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个曾经喊遍大江南北的人定胜天的豪言壮语，曾一度把兰州乃至全国的农业吹上了天，吓得当时的美帝国主义胆战心惊，汗流浃背。可是，真到了“纸里包不住火”的一天，兰州人和全国人民一起，才猛然发现是自己骗了自己，而且骗得很惨。原来发现家里早就没米下锅，全家人只能靠挖野菜充饥了。
这是大家曾经熟悉的一幕，这一幕至今仍让好多人记忆犹新，永世不忘。这是一个深刻的教训，一个由于土地政策的失误造成的灾难性教训。如果我们把它再延伸一点，把它放在整个国家的动荡和土地政策的走向上看，我们就可以发现国家的稳定与否、国家土地政策的正确与否，是决定农业命运的关键。
纵观兰州农业历史，秦汉的“屯田”制，促使农业生产飞速发展；隋唐百姓的安居乐业，使兰州成了“地皆粳稻、桃李柳榆岑蔚”的富庶之地。而东汉末年，天下大乱，兰州满目荒凉，户不满五百；到了元末，社会动荡加剧，兰州地区饥荒严重，人民流离失所，土地大部荒芜，无人耕种；1929年，兰州地区爆发的大饥荒更是触目惊心，据当时的甘肃省政府主席刘郁芬给南京国民政府的密电称：“连年天灾兵祸，田庐漂没，村落焚毁，树皮草根俱已食尽，人相争食，死亡枕藉，山羊野鼠，亦别啖罄。既乏籽种，又缺耕牛。度日不遑，失时难计，虽有沃壤，终成石田……”这是作为一个政府官员的秘密电文，考虑到他自己的“政绩前途”，他的电文肯定掺了不少水分，实际灾情可能要严重得多。从以上事实可以看出，国家动乱不仅是整个社会衰退的根源，更是农业生产的浩劫。
社会动乱是造成民不聊生的祸根，但土地政策的失误同样可以造成灾难性的后果。兰州市于1953年完成土地改革，农业从半封建制度桎梏下解放出来，真正实现了“耕者有其田”。但是，由于刚刚摆脱了封建剥削，底子薄，资金短缺，农业生产困难重重。因此，党和政府领导广大农民组织起来，走互助合作的道路，并于1956年完成农业合作化，彻底摆脱了小生产所有制，走上了社会主义轨道。从1953至1956年，全市粮食总产量平均每年递增26．2％，可以说是前途广阔。但是，好景不长，从1955年开始，“大干快上争上游”的激进思想开始抬头。1958年终于掀起了“大跃进”运动，农村到处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无雨大增产，大旱大丰收”的战斗口号，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指标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一夜之间刮起了“共产风”，全部“实现”人民公社。这一“大跃进”，打乱了农业合作社的经营管理体制、劳动组织和社员生产、生活方式，打乱了按劳分配、等价原则，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从1959年开始，农业经济陷入困境，1960年爆发的“大饥荒”至今使人不堪回首，那是令人心悸、令人切肤心痛的记忆。1961年，全市粮食总产量下降到解放前1949年的水平之下。可是，这样的恶梦仅仅是个开始，更大的灾难降临了。从1966年起，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使农业基础遭受巨大损伤。农业集中兵力统一的经营体制和平均分配方式压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阻碍了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商品率的提高。上述几次大的政策失误，导致全市农业长期未能摆脱自给、半自给性传统农业的落后状态，农业生产徘徊不前，甚至倒退。
兰州农业的希望是从1978年开始的。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改革农村经济体制，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及一系列搞活农村经济的政策，使兰州农业生产重新发展起来，初步构筑了适应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农业新的体制框架。在搞活农产品流通领域的同时，因地、因时制宜，有计划地调整农业结构，改变了多年“以粮为钢”的单一经营模式。在稳定粮食作物播种面积、提高产量、增加总产的前提下，实行宜林则林、宜牧则牧、宜渔则渔的灵活多样的经营方式。在适宜发展经济作物的地区，扬长避短，发展具有地方特色的名优产品（比如兰州的白兰瓜、百合，永登玫瑰等）、建立农业商品生产基地，使农业生产由单一的小农经济向大规模商品生产转变。与此同时，大力发展乡镇企业，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了出路，扶植发展多种经营，支持工商农运（运输）建（建筑）服（服务）综合经验，从而突破了单一集体经济的所有制结构，形成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格局。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大幅度提高，结束了主要农产品长期短缺的历史，全市农村从总体上进入由温饱向小康迈进的新时期。
