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佛教发生转机，最初由经济推动。自50年代到60年代初，台湾经济增长速度虽不慢，但“经济成长的成果大部分为人口增长所抵消”[35]。这一状况与佛寺增长数量相应。瞿海源、姚丽香《台湾地区宗教变迁之探讨》一文，曾提供台湾“历年每万人寺庙、教堂变迁趋势图”清晰显示：“有关中国传统信仰的寺庙在1971年以前，相对于人口的增加，数量上几乎毫无增加。”[36]自1961—1973年，台湾经济“起飞”，平均年增长率达10．1％。寺庙数也于1970年后开始显著增加，其中主祀释迦牟尼佛的寺院数量几乎直线上升。[37]而且，“佛寺较集中于都市及其邻近地区”，“多半还是仰赖教育较高的人口和非农业人口的支持”。“多数乡民自称信仰佛教却又不是真正的佛教徒，使得佛寺在乡村地区兴建的机会较少。”[38]但笔者对此现象的解释与作者略异。笔者认为，中国传统佛教的山林化趋向是很明显的，台湾日据时期四大门派也多据山林。都市佛教的兴盛是与台湾工业化进程相应的。具体来说，就是由于1961—1973年工商业发展的需要，大量农村劳动力进入城镇，失却了对宗法式家庭（在物质及情感上）与传统的祖先崇拜（在精神上的）依傍，产生了对新环境的强烈疏离感与相应的宗教归属需求。此时，他们转向并不陌生而且义理比祖先崇拜远为高深的佛教应属自然。当然，社会转折影响于宗教需求得有一个过程，这一过程相当复杂，至1970年后佛寺数才激增，就反映出其滞后性。不管怎么说，由于佛寺建造也需时间与财力，所以实际上并非在70年代，而是随着经济起飞，早在60年代后期，台湾佛教的群众基础与佛教界的力量就壮大起来。正因如此，1969年台湾省政府草拟了《台湾省寺庙管理办法》，函送省议会审议时，与天主教、基督教比较起来一向是比较“听话”的佛教界才敢于大声说：不！并使该草案无疾而终。自然，该草案规定的办法威胁到传统的住持对寺院财产管理权力应属引起教界普遍反对的根本原因。从“中佛会”的陈情书[39]看，佛教界对当局意图竟有全面空前的批驳。这一意外当会引起当局对宗教政策的重新考量。韦伯说：“统治的官僚总是一方面是广泛的、冷静的理性主义的体现者，一方面又是有纪律的‘秩序’和安定理想的体现者，并把它视为绝对的价值准则。”在力图控制宗教的同时“又看到它们作为驯服手段的可利用性，一般都是官僚体制的特征”。[40]父权性当局对宗教的控制与利用两手并用的意图是难以改变的，但这并不妨在特定时期侧重于特定方面。从台湾60—70年代情况看，纳入其为维护寡头统治出发的理性考量的因素除了各宗教势力大小及其政治态度外，至少还有两点：一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达，社会更趋于复杂，当局什么都管越来越力不从心，客观上需要多样化的自治性社团，包括宗教社团发挥更多作用，填补高高在上的政治机构与市民、农民之间的巨大鸿沟，这才有利于其所需的秩序与安定。二是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承认，台湾当局在国际上越来越感到孤立，而台湾佛教界的国际联系恰可借助。于是，当局佛教政策侧重点逐步从控制转向了利用。此前兆在1963年蒋介石召见白圣法师时已可见，蒋“指示”说，今后要和国际佛教界“多多联络”。1965年11月，蒋致电第一届世界华僧代表大会，更明确地寄予完全是政治性的“厚望”。[41]1969年“副总统”为“中华佛教居士会”颁发训词，1970年蒋氏又为二届华僧大会颁发政治训词……直到1977年严家淦接见释恒观等等，全出于此。白圣法师晚年的政治调门越来越高也与此有关。
尽管根本的转折尚未到来，但60年代后，市场经济迅速发展，社会转型带来的宗教需求激增，以及当局佛教政策的转向，这三大因素为星云法师勾勒的台湾佛教十五大变化发展奠定了基础。十五大变化即从日式受戒到三坛大戒，从传统的线装佛典到现代的精装佛典，从简陋的劝世标语到满街的佛教书报杂志，从山门才能听到的梵呗赞偈到现代化的佛教音乐会，从为一顿斋饭到为说法聆法而聚会，从诵经拜佛到读经开发慧解，从行善布施到教育化导，从仅为养老到育幼医疗，从经忏佛事到利生事业，从寺院作为膜拜场所、长生祠堂到成为讲堂教室，从山林修行到社会传教，从自修自学到聚众研修，从各守宗派到普遍融和，从等级森严到僧信（指居士）平等，从本土佛教到世界同宗。[42]一句话，三大主要因素为台湾佛教从传统的自我封闭、隔离走向与社会融和，走向现代化奠定了基础。
