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三面红旗”，刘少奇在口头讲话中是这样说：“总路线”是完全正确的，只是在执行中有偏差，注意了多快，忽略了好省；对“大跃进”的解释也有一些片面性，比如说，产量每年翻一番，要从一个历史时期来看，“大跃进”还应该继续作为我们全国人民努力奋斗的目标，我们应该坚持下去；“人民公社”是有前途的，还是应该办的，只是搞得太急，未经过典型试验就全面推开了。随即，刘少奇话锋一转，又总结说：“三面红旗”，我们现在都不取消，都继续保持，继续为“三面红旗”而奋斗。现在，有些问题还看得不那么清楚，但是再经过5年、10年以后，我们再来总结经验，那时候就可以更进一步地作出结论。从这个口头讲话看，刘少奇对“三面红旗”的肯定很勉强。尤其是最后的总结，说“我们现在都不取消”，“经过5年、10年以后，我们再来总结经验，那时候就可以更进一步地作出结论”。这话让人疑惑，难道5年10年后，就要把“三面红旗”取消？毛泽东所说的“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如果我们现在不注意，不进行斗争，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中国会要变成法西斯专政”，是不是指此？不得而知。
与刘少奇讲话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两天后（1月29日）林彪的讲话。林彪首先肯定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随后说：“在困难的时候，我们更应该加强党的团结。我想，事情千千万万，项目多得很，而最大的、首要的，是党的团结。同那些个别问题上的得失比较起来，同那些临时性的问题上的得失比较起来，我们宁可保持党的团结，保持我们党的队伍的一致。”“在困难的时候，我们应该更加依靠、更加相信党的领导，中央的领导，毛主席的领导。这样，我们才更容易克服困难。而且事实证明，这些困难，在某些方面，在某种程度上，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如果听毛主席的话，体会毛主席的精神，那么，弯路会少走很多，今天的困难会要小得多。”“毛主席的思想总是正确的。”“我个人几十年来体会到，毛主席最突出的优点是实际。他总比别人实际一些，总是八九不离十的。他总是在实际的周围，围绕着实际，不脱离实际。”“我深深感觉到，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的干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出毛病。”“我们党几十年来的历史，就是这么一个历史。因此，在困难的时候，我们党更需要团结，更需要跟着毛主席走。”林彪的这个讲话说得很艺术，也可以说很精彩，一方面通过反复讲“团结”，点出了刘少奇等人同毛泽东的分歧，警告人们不要“破坏团结”，一方面大耍诡辩论，把国家困难的屎盆子反扣到“不尊重毛主席意见”和“毛主席意见受到干扰”的方面去了。毛泽东当场充分肯定林彪的讲话，说：“林彪同志讲了一篇很好的讲话，关于党的路线，关于军事方针。我希望把它整理一下。给你一个星期、半个月，整理一下。”这是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唯一一个称作“很好”的讲话。
七千人大会闭幕后，刘少奇曾情绪很激动地说：“‘大跃进’错误严重，这次总结经验是第一次。以后每年要回过头来总结一次。总结一次，修改一次，一直搞它10年，最后做到这个总结符合实际，真正接受经验教训，不再犯‘大跃进’的错误为止。”“三面红旗可以让人怀疑几年。”话里话外，似乎刘少奇认为七千人大会的总结“不符合实际”，没有“真正接受经验教训”。刘少奇还说：“历史上人相食，是要上书的，是要下‘罪己诏’的。我当主席时，出了这种事情！”这些话，说得很重，也颇有些无奈又不满的意思。
不久，刘少奇在“西楼会议”上又自喻是“非常时期大总统”，说：“国民经济到了这种状况，在国外总统就要宣布废除宪法所赋予的权力。”这里，虽然刘少奇追究的是自己的责任，但人人都知道，最大的责任者是毛泽东。
毛泽东、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以及会议前后的分歧，表面上看是各讲各的，没有正面的辩难，但因为涉及到重大责任问题，明里暗里的冲突时隐时现，两人产生了微妙的难以言传的隔阂。但就当时而言，主要的仍然属于对国内政治经济形势、对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对严重经济形势产生的原因等等的工作认识上的分歧。
五、“包产到户”问题，思想路线上的分歧
在七千人大会前后一年左右的时间里，农业中的“包产到户”问题，是毛刘分歧中的又一个重要政治问题。