兰州农业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农业的兴衰同社会制度和生产关系的变革休戚相关。只要坚持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遵循客观的经济、自然规律，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进一步完善农村经济结构，建立开放的市场经济，兰州的农业必将一路春风，取得更大的成就。
农业科技进步，从“代田法”开始
兰州农业科学技术的应用源于东汉末年汉献帝二十年（215年）金城太守苏则推广的中原较为先进的耕作技术“代田法”，代田法使兰州“其岁大丰收”；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兰州道台彭英甲在贡院巷创办农业实验场，次年在小西湖设立农业实验外场。
到1915年初具规模，进行小麦、玉米、高粱等远地引种及施肥、灌溉、作物栽培等多种实验；1928年在黄河北庙滩子设立农事实验场，后因战事停办；1938年，在雁滩成立甘肃省农业改进所，下设农艺、园艺、防治病害虫、保土及农业技术推广等专业组；1941年，成立雁滩农业技术推广试验区、皋兰农业实验场、张家寺农艺总场。皋兰、永登、榆中三县成立农业实验推广所，作为全省农业技术推广县，推广优良品种、防治病虫害、增施肥料、改进堆肥及人粪尿处理方法等农业技术。
兰州解放后，原有的农业科技机构基本保留下来，1954～1962年，农业科技在农业发展中作用明显。从1966年开始的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使农业科技遭受重大损失。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兰州各地相继建立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把实验、示范、培训、推广等几个核心环节有机结合起来，将土壤、肥料、种子、栽培、植保等各项技术综合应用于生产。1989年以来，兰州市政府为科技兴农、加强农机服务体系，确定“完善县一级、加强乡一级、延伸村一级”的指导思想，形成全市上下相通、左右相联，比较完整的农机服务体系，使农业突飞猛进，取得了很大发展。
土壤是农业生产的根本，摸透土壤的特性是农业生产发展壮大的关键。但是，从1949年以前，兰州对土壤从未作过详细的调查，对它的“脾气”一点也不清楚，只是一哄而起，要求它糊里糊涂无节制地哺育奉献。新中国成立后，通过两次系统普查，基本查清了兰州土壤的类型、分布面积、理化性质、生产性质、增产潜力及其主要障碍因素，为合理开发、利用和保护土壤资源，进行农业区域规划和指导农业生产提供了科学依据。也就是说，我们可以针对土壤的基本情况，要求它“科学哺育”。既可以让它哺育下的孩子们茁壮成长，又可以学会自己“保养”，让自己永远年轻，永远容光焕发。摸清土壤的脾气后，兰州人对症下药，立即对它“规劝诱导”，对它进行“改良改造”。比如对它实施的“深耕改土”、“改造中低产田”、“轮作”、“复种”、“间作、套种”、“混作”、“歇息”等方法，使其产量稳步增长。
“庄稼一朵花，全靠肥当家”，这一句至理名言说的是肥料在农业生产中的作用。肥料既是土壤的“化妆品”，也是它的“营养品”。兰州农村施用和积制农家肥的历史悠久，农家肥主要指人畜禽排泄物、各种杂草、农作物秸秆、枯枝落叶等。兰州地区施用化学肥料较晚，20世纪40年代才开始实验，20世纪40至60年代推广应用，20世纪70年代普及，20世纪80年代以后，主要以化学肥料为主。化学肥料主要指氮肥、磷肥、钾肥和微肥，在各类肥料的使用上也颇有讲究。例如底肥以有机肥为主，种肥播在种子附近或混合施播，追肥主要补充和满足植物生长期的养分等。各类肥料的科学施用，使兰州地区的农作物产量大增，极大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快速发展。
“母壮儿肥，种壮苗强”“一粒良种，千粒好粮”，这是说种子的重要性。农作物种子的优劣决定其产量的高下和品种的质量。但兰州地区长期以来只靠自选自和临近居民互相交换的方法推广良种，这种长期“近亲繁殖”的恶性循环，最终导致品种退化，产量不高。
20世纪60年代和80年代的两次农作物品种普查，筛选了一批适宜兰州地区耕种的优良品种，同时，种子的检验、检疫工作也有条不紊地开展起来，对兰州地区的良种繁育和推广应用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病虫害对农业生产的危害也不可等闲视之，它对农业生产的危害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唐德宗兴元元年（784年）出现虫灾：“是岁蝗遍远山，草木无遗，惟不食稻，大饥，道殣相望”。兰州地区对农作物有害的因素很多，其中的病虫害和杂草、田鼠危害较大。