大陆宗教政策的松动起始与经济发展关系不大，主要与国际形势有密切关联。[43]1969年，苏联多次侵犯黑龙江珍宝岛及新疆边境，中苏关系极其紧张。出于摆脱苏联威胁，进行国际战略调整的考虑，1971年4月中方展开了“乒乓外交”，以试探美国。7月，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首次访问北京，中美关系开始“解冻”。这一历史性的突破，牵发了一系列事变。首先是同年9月，对此持不同政见的林彪在叛逃苏联途中摔死，中共内部坚持极“左”意识形态一元化的势力遭到极大削弱。历史的钟摆开始向文化多元方向摆动，这无疑有利于佛教在大陆复苏。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取得在联合国的席位，使毛泽东确信了其国际战略调整策略的成功。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北京，并签署了有名的“上海公报”。9月，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问北京，签署了“联合声明”，宣布中日邦交正常化，中外民间的文化交流活动也随之展开。同年，中国佛教协会的部分活动应接待国际佛教人士访问之需而恢复。如1973年4月，在赵朴初与正果法师的陪同下，以大河内隆弘和菅原惠庆为首的日本佛教访华团朝拜了五台山玄中寺。1973年5月，日中友好宗教恳谈会代表团访问苏州，政府有关部门召集了明开法师、安上法师等8位僧人接待。接待国际佛教人士的准备工作，成了地方政府与僧人一起修缮寺院的契机，已经流散的僧尼在开初，也由此获得政府有关部门的重视。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其核心人物张春桥主张的“全面专政论”的实质，就是在国家已控制了个人一切生存资源的前提下，还要以毛泽东晚年思想一统文化领域，甚至人的“灵魂”。谁敢说不，株连九族为轻，所有亲朋都不免涉险。正因如此，同年“四五”运动中骤然成百万人走上街头，转天就隐入了地下。可是历史好用其治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揭批“四人帮”运动正是如此。揭批“四人帮”运动至少透露出三大信息：
第一，“四人帮”与毛泽东晚年思想是分不开的，否定了毛泽东晚年思想后，习惯于追随权威的国人应信谁呢？人们开始用自己的脑子思考。这为僧尼四众播下的善种破土发芽吹来了早春气息。例如在山西，28岁的赵殿进于1976年就走上了寻师出家之路，本来善信在在都有，但过去哪里敢支持？在此时却都能出手相助。在众人帮助下，他在1977年被大同云冈的藏通法师收留，翌年依原平楼烦寺灵普法师正式剃度，法名慈环，号广济。这位70年代尚罕见的青年出家人后被推为五台山金阁寺住持。
第二，既然“四人帮”被彻底否定，那么，就应肯定反对“四人帮”的“四五”运动，就必须为因参与“四五”被迫害、入狱的人平反，逻辑上也蕴含着必须为前此许多被冤枉、被迫害的佛教界人士昭雪。涉及政治的人士尚如此，不涉及政治，仅因信仰遭压制的僧尼居士于是首先得到“解放”。紧接着，1978年2月，十世班禅、巨赞法师先后被释，参与了中国佛协的领导工作。
第三，毛泽东制定的一些基本政策仍维持，而其定下的对外开放政策尤其被强调。1978年3月，在上述背景下，“镇江前任市长戴瑛”约茗山法师“谈话”说：“镇江准备今年内对外开放，接待外宾与华侨。金焦北固等名胜古迹的历史情况，请你编写这类资料。”[44]各地名僧大多由此开始被启用。
种种迹象，都昭示着大陆佛教恢复的根本转折点即将来临。
（二）自主开放时代（20世纪80年代至今）：主流奔腾，百舸争先
进入80年代，台湾“中佛会”权威开始式微，各大自主性教团力量日益壮大。主体为僧伽的自主型教团当以佛光山为典型。虽然有的下属寺院还以团体会员身份挂在“中佛会”支会、分会名下，但实际上早已只听本教团指令行事。1975年，佛光山召开第一次信徒大会，可视为独立的一个信号。其后佛光山就“设立了‘佛光山宗务委员会’，以及确立了‘总本山’的领导地位”[45]。至于1990年2月召开的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只是使这一体制正式得以确认、完备罢了。主体系信众的自主型教团则不妨以慈济为代表。慈济成立后，实际上已孕育了不以传统寺院为基地的新型网络式组织结构，不依赖寺院就意味着不必一定要成为“中佛会”团体会员，最多也就与“中佛会”保持一定联系而已。实际上，慈济的架构也完全与“中佛会”并行，除花莲本会以比丘尼为核心外，下属各地分会、支会都以在家的慈济委员为核心。
