世运转变的“执死方治变症”，是不能适应已经与势将成为社会中坚的现代市民的超越性追求之冥顽不化，是佛法在适应印度种姓社会与中国宗法社会以及现代商业社会过程中难以避免的污染。因此，人间化决不能淡化佛教本有的超越性，相反，要以佛教超越性为导向去摄化世俗，尽一份净化社会功能，使现代社会健康有序发展。
3．防止个人修证的缺失及其负面影响
2001年，如石法师发表长文：《台湾教界学术研究、阿含学风与人间佛教走向之综合省思》，其洋洋万言的实质都归结到一点——人间佛教丢弃了佛教重修证之本。
其实，不管在宗教史上，还是与人间佛教理论对照，如石法师自以为能够驳倒人间佛教的主要论点难以成立。
首先，修行是所有宗教的共同特征。但应了解，古代比现代的修行之风更盛。从这点看，西方古代修道院林立与中国古代盛行的避世苦修如出一辙。当时，哪怕想在社会上稍做试验，以实践原始基督教、原始佛教的超越理想，都会遭遇世俗力量强有力压制。使世俗秩序神圣化的教派固然受尊崇，避世修行对世俗秩序也没有危害。所以避世修行是表面上不放弃宗教超越理想，实质上与世俗妥协的途径之一。中国帝王还对此多有颂扬，如有俾世道人心之类。避世修行表面上避免了世俗污染，但世俗对此的认同无宁说也属于一类巧妙的“俗化”。强调来世与“天堂”也是如此——构成宗教核心的超越理想被消磨在无形之中。身在人间，“俗化”原是难以避免的。值得注意的是，从西方宗教改革以来，重传教的趋势逐渐加强。中国近代天台宗的振兴，禅宗与藏传佛教在欧美的盛行都与重开拓性的传教有关。
第二，佛教之本在于追求慧解脱，禅修并非佛教的特色。参禅早在佛教诞生以前就有。一向压制佛教的婆罗门教也一向重视（广义的）禅修。佛教的禅修与观想、念诵一样，都是开慧借助的手段。太虚称“佛学即慧学”[80]，印顺说：“系缚我们的烦恼，必须用智慧去勘破它，而不能专凭定力。佛法重智慧而不重禅定，理由就在此。”但世俗少许散动慧解没有多大力量，着重佛法真慧依少许定力，“能断烦恼，了生死，这种为慧解脱。”[81]
第三，人间佛教必须重视修行。如果说此点在九年前提出更富有前瞻性的话，[82]那么，如今仍有很大必要。应强调指出，参禅是人间佛教主要的修持途径之一。由法界出版社出版的释性广《人间佛教禅法及其当代实践》及其反响表明了人间佛教已唤起的修行自觉。当代人间佛教的三位代表人物均很重视禅修与禅学研究，星云所著《星云禅话》、《星云说偈》等流通量很大，圣严所著《禅的体验》、《禅与悟》、《禅门修证指要》、《禅的生活》等，乃其所倡扬的人间佛教的重要方面。净慧提倡的“生活禅”更是在大陆得到广泛认同的人间佛教理念的核心之一。
人间佛教强调的修行还具有拨去神秘色彩的现代特征，不但释性广《人间禅法》对此作了充分阐明，圣严有关禅学著作也结合他“透过自己的经验，将释迦世尊以来的诸种锻炼身心的方法，加以层次化及合理化，使得有心学习的人，不论性别、年龄、教育程度，以及资禀的厚薄，均能获得利益”[8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