兰州地区的病虫害防治主要从民国开始，1941年和1947年两次较大规模的防治小麦黑穗病拉开了病虫害防治的序幕。新中国成立后，对植保工作更加重视，尤其改革开放后，更是加大了对植保的科学管理，成绩斐然。曾经让许多人耳熟能详的“四害”、“六六粉”、“敌敌畏”等名词至今让人记忆犹新。可以说，当时“全民皆兵”的植保战役的确取得了实效。
农业机械的进步可以说是兰州农业科技进步的一个缩影。从新石器时代的木石等原始农具到封建社会传统农业时期的“二牛抬杠”再到新中国成立至今的“机械半机械化”的新式农具，可以说是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原始农具主要以石铲、石刀、石磨盘、陶刀、骨铲等为主，生产效率很低；传统农具主要以犁（二牛抬杠）、耧、锄、铁锨、镰刀、棒槌、扫帚、木锨等为主，装运工具主要有马车、背斗、筐等，农副产品加工工具主要有石磨、石碾等，提灌工具以兰州水车和水挂子最有名。上述农具及生产工具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大部分仍在使用。解放至今，是兰州传统农具向机械半机械化飞跃发展的阶段。1951年推出解放式水车；1952年兰州建成6．6千伏农电线路，首次用电动机抽水灌溉；1953年推出新式步犁，皋兰什川以柴油机为动力抽水；1958年推出架子车、畜力胶轮大车、引进苏联产54型拖拉机、仿制改制汽车15辆；1966年永登引进铁牛——55型拖拉机、上海产工农——II型手扶拖拉机；1971年推出手摇拌种机。
1989年以后，各种新型机械更是层出不穷，尤其是联合收割机的使用，使兰州农业生产从机械半机械向全面机械化迈进了坚实的步伐。
随着机械化程度的加快，兰州也出现了农机修造、农机修造机构，如原兰州制造局停产军火后改造农具；兰州人民机器厂生产解放式水车；兰州力车厂生产各类人、畜力车；兰州柴油机厂研制成功敦煌“LC195——15”型柴油机；兰州农业水泵厂生产水泵等。
科技进步离不开教育，兰州的农业教育始于晚清，农业生产管理机构则始于汉代的“屯田”制度。兰州农业教育的蓬勃发展主要是新中国成立以后，20世纪50年代到20世纪80年代，兰州市大力发展农业科技教育事业，建立健全了各级农业教育科技服务体系，20世纪90年代至今，实现了农业教育与机构的正规化和制度化，在实现农业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从晚清在甘肃举院创办“农林学堂”（甘肃官立中等农业学堂）开始，入民国先后创办了兰州农业学校、国立西北技艺专科学校、兰州市农业大学、兰州市农业机械化学校、兰州市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与农村应用技术广播学校、兰州园艺学校、农业（职业）学校、甘肃农业大学及各类农业技术培训班，极大地促进了农业科技水平的不断提高，推动了兰州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快速转化，使兰州农业取得了有史以来的巨大成就。
从“救命水”到“致富水”的艰难抉择
说起秦王川，兰州人不禁会眉飞色舞，自豪地说：“那可是咱们兰州的粮仓呀！”可是，这是“引大入秦”以后的事。
秦王川位于兰州北部，包括永登的秦川、古山、西槽，皋兰的西岔，景泰的正路等地区，总面积2300多平方千米。秦王川是个山间盆地，北部和东北部为东祁连山的摺皱带，东、西、南面是黄土丘陵区，这里地势相对平坦，土地肥沃，但却是一个异常干旱的地方。
这里年平均降水量为276毫米，蒸发量却高达1900毫米。由于干旱少雨，这里以前是基本上不长庄稼的荒滩，却生活着近30万人口，可以说，这里的生活环境远远超出了人类生存的极限。尽管这里是张三发现沙田的地方，而且后来沙田地也占到耕地面积的80％，但是，这里仍然是甘肃省最干旱最贫穷的地区之一。
沙田地的确曾给秦王川带来了无限生机，它对抗旱保收、提高产量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是，它的致命缺陷也很快表露出来。它寿命短、劳动强度大、生态环境破坏严重，尤其它的恶性循环，更让秦王川人苦不堪言。因此，秦王川人急切盼望着“苦死老子，富死儿子，穷死孙子”的悲剧不再重演，热切地盼望着有朝一日能种上一劳永逸的水浇地。也许，这只是秦王川人的一个美好的梦，可是谁也没有想到，这个美好的梦竟然在公元20世纪末成为现实。
据说秦王川名称的来历，与薛举有关。隋朝末年，天下大乱，金城校尉薛举乘机起兵，于大业十三年（617年）称兵割据，自称“西秦霸王”，建元“秦兴”，定都兰州（庄严寺为其故宫，今兰州晚报社）。薛举雄心勃勃，在很短的时间里很快占有今甘肃临夏、青海乐都、青海循化及陇山以西的大片土地，军队发展到十三万人。大业十三年（618年）七月，薛举在金城称帝，后迁都天水，改称“秦帝”，然后挥师东进，打败秦王李世民，并联手突厥攻取长安，然而，临出兵时却突然暴病身亡。
相传秦王川就是因为薛举在这一带驻军屯垦而得名。有些老年人还记得秦王川的中心五道岘曾建有“秦王庙”，庙内有薛举的塑像。这里还传说，每逢雨过天晴的时候，天空就会出现“秦王城”，并显现出激烈的撕杀场面。老辈人迷信地认为是薛举在为自己鸣冤叫屈，发泄心中的怒火，据说他的突然暴病身亡，是中了秦王李世民的暗箭。传说归传说，其实“秦王城”的出现，只不过是在沙滩上光线经过不同密度的空气层发生显著折射时，把远方的景物显示在空气中的一种“海市蜃楼”现象而已。
