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听水磨这个名字，就知道是南方的专利，似乎和干旱缺水的兰州沾不上边儿。但是，有一条大河硬让南方的专利投资到了北方，就如同她把南方“筒车”搬到自己的家里一样，而且就在她的身边“吱溜溜”地转了起来。这条大河，就是黄河。
据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记载：公元536年，东罗马帝国卫戍部队的首领贝利萨留将带有水轮的磨安装到停泊在罗马台伯河边的船上，磨出了面粉，解决了士兵的吃饭问题。如此看来，罗马人才是发明水磨的鼻祖。罗马人发明水磨的时候，正是中国历史上的北朝，这时候，离开通丝绸之路的西汉已经几百年。水磨很可能是通过丝绸之路传入兰州的。
兰州的明朝肃王府就有三架水磨，明肃昭王《观船磨诗》曰：“一板隔深渊，双轮夹小船。势长冲急碨，水正系孤舷。波浪随消长，机关自旋转。薰风堪遣兴，夜雨却惊眠。用尽人间巧，心中未晏然。”从明肃昭王充满赞美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的水磨是何等的壮观。
清光绪时张国常在《重修皋兰县志》卷十八《古迹上》记载：“拂云楼（今市委招待所所在地）俯临黄河，楼下舣船二只，中置石磨，外设板轮，水激轮旋转而磨自转，面罗亦拨以轮，不用人力。其制创自前明。同治初犹存，今废。张家河湾尚有仿造者。”从张国常的记述可以看出，虽然拂云楼下的水磨在光绪时已经废弃，但兰州其他地方的水磨并没有绝迹。但令张国常没有想到的是，直到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兰州黄河两岸仍然有水磨不辞辛苦地劳作着。
1934年夏，上海《申报》记者陈赓雅来兰州采风，在西固新城黄河岸边意外地发现了一简易的水磨。他在所著的《西北视察记》中写道：“抵新城，避暑黄河边，见一水上磨坊，建筑简易，构思可取。”1935年夏的一天，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邵元冲赴河西考察路过兰州，在金城关下的白马浪中惊讶地发现了一正在运转的水磨，其随从立即拍照，后刊登在邵元冲所著的《西北揽胜》中。
兰州水磨的兴起离不开黄河，滔滔不绝的黄河水是它用之不竭的动力。大多数水磨是被装在船上的，船被绳索及锚将其泊定于水流湍急的黄河岸边。船体较宽，在船上建有船舱。船舱内正中置一石磨，上扇石磨被固定，下扇石磨之下置一水平齿轮。磨左右两舷各开一孔，孔中插一横木，横木正中置一垂直齿轮，使之与石磨齿轮横直咬合。横木两端穿出左右舷，端上各置一具木轮，轮缘与轮轴之间镶嵌板叶，称板轮。类似风车的板轮半沉入黄河水中，水流冲击板轮，横木随之跟着转动，引得齿轮旋转，带动下扇石磨旋转，轰隆隆飞速转动的石磨便将小麦、谷物等粮食磨得细烂。大多数水磨还同时配有水罗，也是根据同样的原理制成，用来筛罗水磨磨下的面粉，经过几道循环工序，最后的面粉就非常细腻了，完全可以用来拉“拉条子”，蒸“白面馒头”了。
兰州水磨是当时较为先进的动力工具，有平轮、立轮和船磨之分，在兰州地区使用广泛。明代有93盘，清道光年间有265盘，1941年有215盘。兰州水磨除加工面粉外，还用于榨油、造纸、酿造等行业，可以说用途广泛。