“包产到户”是一种统称，实际包括60年代初在农村中形成的以家庭为主要生产单位的生产责任制。包产到户最初出现在粮食和饥饿问题非常严重的安徽，并得到安徽省委的支持。安徽实行“包产到户”时间是在1960年，其形式是：在计划、分配、大农活、用水管水、抗灾等方面统一管理（“五统一”）前提下，实行“包产到队，定产到田，大农活包工到组，小农活（田间管理）包工到户，责任到人，超产归己”政策。这个政策是农民自己搞起来的，甫一实施，就得到农民的广泛拥护。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安徽推行这种包产到户是要承担很大政治风险的。所以，从1961年1月到3月，安徽省委就此问题向中央做了谨慎的报告，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还以个人名义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报告和信的内容都是反复声明这不是“包产到户”，更不是分田、单干，而是“定产到田、责任到人的责任制度”。同时说明：通过试行，实行这种制度的好处是“责任明确，人人争取高产，避免了单纯挣工分，不讲质量，不关心产量的现象，社员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大大提高”。还说明：经过分析，这种制度只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一种管理方法，并没有改变生产资料的所有制，也没有改变产品的分配方式，不会出现两极分化，不会加重社员的私心，等等。
1961年3月，在广州会议期间，曾希圣再次向毛泽东汇报了安徽省实行的新的农业政策，并在大会上作了发言，介绍具体做法。当时，毛泽东表态可以试验。于是，河南、广西、湖南、浙江、陕西、甘肃、贵州等省部分地区也很快出现了形式略有差异的“包产到户”。据统计，当年，安徽有百分之八十，全国有百分之二十的农村，先后实行了包产到户。且这一政策当年即见效，对尽快恢复农业生产、扭转国民经济困难局面产生了明显的积极作用。
中央农业工作部部长邓子恢非常重视这个问题，两次派人到安徽农村进行调查，调研结果当然是广大农民拥护包产到户政策。包产到户后，农民为了多打粮食，交完公粮，有所剩余，不饿肚子，全家人起早摸黑地下地劳动，成为普遍现象。有的群众说：包产到户后，越干越有奔头，最好一辈子都不要再变。一些基层干部甚至上书中央领导人，上书毛泽东，申明“责任田”的优越性，呼吁推广“责任田”。其中中共安徽省太湖县委宣传部干部钱让能上书毛泽东，保荐“责任田”办法时，他根据自己在基层工作的切身体验和实地调查，指出太湖县百分之八十至九十的农民群众拥护责任田，并理直气壮地说：“站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大众这一边同呼吸，该不能算是尾巴主义吧！——坚定地站在人民群众这一边，这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根本立场问题。”
当时的其他党和政府高级干部许多都是主张实行包产到户的。时任中南局书记的陶铸，1962年4月到河南检查工作时，提出借土地给农民自耕，有的同志认为这样做可能导致资本主义。陶铸生气地回答说：“如果这也叫资本主义，我宁可要资本主义，也不要饿饭、死人！”
在这种情况下，1962年5月9日，中央工作会议期间，邓子恢提出：既然农民有包产到户的积极性，那就让他们搞，自留地、饲料地、借冬闲田、自由市场等，也可以适当放开或扩大，在一定范围内扩大小自由没有危险，总之不要超过总耕地的百分之二十。主要的生产关系还是集体所有制，干部是我们的，国家主要的经济是我们的，加上百分之二十的小自由，就变资本主义呀？那就把资本主义看得太厉害了。
刘少奇当然是赞成包产到户的。他一贯主张在农业生产中一定要实行劳动生产责任制，农业劳动“要有一定的自由，太集体化了不行”。但由于毛泽东不在北京，所以主持会议的刘少奇非常谨慎地没有对邓子恢提出的上述问题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议进行讨论，也没有表示自己的明确态度。6月下旬至7月初，陈云就“用重新分田的办法刺激农民生产积极性、恢复农业产量问题”，在北京分别与刘少奇、周恩来、林彪、邓小平交换看法，取得了基本一致意见，那就是可以包产到户。杨尚昆曾经从北京打电话给在外地的田家英说：“总理，要我问你一下，可不可以把农村的私有部分放宽一些？”刘伯承还说：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这是说的打仗，一切看情况，打赢算数。现在是恢复农业生产，也要看情况。
7月初，受毛泽东委托，带领调查小组到湖南调查农村情况的毛泽东的秘书兼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的田家英回到北京。田家英本来是不赞成包产到户的，但他率领调查组，经过几个月的调查，在认真听取并思考了农民群众的意见和呼声后，得出包产到户在当前具有优越性的结论。然而，当他兴冲冲地到上海向毛泽东汇报时，却没有得到毛泽东的赞同。原来，七千人大会后，毛泽东到上海、山东、杭州、武汉等地视察，听到一些地方负责人讲的都是形势去年比前年好，今年又比去年好，比较乐观。所以，毛泽东对田家英说：包产到户是一种后退，反映了落后群众的要求。我们是要走群众路线的，但有的时候，也不能完全听群众的，比如要搞包产到户，就不能听。回到北京，田家英又向刘少奇汇报自己的意见。汇报刚开了头，刘少奇就打断说：现在情况已经明了了。接着就提出关于实行包产到户的主张，说应当使包产到户合法起来。田家英问：“少奇同志这些意见可不可以报告主席？”刘少奇说可以。这次谈话说明，刘少奇经过较长一段时间的考虑，再加上当时许多党和政府高级干部持赞同意见，认为实行包产到户的条件已经成熟了，并且希望得到毛泽东的支持。