1987年台岛“解严”，成为佛教进入完全的自主开放时代的契机。从此，各自主性教团总数与其成员数量都成倍、成十倍地增长。佛光山在1981年举行开山十五周年典礼时，约有十万人参加，场面已十分壮观，但恐怕这已接近其当时能动员的信众的最大数量了，其中无疑还夹杂着许多观光客。如依国际佛光会对下属每个分会会员人数的规定[46]，那时如果要求设立分会，分会数也不大可能超过80个。可是到1991年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成立，同时成立的分会总数达326个，即扩张了10倍。根据1997年的统计，佛光会会员总数已近120万，即起码是1981年人数的12倍以上。慈济基金会的数字化管理更提供了其会员增长的精确数据，至1987年底为止，即使借助建立花溪慈济医院产生的极大影响，其会员总数也不过102000人，[47]但逾年就翻倍，至1990年已达1050000人，1992年更达2700000人。根据流水号统计（不排除重复）至2002年达8000000人。如此的增长，在封闭依附时代是完全不可能的。
在大陆，1978年5月，舆论针对华国锋提出的“两个凡是”方针，[48]掀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从而公开证明了毛泽东的错误，毛泽东偶像就此走下了神坛。但毛泽东较重视宗教研究，曾在60年代作出批示，当时的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因此得以成立了世界宗教研究所。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会议强调的“实事求是”方针，体现了在各方面包括管理宗教事务上，将推行务实政策。新政策的重心为团结与大力调动宗教界人士的积极性，为工、农、科技与国防现代化（四化）贡献力量。于是，中国佛教协会会务重新启动，一批寺院首先恢复。1980年冬，中国佛教协会第四届全国代表会议的召开成为中国佛教史的新起点。1983年，中国佛教协会第四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进一步提出了提倡人间佛教思想，发扬中国佛教农禅并重、学术研究、国际交流三个优良传统的指导方针。地方各级佛协与居士林也得到恢复、重建、新建。相对来讲，不少地方的居士林显得更有朝气，如上海、宁波，但现有团体与居士数量间仍不成比例，个别几百万人口的大城市都未建立相应组织。[49]此外，从世界佛教徒友谊会第十四届大会开始，中国佛协派出代表团出席了其各届大会，还在北京承办了世界宗教和平会议理事会会议。1987年，中国佛教协会第五届全国代表会议召开。1993年，中国佛协召开了第六届全国代表会议。2001年5月，赵朴初逝世。几经曲折，2002年9月，中国佛教协会召开了第七次全国代表会议，领导人员实现了新老交替。80年代以来，尽管还存在着历来就有的滥收徒、滥挂单、滥传戒、滥做经忏“四滥”“故态复萌”[50]；相当一部分佛教徒信仰淡化，戒律松弛；地方佛协过多地把精力放在佛教恢复工作，对民俗信仰引导不力等不尽如人意之处，但恢复重兴的规模、速度空前。仅从无锡地区（包括宜兴、江阴两市）看，1980年仅有广福一寺得到恢复，至2001年，已有经批准登记的合法佛教活动场所113处。[51]与受毁灭性破坏之前的1958年（不含宜兴、江阴）7个活动点相比，佛教的恢复发展不可谓不惊人。从1979年茗山法师回到镇江焦山定慧寺任住持时仅五位僧人，事事处处还受政府园林管理处等牵制，到1992年该寺管理已实现财、人、物全自主，并恢复成为江南规模最大的丛林之一的事实看，[52]由于历史原因造成的由政府管理部门主导已经逐步向由佛教界自主管理寺院及合法宗教活动场所、自主举办佛事活动与社会慈善事业过渡。
当然，两岸佛教的自主程度、性质仍存在着不同，但只要自主性能够发挥，许多事由人民团体做会比由行政包办更好，像“慈济”那样，“发觉政府（负责赈济人员）的黑暗面”，在富有经验的委员指导下，通过虔诚的志愿者调查，确定真正需要救济的对象才发放，此后还要“透过定期复查，增添或删减救济的金额”的做法，是台湾当局绝对做不到的。[53]所以，自主时代也就是开放时代的到来。在新的时代，两岸佛教在各方面都呈现了新面貌。
1．政教关系：80年代以来，两岸政教关系都有很大的改善。这一趋向在台湾的主要表现为：首先，台湾当局利用佛教以达自身政策目标一般不再用赤裸裸的要求方式提出，而改用有意访问某一佛教团体或机构以表示其意图。如1988年4月，李登辉访问花莲慈济医院。次年，给证严法师颁发“慈悲济世”匾额，以表达当局对佛教团体致力于社会慈善救济事业的导向。1990年4月，“内政部”长许水德甚至专门拜访“中佛会”常务理事与天主教总主教，“吁请发挥宗教力量，维护社会治安”[54]。其次，政党领袖利用出席重大佛教活动的机会，力图向影响大的佛教社团表示亲善姿态，以争取倾向佛教的选民支持。其三，有关宗教或宗教教育的事务管理的改革举措，采用事先公开征求宗教界意见或召开宗教界人士座谈会协商的办法。如1991年12月，“内政部”与“教育部”联合举办宗教教育座谈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