水磨在兰州地区的销声匿迹，与农业电力机械的兴起有关，当电动“钢磨”、“碾米机”等高效机械一路杀来时，水磨默默地选择了退役。如同它的兴起一样，它知道自己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当年的迅速崛起，是因为自己省工、省力等诸多优点受到了兰州人的青睐。它清楚“后生可畏”，它也明白“后来者居上”的道理，毕竟，“优胜劣汰”是大自然无情的规律。
水磨离开我们的生活已经很久了，但许多老兰州还是非常地怀念它。据说，水磨磨出的面粉比现代机械磨出的面粉味道更香，色泽更鲜，风味更纯。虽说如此，我们却没有确切的证据证明这一点，可能是现代工业的污染让人们产生恐惧心理，也可能是老兰州的怀旧情结。
沙田地里孵出“金蛋蛋”
溥惠渠、兰州水车的相继建成和应用，使兰州农业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就预示着遍布兰州的几条大河冲击而成的河谷盆地即将告别无水吃的历史。但是，黄河、大通河、湟水、庄浪河、苑川河等河流两岸的川台盆地只占兰州地区耕地总面积的28％，而分布在永登东南部、皋兰全县及榆中东北部的大量山坡、平川地却占耕种地总面积的四分之三。这就意味着如果不充分利用这些占绝对优势的山坡、平川地的农业价值，单凭几条大河的盆地地区，想振兴兰州的农业，简直就是痴人说梦话。但是，这些山坡、平川地远离大河溪水，干旱少雨，蒸发量又大得惊人，要想让它长出庄稼来，比公鸡下蛋还难。
可是，兰州秦王川有个叫张三的人却发现了一个惊人的秘密，随着这个秘密的公开，兰州人惊诧地发现，原来这个沙田地里不仅长出的麦子又白又细，筋骨好，尤其长出的西瓜，贼溜溜的大，蜜糖似的甜，拿到市场上，很快就被抢光了。卖出的价钱也高得惊人，瓜农们亲切地称为沙田里孵出的“金蛋蛋”。
大约二三百年前，秦王川遭遇了百年不遇的大旱，从春种到收割，没下一滴雨星星，田地里的禾苗已经枯萎，河水干枯，土地干裂，空气中到处弥漫着灼人的热浪。心急如焚的庄稼人绝望了，望着绝收的庄稼地号啕大哭，不少人携儿带女逃往他乡。有一天，一个叫张三的农民路过一块坡地，惊讶地发现在一沙石堆里一丛绿油油的麦苗正长得旺盛。张三惊呆了：别处的禾苗都旱死了，为什么这里的麦苗长得这么旺盛呢？他觉得有点不可思议，想弄个明白。他拨开上面的石头，发现下面是一层沙子，刨去沙子才露出土壤，竟然潮阴阴、湿漉漉的。张三恍然大悟，原来这丛麦苗长得这么旺盛，完全是这堆沙石保墒蓄水的缘故。得到这个重大发现，张三兴高采烈地回家了。
时间一晃就过去了，冬天到了。大家因为今年的一场大旱伤透了心，再也无心务习庄稼，只有张三甩开膀子大干。张三辛辛苦苦地在自家的田地里施上底肥，然后掘地背沙，铺在田里。大家都好奇地来看热闹，都笑张三傻。第二天春天，张三又不辞辛苦地播下了种子。
这一年，又是一场大旱，别人家的庄稼都旱死了，只有张三的沙田大丰收，四分地足足打了二百来斤粮食。
消息传出，曾经讥笑张三的老庄稼主动前来取经请教，张三不好意思地说：“原先没有成功，只能自己悄悄试验，现在成功了，我的秘密也该公开了。”诚实的张三毫不保留地将自己的成功秘诀告诉了乡亲们。乡亲们得到他的真传，也学着他的样子种起庄稼，居然也都成功了。后来，沙田就逐渐在永登、皋兰等地普及了，甚至远离兰州的河西地区也利用沙田技术种起庄稼来。不仅种小麦，也种瓜果蔬菜，而且经验越来越丰富，产量越来越高，面积也越来越大。
以上故事只是一个美好的传说而已，但沙田是劳动人民为战胜干旱少雨及盐碱不毛之地而创造的旱农耕作方法，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虽说沙田对抗旱保收、提高产量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是沙田地的缺陷也是显而易见。它的寿命短、劳动强度大、破坏生态环境、恶性循环等是它的致命弱点。因此，民间有“苦死老子，富死儿子，穷死孙子”之说。如何能让老子、儿子、孙子及其子孙后代全都能轻轻松松走上致富之路？恐怕唯一的出路，还是将沙田重新改造，改造成旱涝保收的水浇地。因为，这才是造福当代，惠及子孙的康庄大道。