但是，出乎刘少奇意料的是，几天以后，毛泽东回到北京，不但不同意包产到户的主张，而且严厉批评了田家英，并问田家英：是你个人意见，还是其他人意见？田家英为了不在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造成裂痕，违心地回答是个人意见。陈云面见毛泽东，建议采取责任田办法。毛泽东当面未表态，第二天即传出，毛泽东很生气，严厉批评说，分田是单干，是瓦解集体经济，是修正主义。
对于刘少奇，毛泽东当然更不满意。对形成如此众多的支持包产到户的局面，毛泽东认为刘少奇有直接的责任。同样是在毛泽东刚刚回到北京的7月上旬，刘少奇面见在中南海游泳的毛泽东，在游泳池边，两人谈话时，毛泽东首先指责刘少奇对中央这么多人主张单干“压不住阵脚”，质问刘少奇“为什么不顶住？”刘少奇到游泳池面见毛泽东，本意是为受毛泽东批评的田家英、陈云做解释工作的，所以首先说：“陈云、田家英是在党内谈意见，不违反组织原则，他们有想法跟你讲，没有错。”毛泽东说：“不在组织原则，而是谈的内容！他们都找了你，邓子恢吵了那么久，西楼说得一片黑暗，你急什么？” 刘少奇情绪激动地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毛泽东也激动地说：“三面红旗也否了，地也分了，你顶不住？我死了以后怎么办！”随后，刘少奇首先冷静下来，提出“三面红旗不倒，人民公社不散，高指标不搞，公共食堂不办”等建议。毛泽东也平静下来，同意继续调整经济。
尽管田家英违心地表明主张包产到户是自己的个人意见，但通过上述对话，刘少奇支持包产到户的态度明白无误地表现出来了。
由此，毛泽东判断已经产生了一股单干风，越往上层风力越大。从7月中旬开始，毛泽东多次批评包产到户，不直接批刘少奇，但严厉地批评邓子恢、田家英，还组织对“单干倾向”进行批判。在7月下旬到8月中旬的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和随之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预备会议和正式会议上，更把批判“单干风”作为主要议题之一，集中批判“单干风”。毛泽东讲道：“1960年以来，不讲一片光明了，只讲一片黑暗，或者大部分黑暗。思想混乱，于是提出单干，全部或者大部分单干，单干、集体两下竞赛。据说只有这样才能增产，否则农业就没有办法。单干势必引起两极分化，两年也不要，一年就要分化”，“赫鲁晓夫还不敢公开解散集体农庄呢！”“有些同志一有风吹草动，就发生动摇，那是对社会主义革命没有精神准备，或者没有马克思主义”。毛泽东还用阶级分析观点分析“单干问题”，认为农村中还有地主、富农、反革命残余，小资产阶级（农民）又分为富裕阶层、比较贫的阶层和中间阶层，既然存在这些不同的阶层，就必然存在不同阶层的矛盾。还说：“国内主要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富裕农民讲加入合作社是祖业被共产了，他想他的过去。”“分田到户，首先拥护的是富裕中农。”“一搞包产到户，一搞单干，半年的时间就看出农村阶级分化很厉害。有的人很穷，没法生活。有卖地的，有买地的，有放高利贷的，有娶小老婆的。”“国内的阶级斗争，也就是究竟搞社会主义，还是搞资本主义，斗争的时间相当长，100年以后还有这个问题。”
“单干风”从何而来？毛泽东认为根源在党内：“单干从何而来？在我们党内，有相当大部分小资产阶级成分，包括农民，其中大部分是贫下中农，但有一部分是富裕中农出身，或者本人是富裕农民，也有一些知识分子，家庭是城市小资产阶级，或者是资产阶级子弟，还有封建、官僚、反动阶级家庭出身的。有的人对社会主义革命缺乏准备。”
用阶级分析方法分析各种问题，是毛泽东的法宝。但在我们党内高级领导干部中，特别是像刘少奇、周恩来这样家庭出身的，不在少数，一查阶级，许多人就不合格。在毛泽东眼里，单干风有这么大的市场，与这些家庭出身不好的高级党政干部是分不开的，中国已经面临了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了。所以，毛泽东指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从现在起，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毛泽东的讲话形成批判“单干风”的一边倒形势，中央还转发了江苏省委《关于立即纠正把全部农活包到户和包产到户的通知》和河南省委《关于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几个典型材料的报告》，认为包产到户归根到底“是要走资本主义道路，是企图使资本主义在农村复辟，实质上是反党反人民的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邓子恢担任部长的中央农村工作部被撤销，调邓子恢任国家计委副主任。“文化大革命”中邓子恢因此遭迫害致死，1981年方获平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