一渠惠水忘不了张心一
明朝人修了溥惠渠，段续爷创制了兰州水车，紧接着，张三发现了沙田耕种技术，这三件事，可都是兰州农业史上的大事。紧接着，民国年间又一个人干了一件大事，这个人叫张心一。张心一曾经留学美国，满怀“雁过留声，人过留名”的远大抱负，他做人的宗旨就是干“大事”，干“实事”，干“造福百姓的积德事”，因此，无论他走到哪里，他做人的原则就体现在哪里。
张心一学的是农业，是甘肃籍的农业经济学家，曾任金陵大学教授，他也是我国近代农业统计与土地利用及水土保持的先行者之一。他回到兰州后，看到兰州农业基础差、底子薄，尤其看到光秃秃的南北两山，更是心急如焚。这给见惯了青山绿水，且有留学背景的农学家极大的刺激，与此同时，他也敏锐地感觉到兰州大地将是自己大展宏图、施展才华、实现自己远大抱负的战场。
张心一首先将目光锁定在兰州市红古、西固区河嘴、平安、达川一带。这里曾经是杂草丛生的荒滩，老百姓靠天吃饭，生活很苦，就连吃水也得到几里外的河边去驮，但这里有兴建人工自流灌溉渠的条件。1941年，张心一主持甘肃省建设厅的工作，任甘肃省建设厅厅长，他决心服务于桑梓，造福子孙，解决红古区达川、平安、河嘴一带的农业用水问题，督修完成了湟惠渠工程。
据《甘肃文史资料选辑》26辑《湟惠渠的过去与现在》介绍，湟惠渠于1938年由经济部拨款，派工程司（工程师）王力仁（河南柘城人，曾留学美国、英国、日本，学习水利工程）测量、设计湟惠渠。1939年完成工程招标，并动工开建，王力仁为主任工程师。
由于当时旧政府的腐败，再加上修渠的经费枯竭，不到一年就半途而废了。张心一主持湟惠渠工程后，好多人都劝他不要接这个“要钱没钱、要利没利”的“烫手山芋”，但张心一知难而进，硬是顶着压力，接下了这个“烫手山芋”。他亲自出马，研究设计，勘测工地，筹集资金，经过紧张施工，终于于1942年建成了全长31千米、灌溉面积近4万多亩的湟惠渠。湟惠渠对当时的兰州农业，尤其对的红古区、西固区而言，可以说是一个了不得的贡献。工期之长，耗资之多，受益面积之大，对当时的政府来说，也是想也不敢想的事，但是张心一却成功了。尽管张心一对湟惠渠工程的顺利竣工尽了建设厅长应尽的责任，但他起了关键作用，他的恪守职责、任劳任怨的精神是令人敬佩的。
1985年8月的一天，年近九旬时任中国农学会顾问的张心一老先生重返兰州，在红古区参观了由他主持兴建的湟惠渠。这时候的湟惠渠已经完全变了模样。一碧万顷的沃野荡漾在湟惠渠两畔，绿色盈眼，阡陌如织，一派田园风光。如不是远方的皋兰逶迤，还真的以为到了江南水乡。张心一老先生看到这一渠哗哗流的惠水，看到这块丰衣足食的土地，感触颇多，当年的不毛之地，如今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看来自己当年的选择没有错。
一位当年跟着张心一修过湟惠渠的农民告诉他，他家今年的蔬菜收入3000多元，瓜类收入2000多元，苹果、杏、梨收入也有1000元以上，口粮还不算在内，日子比前几年好过多了。最后，这位农民握着张心一的手感激地说：“我们今天能过上这样幸福、丰裕的好日子，多亏了党的富民政策，也多亏了这长流不尽的一渠惠水！更要感谢您张厅长！”
张心一的眼睛湿润了，自己只是尽了作为农业工作者应尽的义务，老百姓却忘不了。时至今日，他才理解为什么段续爷宁愿倾家荡产、宁愿豁出自己的老命也要造出兰州水车，造福一方百姓的情怀！
兰州水文站，忠于职守的黄河哨兵
黄河是滋润兰州人的母亲河，同时也是刁蛮任性的“灾难河”，它不但是兰州农业的救星，也是兰州农业的克星，它曾经就多次制造“灾难”，使兰州的农业深受其害。
据《兰州市志》记载：东汉顺帝永和六年（141年）秋，金城河水溢出30里，淹没民房、田禾无数；元仁宗延祐元年（1314年）夏，金州霖雨致水灾，淹没田禾；乾隆十八年（1753年），兰州大雨，黄河泛涨，冲毁房舍田地甚多；嘉庆十三年（1808）闰五月二十四日，兰州暴雨3日，黄河水淹没东滩、什川堡37个村庄；道光三十年（1850年）秋，黄河暴涨，兰州、金县沿河诸滩田产、房屋淹没甚多，灾民无处栖居。15日后，水始退；光绪三十年（1904年）六月一日至六日，连日大雨，黄河水暴涨，流量达8600立方／秒。兰州桑园淤塞，河水逆流，淹没东郊18滩，漫及城周。下游淹没什川、条城沿河一带，田地房屋损失极大，灾民多达万余人……以上数据，只是黄河水灾的一小部分，但却令人触目惊心。怎样才能摸清黄河暴戾恣睢的坏脾气，并及时发布信息，做到防患于未然呢？兰州人就专门成立了这样一个机构，日夜监视黄河的一举一动，这个机构，就是成立于1934年7月的兰州水文站。
兰州水文站起初是由黄河水利委员会设立的，站址在晏公庙（今滨河路省军区干休所院内西北角）内。1934年10月由甘肃省气象测候所代办，后改名为兰州水标站。主要任务是测验黄河的水位、流量、含沙量、输沙率等。1941年，黄河水利委员会收回兰州水文站，办公仍在晏公庙。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非常重视水文工作的重要性，特将自力路80号（今白云观东侧）一个院落分配给水文站。1950年，在黄河水利委员会的要求下，兰州水文站在中山桥南头东南处盖起一座二层观测房，虽然面积较小，但却很实用。
1953年，根据治理黄河的需要，兰州水文站“补充新鲜血液”，增加了工作人员，改名为兰州水文分站，管理黄河石嘴山以上的各水文站，并设测验组，负责兰州河段的测验工作。
1954年，兰州炼油厂建厂，黄河水利委员会特在西固设专用水位站，以确保兰州炼油厂的安全。同年设立西柳沟水文站，中山桥处改为兰州水位站。
1956年，由于滨河路扩建，兰州水文站搬迁到王保保城23号，同时改名为兰州水文总站，兰州水位站迁至桥门街35号。
1967年，西柳沟水文站因断面变坏，重新迁回中山桥，与兰州水位站合并为兰州水文站。
1975年，在永昌路北口黄河边建成一座独特的三层小楼，这便是今天的兰州水文站。
兰州水文站从开站至今已经70多年，几十年来和黄河朝夕相处，已经摸透了黄河的脾气，多次发布旱涝警报，对人们整治黄河水患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可以说是黄河的“晴雨表”。正是因为这个“晴雨表”，才使兰州遭受大水灾的机率大大减低。新中国成立后的几次黄河大水，都是因为兰州水文站的及时预报，才没有造成历史上那种惨不忍睹的大灾难。
如今，兰州水文站依然悄悄站立在黄河边，像一个忠于职守的哨兵，警惕地注视着黄河的一举一动。当你沉浸在黄河风情线美丽景色的时候，也许对眼前那不起眼甚至有点折煞美景的水文站不屑一顾，但是，我们的社会不正是无数像它那样毫不起眼、默默无闻、埋头苦干的社会脊梁在支撑吗？
“农业噩耗”的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